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一)
现代通俗文学界定小议
从几个维度看现代通俗文学的界定内容摘要：现代通俗文学是与新文学并列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都属于现代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新文学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
对它的界定，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要从它的现代性、它的通俗性、它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几个方面作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关键词：现代通俗文学新文学界定现代通俗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一种形式，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很难分析其真实的价值。
长期以来, 以“鸳鸯蝴蝶派”为标志的现代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逆流”[1], 以被批判的身份存在于各种文学史中。
我们要恢复现代通俗文学的真实面目，就需要做好其现代通俗文学的界定。
既然它作为现代文学的一种形式，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其现代性、通俗性和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哲学不同的方面进行界定，得出一个基本的概念。
一、从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把握现代通俗文学现代通俗文学的界定，首先就需要从时间上入手。
而对时间的分析，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范伯群先生则从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为研究的起点。
既然现代通俗文学属于现代文学的一支，它的产生时间就和现代文学是相互影响的。
范伯群先生指出，通俗文学从古典型转化为现代型的标志是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既然通俗文学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开拓着现代文学的新垦地，那么现代文学的起点就应该“向前位移”。
范伯群先生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应该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不一定要与政治历史分期同步。
过去以“五四”为起点，就必然会遮蔽“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对也会忽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
[2]此外，我们说通俗文学具有现代性，除了题材内容写作风格与以往的不同，也包括文学开始了与市场的结合。
而现代通俗文学从时间上界定，就是考虑到这些综合因素。
它不仅仅影响现代通俗文学自身的界定，也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时间的界定。
因此，范伯群认为，对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
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态、价值及评价问题
俗 文学 与新文 学 在错 综 复 杂 的 矛盾 中并 存 ， 者 二 有对 峙 、 冲突 与竞 争 ， 有 交 织 、 动 与 融 会 。通 也 互
的鸿 沟 。《 诗经 》 收的 “ 所 国风 ” 即便 是 经过 了文 ，
人 的加工 ， 也毕竟 带有 浓郁 的 民间气 息 ， 与纯粹 的
文人 之作 “ ” 庙 堂之 歌 “ ” 格迥 异 ， 而 ， 雅 、 颂 风 然 一 旦经 孔子编 辑成 册 ， 传开 去 ， 逐渐 变成 典雅 的 流 便
现代 通 俗 文 学 的 生 态、 值 及 评 价 问题 价
秦 弓
（ 中国社会 科学 院 文学研 究所 ， 北京 １０ ３ ） ０７２
摘 要 ： 新 文学 占据现代 文 学主 流位 置 的 同时 ， 在 源远 流 长 的 通俗 文 学并 未销 声 匿迹 ， 而是 随 着新 闻、 出版 、 育与 市民社会 的发 展 在 市 场上 占有 可观 的份 额 ， 有 广 大 的读 者 群 。通 俗 文 学 教 拥
第３ ０卷第 ３期
南都 学珐 （ 文社会 科 学学报 ） 人
Ｖ １３ ｏ ３ ｏ． ０Ｎ ．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Ａ ａ ｅ ｃＦ ｒｍ ｏ ａ ｄ （ｏｒａ ｏ ｅＨ ｍ ｎｔ ｓａｄＳ ｃ ｌ ｃｅｃ ｓ Ｍａ ．２ ｃｄｍｉ ｏｕ ｆ ｎ ｕ Ｊｕ ｌ ｆ ｈ ｕ ａ ｉｅ ｎ ｏｉ ｉ ｅ ） Ｎ ｎ ｔ ｉ ａＳ ｎ ｙ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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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 第四章 通俗小说(一)
通俗文学的概念一般比较模糊，是因为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长 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文学残余”，而来不及 认识它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慢过渡的一面。最终它实际已经 融入了新文学之中，成为新文学内部的现代通俗文学的一部分。 中国的传统通俗文学从来都是以小说为主的，小说是“小道”，是 “闲书”，到了近代开始向文学的中心地位移动。在晚清小说的基础 上，利用了民国之后“五四”前的一段“真空”时间，旧派通俗小说 曾经一度独占文坛。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它成了新文学的对 立物受到批判，同时也就给自己带来重新调整的时机。
此期代表作品－－《春明外史》
整个通俗文学在放弃部分读者市场，面向民间以后，受新文学先锋 作品的压力，在小说文体上一直围绕如何改造传统的“章回体”而 发生变动，包括是否白话叙述，对章回固定格式的取舍，纪实性和 虚构性如何搭配等。这些无疑都是通俗小说内部矛盾运动需要具体 解决的。当通俗文学进入下一阶段，向着新文学渗透并进行吸收时， 它面对的就是如此的文体上的问题。源自[本章完]返回目目
第一讲 国民旧派小说
1、鸳鸯蝴蝶－礼拜六 1912－1917年是“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荣期。这类文 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和媚俗。 2、旧派小说繁荣的时代缘故 A、北洋政府自顾不暇，万清垮台后社会的文化控制力量减弱 B、科举取消，近代报刊业发展，文人失去“学而优则仕”的道 路，通俗作品的作者队伍增加 C、文人跌入市民阶层，同普通市民取得相同的文化境遇和文化 眼光，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市民文化的本位。 3、旧派言情小说 代表作－－徐枕亚《玉梨魂》，吴双热《孽冤镜》，李定夷《（） 玉怨》。三部小说都写婚恋悲情，均采用“骈四俪六，刻翠雕红” 的文字。
C、侦探小说（英美探案作品的影响） 代表作－－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 D、历史小说 代表作－－叶小凤《古戍寒笳记》、蔡东藩《历朝通俗演绎》、 包天笑《留芳记》等。 3、张恨水对通俗文学的贡献
通俗小说(一)
第四章通俗小说(一)通俗文学的概念一向比较模糊，是因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
长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文学残余”的一面，而来不及认识它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慢过渡的一面。
最终它实际已融入了新文学之中，成为新文学内部的现代能俗文学的一部分，只是中国新旧文学的决裂十分“戏剧化”，事后的复杂融和过程往往遭到历史的掩盖，所以反而看不清楚了。
近年来，学术界大致将其厘定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注：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1-12)，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至2页。
)用这个定义来考察“五四”前后的通俗文学，可以发现它是如何站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线上的。
尽管它背靠着大都会的经济市场、印刷出版业，带头将文学变为商品，进行文学复制式的批量生产，但在道德和文学的观念上，在文学形式的承传上，通俗文学因其永远存在的滞后性，使它只能逐渐从旧传统的轨道脱出。
