茅盾文学奖颁布 五位获奖作家中三位来自江南

被称为“史上角逐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昨日下午尘埃落定，从252部入围作品提名出十部长篇小说，最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摘得桂冠。

从1982年首届茅奖颁奖算起，这项长篇小说大奖已经走过了33个年头，是国内现存历史最久的文学奖项。从诞生起，茅盾文学奖一直饱受争议，几乎每次评奖都会被人质疑不公平。自上届茅奖首创实名投票制以来，质疑声不断减少，从上届的毕飞宇、刘震云、莫言到这届的格非、苏童、金宇澄，都被读者公认为一流作家，而茅盾文学奖依旧是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

本届五位获奖作家中，江南作家占了三位。新京报采访了三位江南作家，请他们谈属于自己的文学灵感，得到的关键词有这几个：古典小说、传统汉语、江南水土。也许，南方之魅，就藏在古中国深处。

本届茅奖有“三多”

参评数量多

据说中国每年会诞生5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而四年评选一次的茅盾文学奖在这一届评选出了252部作品，比2011年的第八届多出74部。从今年5月15日参评作品目录正式公布起，评委们需在三个月内看完这252部长篇小说。

力推“新人”多

在总共252篇长篇小说中，不乏贾平凹、王安忆、严歌苓等名家。而不少往届“茅奖”得主有新作参加评选，如贾平凹的《古炉》和《老生》、刘醒龙的《蟠虺》、王安忆的《天香》、刘心武的《飘窗》等，但未能入围提名作品。这些候选作品的落选，或可见茅奖力推“新人”的用心。在提名的十部作品里，你可以看见70后作家徐则臣的身影，而上海“爷叔”金宇澄，更是凭借一部《繁花》横空出世，成为“当红炸子鸡”。

江南作家多

五位获奖作家中，王蒙，河北人；李佩甫，河南人；格非，江苏丹徒人；苏童，江苏苏州人；金宇澄，上海人。五位中，江南作家占了三位。翻看前八届的奖项得主，像本届这样的情况，是第一次。

这当然是个巧合，但人们又说，任何偶然性中总蕴含着必然性，我们无意用地域性为文学、为茅奖进行任何人为区分，但对于这三位江南作家的写作天地，总有好奇心。江南的潮湿水汽，是怎样滋养了他们的文学气质？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

《江南三部曲》格非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边风景》王蒙花城出版社

《生命册》李佩甫作家出版社

《繁花》金宇澄上海文艺出版社

《黄雀记》苏童作家出版社

格非

作家谈

格非

古典小说是我写作的养分

以前我得鲁迅文学奖时就说过，得了奖很好，我花了那么多年写这个“江南三部曲”，能够得到评委一致认可，当然很高兴，这对我今后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么多年读小说，读下来还是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妙不可当，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体小说如

《水浒传》、《金瓶梅》，我是情有独钟的。我的个人创作从古典小说里找到了非常多的养分。中国是一个极有历史感的国家，但当下的人们对历史的淡漠意识正在蔓延，我觉得要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变迁，读历史非常重要，而章回体小说的来源其实就是史传类作品，比如《左传》，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的起源，不去涉及史传类作品是不行的。等我完成了这个长篇，我还是会继续钻研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中去。

金宇澄

金宇澄

《繁花》就是传统汉语小说

《繁花》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它的扩散效应。虽然它是一部吴语风貌的小说，但我并不是想推广沪语，所以我会对《繁花》进行语言上的反复改良和沟通，一句上海话，一句普通话，这样铺陈开来。

我的初衷是，把《繁花》写成一部不是上海人也能看的小说，我以前在东北生活了8年，我看多了上海和外地的隔阂与误解，很多是由于语言引起的。在当下写作普遍用普通话进行的境况中，文学的个性在消失。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文本个性是尤为重要的东西，这和我做文学编辑有关，每天要看大量的小说，如果我自己写小说也按照大家写长篇的套路进行，没有什么意思。要建立文学的辨识度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义。我自己也会鼓励很多作者，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思考和对话，乃至构建文学创作，那样会形成一个鲜明的文学特征。

我从一个文学编辑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是写给作者看的。《繁花》其实是“旧瓶装新酒”，看起来是旧式话本的底子和框架，实际上它的内容是新的。这是和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我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说要概括它的辨识度，我会说《繁花》就是一部传统汉语的小说，非常中国化。当下，我们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影响和教育，在西化熏陶下我们的生活语境中，却冒出来了这样一本传统的汉语小说。汉语从“五四”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毛尖说我的小说没有“的”这个普通话产生的助词，她原以为我写上海必须要用很多“的”，但最后并没有。这就是本土文字语言的特征。

而我所说的传统，其实是指传统话本，或者说是“话说”，就像旧式苏州说书先生，不论是宋元还是近代的小说都是话说体的，《繁花》就是有这样的底子。

苏童

水土培养作家的文学气质

我写长篇小说是一次朝圣之旅，路途漫长，苦痛相随。你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大昭寺，都是终极之地，把这个概念幻化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终极之地就是那一部你还未完成的完美而抽象的作品，这是我写长篇的意义。写短篇，我享受的是轻盈的过程，这些年我这么喜欢写短篇，但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的“野心”还没有实现，即使《黄雀记》得了茅奖，我的野心还是没有实现，我不认为它是完美的，我还是觉得有一部完美的长篇在招呼我。

我和格非非常熟，我在苏州长大，但我父母的老家和格非的老家之间就隔着一条江，我和格非很近，血缘上几乎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笑)。以往茅奖得主确实比较多都是北方作家，但这次茅奖得主里江南作家有三位，我觉得这当然是个巧合，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水土也会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

南方的文学气质是一种缓慢的滋养人的过程，江南文化中蔓延性的东西在塑造一个作家的文字气质。《黄雀记》就有一种忧郁的南方气质，讲述了一群“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罪与罚”，但这样的主题是我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自己概括的，并非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