中国的传统通俗文学从来就是以小说为主的，小说是“小道”，是“闲书”，到了近代开始向文学的中心地位移动。
所以在晚清小说的基础上，利用了民国之后“五四”前的一段“真空”时间，旧派通俗小说曾经一度独占文坛。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它成了新文学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同时也就给自己带来重新调整的时机。
一民国旧派小说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17年这五年，是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盛期。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据说是他们常用的语词，故被用来命名。
分析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
分析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引言在研究通俗文学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范伯群先生《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老先生的这两本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化史的著作,为研究现当代通俗文学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让后来的研究者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开展通俗文学史的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功,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看法,并且对于通俗文学的历史定位经过了否定,肯定,又否定,又肯定的历史循环中对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研究,我们认为还有十分很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新观点,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自古以来,文学、文化和历史就是无法分开的,俗称文史不分家,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啊,在冲突中达成妥协,在对抗中不断发展本文将就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关系的研究进行的阐述,以期提出富有独创性的看法和见解一、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表现1.通俗文学表现形式学术界普遍认为通俗文学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该派文学建立在市民社会上;第二种是海派通俗文学,海派文学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通俗文学那时候的海派作家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就是写给普通的市民大众看的,他们的读者群体也是较为固定的到了张爱玲的时候,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第三种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在解放区的文学和国统区的都市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以农民为主,并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在都市文学中,出现了像通俗文学,又不像的作品典型的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代表是赵树理先生,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除了上面的几种形态之外,还存在以下的表吸纳:第一,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体现,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传统的市民文学的继承在过去白话文还没有成为官方正式用语的时候,白话文小说只在传统的市民阶层之间流行,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下,白话文才成了开启民智的工具,并逐渐成为了主流大众的语言第二,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并非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既存在相互包容的地方,也存在互相冲突的地方第三,左翼大众文学的本质是对大众进行教育而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因此,左翼大众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例如,以瞿秋白为例,他在创作《东洋人出兵》这部文学作品时,就使用了两种国语和地方方言上述三种关系的表述充分展现了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2.大众化语境下的市民文学其实,在文学史上,关于市民文学的定义还是存在较大的争论的,如果把描写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就叫做市民文学显然仅仅从字面上理解,未能抓住市民文学的本质如果那这个定义去套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市民文学,就发现这个定义的悖论了以老舍的文学作品为例,不管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是《我这一辈子》都是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社会,但老舍的观念并非属于市民的观念,他更加注重于对这种市民阶层的批判,甚至将自己作为市民的对立面去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老舍的文学作品究竟还是属于市民文学自范伯群先生开始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通俗文学近些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形势尤其是便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网络文学也随之兴起二、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现当代文学史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的历史现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古代文学都是一脉相承的,在现当代的文学形式中,仍然有着许多的文学表现形式来目于古代文学文学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学界普遍将描述大众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称之为通俗文学,因此,通俗文学的慨念范围是十分广泛的,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反映,而通俗文学又对一定时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必要的描绘和阐述,让人们对一定时期的社全经济文化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特点(1)大众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通俗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一系列武侠、传奇、言情等小说等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文学是由经济基础的决定的特质上述通俗文学作品,表现了大众文化的品位和取向,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对社会层面的揭露和曝光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对于社会底层一些现象的描述,像**镖帽、拐卖妇女等问题,这种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的说明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学的生命力得到了张扬(2)媚俗化在大众化的特点下,是通俗文学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媚俗了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传统文化的解构的文学作品不断地出现,通俗文学的媚俗化特征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物质欲望的膨胀中得到了彻底的阐释媚俗的罕有贬义的色彩,也就是文学作品抛弃了它本寻的价值,急功近利的向社全大众讨好当然,这种媚俗化也是高雅相对应的,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通俗和高雅两种文学形式2.通俗文学的发展趋势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说,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通俗文学发展的某些趋势:(1)通俗和高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化文学自身存在的价值是由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审美、调节社会关系、娱乐都是文学的功能和价值,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纵观整个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文学的情趣、审美和价值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随着未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媒体的出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会更加的顺畅,便随而来的就是通俗文学的高雅化,以及高雅文学的通俗化,也就是通俗和高雅之间的界限将不再那么分明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网络文学,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并不为主流的社会所认同,但及至令日,网络文学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社会白毓人可网络文学概念的外延也更加的宽泛了,其读者也不再局限于青少年了(2)通俗文学的数字媒体化通俗文学自产生以来,就是和传统的媒介共同的发展的随着大众传媒传播功能的加强,大众文化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通俗文学在这个潮流之中,也必然会顺应着传统媒介的发展而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让传统的印刷文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虽然网络文学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较低,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糟粕和垃圾,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创作空间,一方面确实有些十分功利化的作品,给已经充满物欲和功利的社会加油打气,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潜心创作的作家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从这个澡度上来看,未来一定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恐怕将会以网络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了,当然,这正好说明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结论综上所述,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是紧密联系的关系,而它们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的关系,也体现在通俗文学的表现形式、特点上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通俗文学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文学也将开放出美丽的花朵<!--。
论新时期通俗文学(或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论新时期通俗文学（或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新时期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中国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的历史记忆，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和生活性特征。
本文着重探讨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从历史背景、文学形式、题材特点和文学意义等方面剖析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发展及其与时代的关系。
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文化大革命。
知青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对象，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参与到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事业中。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青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辛和困苦，他们的青春在最美好的时光里被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事业。
文学形式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主要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文学形式为主，但也有少量的通俗文学作品。
它们的写作方式可以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也可以是虚构的创作。
因为早期知青身临其境的亲身经验，所以许多作品十分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
题材特点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以描写社会变革和生活情感为主，这些作品不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关注人类情感的表达。
作品呈现出了一代年轻人的百般痴狂和对于事业的热爱。
小说作品涵盖了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如劳动、知识改造、思想改造、文化教育等等。
此外，新时期的知青文学有一些具有伟大时代气息的作品，如余华的《活着》、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等。
文学意义新时期知青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种发展，它有力地反映了中国知青时代的某种特殊的文学品质，使中国通俗文学从此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新时期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呈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生动图景，另一方面又探究了人类在这个特殊时代的生活状况和情感抒发。
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标记，也秉承了传统文化之上的新文学思潮。
总之，新时期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非常独特的一段历史，其特殊的创作背景使其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历史气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文学理念的变化，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也随之发生了各种新的变化和转型，如当代青年的创作作品、影视改编、文艺展览等等。
分析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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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表现
1.通俗文学表现形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通俗文学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该派文学建立在市民社会上;第二种是海派通俗文学，海派文学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通俗文学那时候的海派作家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就是写给普通的市民大众看的，他们的读者群体也是较为固定的到了张爱玲的时候，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第三种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在解放区的文学和国统区的都市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以农民为主，并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在都市文学中，出现了像通俗文学，又不像的作品典型的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代表是赵树理先生，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除了上面的几种形态之外，还存在以下的表吸纳:第一，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体现，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传统的市民文学的继承在过去白话文还没有成为官方正式用语的时候，白话文小说只在传统的市民阶层之间流行，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下，白话文才成了“开启民智”的工具，并逐渐成为了主流大众的语言第二，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并非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既存在相互包容的地方，也存在互相冲突的地方第三，左翼大众文学的本质是对大众进行“教育”而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因此，左翼大众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例如，以瞿秋白为例，他在创作《东洋人出兵》这部文学作品时，就使用了两种国语和地方方言上述三种关系的表述充分展现了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新文学与白话文
四、小结
民族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是否割断历史、是 否接受和发展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不仅关 系到民族的存亡，也关系到世界文化的进步与发 展。现在，当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 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提倡 进行文言文教育，主要是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 而不再广泛提倡用文言文写作。
新文学与白话文
一、新文学与白话文的提出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 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 的两大旗帜。而新旧文学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
二、历程
1.文学革命的健将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 一文中提出，语文教学必须“实事求是”，要使学 生在短期内“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职业上所必作之 文”。
2.更为激烈的钱玄同则说:“吾国文研制不合 义，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 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 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栽贼吾青年。”(《新青 年》3卷6号)因此他主张要“时兴改革文字”，首 先从学校废除文言文。
3.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口记》以分明 的爱憎、犀利的笔锋，把矛头直指封建的吃人礼教， 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产生的许 多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宣告了白话文在创作上的胜 利。
浅析白话文学为新文学之正宗
浅析白话文学为新文学之正宗摘要：白话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多次文学改革提倡和推崇的结果，对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促使中国文学由官方的文言文学向大众的普通白话文学转变，对中国文学的普及和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有重大作用；是自孔子打破官方教育垄断以来的一次对受教育范围限制的打破，促进了中华民族教育知识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中国白话文学革命之缘起13——16世纪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给欧洲带来一段艺术与科学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在中国的也发生了一场在思想和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变革运动会晚清至五四这一段历史进程，其实也可被描述为书面语言的一段变迁史。
在其间，文言、白话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了复杂交错的关系。
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高雅”的文言文不可避免地由中心趋向于边缘，千百年来被视作“低俗”的白话文则取而代之，由边缘进入了社会文化的中心，成为了社会通用的书面语，一种新型的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语言也藉此而产生。
诚然，语言的变革并非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简单转移、置换，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演变过程。
分别兴起于晚清、五四的两场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具备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
今天一提及“白话文”这一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辈们的努力而不是之前或之后的白话文。
其实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时期创造出来的早已有之，在“五四”以前一千多年历史中就有不少禅门语录、理学语录、信札传奇、诗词曲调、白话小说等白话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
手法和表达方式产生了影响
和思想内容产生了影响
和接受产生了影响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互动模式在当代社会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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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
互动模式在当代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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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
互动模式在当代社会中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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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 互动模式在当代社会中
的变化 04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 互动模式在当代社会中 的变化
大众文化在现代 社会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对个 体和社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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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特点
添加标题
通俗易懂：大众文化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和形式表达，易于大 众接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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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题
商业性：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 以市场为导向，追求经济效益，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添加标题
娱乐性：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 能够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使 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放松 和愉悦。
追求文化价值
项标题
传播方式：大众文 化通过大众传媒传 播，精英文化通过
小众传媒传播
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
添加标题
大众文化是当代社会的主流文 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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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题
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和娱乐性， 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娱 乐需求，同时也能够推动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添加标题
多样化
项标题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 化的融合，促进了 文化创新和传播的
国际化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关系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添加标题
现代文学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传播。
新文学运动与现代汉语文化
新文学运动与现代汉语文化20世纪初，一场文化思潮席卷了中国，那就是新文学运动。
它是一场以革新旧文化为目的的运动，通过对现有文学的挑战和批判，试图打破语言、形式和内容上的束缚，创造一种新的、适应时代的文学。
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汉语文化，则是以汉语为载体，注重自然表达和真实反映，强调民族性和时代感的文化形态。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新文学运动与现代汉语文化的关系。
一、形式上的革新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形式上的革新。
运动中的一大潮流是白话文的兴起。
白话文使得文学语言更为通俗易懂，也更靠近人民语言，形成了新文学的表达方式。
同一时间，中国也出现了许多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这样，汉语的形式和语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更为丰富灵活，也更易于与外国文化沟通。
这些新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被认为是现代汉语文化的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新的形式和语言，如网络文学和微信读书等，它们也在不断的推动现代汉语文化的发展。
二、内容上的反思新文学运动有意识地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通过作品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
这些作品蕴含了时代的气息和民族精神，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困境下，更是对价值观和文化的反思。
序言和杂文等非小说文学形式的兴起，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表达思想的机会，使作品更深层次地反映社会生活，有了更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新文学运动考验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方面，运动所倡导的“回归民间”，提高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也使作品取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另一方面，新文学运动中的批判性、开放性等特点，也激发了其它文学门类的兴起。
比如，白话诗，白话戏剧，以及新派小说等，都可以追溯到新文学的影响下。
当然，新文学运动和现代汉语文化的联系不仅限于这三方面。
这两个概念互相促进，相互渗透，展示了它们之间的高度一致。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新的文学和汉语形式也在不断涌现。
从反叛走向和解——论百年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第51卷第3期2018年5月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Journal of Yanbian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 ol. 51 No. 3May2018□语言文学与艺术研究从反叛走向和解论百年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包恩齐[摘要]一百年前，新文学以反叛传统的姿态应运而生。
新文学领导者的文化立场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偏执性、新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新文学诞生之初所处的弱势和“备受压制”的地位共同决定了这种反叛的激进性和彻底性。
历经百年，新与旧之间的相对性以及新文学与“传统”的内在关联为新旧文学开辟了一条走向和解的道路，在对百年新文学的研究中建立起包容多元的文学史观、将现代旧体文学重新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具象化的书写。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格局的时代，重提传统文学的价值有着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新的意义，可以指引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自身的独异性，找到民族尊严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新文学'专统；反叛；和解；矛盾和冲突；文学史观[收稿日期]2018 — 01 — 03 [文章编号]1009 — 3311(2018)03— 00@8 — 08[作者简介]包恩齐，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
（长春130022)“传统”往往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学历经了时间的荡涤，其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演化 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
而“现代”则是一个意义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五四以来到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内所出现的具有现代形式和现代内容的文学形态。
传统与现代看似 相互对立，但当我们把意义概念放在时间之流中去审视时，会发现“传统”的意义被“现代”重构了。
在漫长的时间语境中，“传统”自身也经历着转折、断裂和延续，并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被赋予新的 内涵。
现实生活中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或绝对的统3，传统”与“现代”这种二元对立的 思维已不再适用。
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
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摘要】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作为文学界的两大流派，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
新文学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通俗文学注重通俗易懂和大众化。
虽然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共同点，比如都是以人类生活为素材，反映社会现实。
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相辅相成。
新文学的文学精神和创新意识为通俗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通俗文学的大众化特点又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普通读者。
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形式，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新文学、通俗文学、互补关系、特点、不同、共同点、重要性1. 引言1.1 背景介绍现代文学可以说是在新旧交替之际诞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摒弃了传统文学的古老形式和陈旧思想，以更加现代的语言和内容形式来表达当代人们内心的追求和矛盾。
而通俗文学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文学形式，其内容通俗易懂，深受大众喜爱。
虽然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二者在某些方面又有着共同点，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在当代社会，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愈发重要，二者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2. 正文2.1 新文学的特点新文学的特点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为显著的几点包括：首先是新文学在形式上更为大胆和激进。
新文学作品常常摒弃传统的文学形式，采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如跳跃式叙事、碎片化结构等，同时也常常追求语言的创新和实验。
这种大胆的形式尝试使得新文学作品更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性，能够更好地表达当代人的思想和情感。
其次是新文学更加重视个体和人文关怀。
相比于通俗文学普遍追求商业行销和大众娱乐的特点，新文学更注重探讨人类内心世界和人文主题。
新文学作品常常集中展现人物的内心矛盾、情感挣扎以及存在的意义，倡导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这种深入人心的反映和探讨，使得新文学更富有情感共鸣和文化价值。
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份
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一)份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 1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从各自独特的艺术规律看互补的可能性新文学作家在写小说时，以塑造典型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典型，所以鲁迅的小说是伟大的。
现代通俗小说中也有成功的典型人物，可是通俗作家并不以塑造成功的典型为其追求目标。
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能产生强大的磁场，要吸引读者达到痴迷的程度。
读者中产生了“《啼笑因缘》迷”、“《金粉世家》迷”、“《霍桑探案》迷”，是他们的莫大的荣耀。
他们在故事性上下工夫，他们在生动的新鲜事物与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上下工夫，无论如何要使读者“手不释卷”、“欲罢不能”。
他们的作品除了故事性之外，也往往会渗出浓郁的文化味汁。
总之，新文学崇尚“塑人”，塑造在文学史画廊中__的典型；而通俗文学则偏爱“叙事”，叙能传之后代的奇事，这“奇”又往往与当年的“新”挂起钩来，而这种“新奇”之事，让后代可以从中看到文化的流变创新与民俗的渐进更迭。
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与成就，在过去往往被新文学作家当做批判的对象。
例如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就说：总而言之，他们做一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惟求记账似的报得很清楚。
这种东西，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何论价值?但是他们现在尚为群众的读物，尚被群众认为小说，所以我也姑且把他们放在“现代小说”题目之下。
(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所谓“无意识的一笑”，大概是针对追求“趣味性”而言的。
而“惟求报账似的报得很清楚”却正是通俗小说异于新文学的特点之一。
它们的“精细的记述”正是文化味汁浓郁的泉源。
而茅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群众的读物”，也被群众首肯为“小说”，也就是说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小说。
下面我想举实例来比较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特色。
为了说明问题，对比二者在同一题材中的视角不同与写法各异，是不失为能切实剖析其肌理的一种方法。
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联系与差异
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联系与差异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形态，它们有着联系，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一、主题和受众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在主题和受众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传统文学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道德观念，常常涉及神话、历史和国家命运等。
而现代文学更加注重个体的内心世界，追求个性化和自由思想，关注性别、种族、阶级、身份等多元化的议题。
因此，现代文学面向的读者更广泛，包括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经验的人群。
二、文学风格和形式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在文学风格和形式上也有一些显著差异。
传统文学的风格通常较为庄重、正式，文字简练而含蓄。
它多运用修辞手法和隐喻等修辞手段来表达情感和思想。
而现代文学则更加注重表现个体的真实感受和情感，文学风格更加多样化，常常运用夸张、幽默、讽刺等手法来达到表达的目的。
此外，现代文学的形式也更加多元，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电影等不同的文学形式。
三、社会背景和创作观念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观念也有所不同。
传统文学受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较深，常常追求文人雅致，推崇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规范，要求文学作品符合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
而现代文学则更多地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和启发，呈现出更多的个体思考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
现代文学注重创新和突破，追求表现个体的真实感受和思想，甚至有时会突破传统的艺术规范和道德底线。
四、技术与传播手段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在技术和传播手段上存在明显差异。
传统文学主要通过印刷出版物进行传播，读者需购买书籍或报纸杂志才能接触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则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等新技术手段，以电子书、网络文学、博客和社交媒体等形式进行传播，读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获取文学信息。
这种新的技术手段使得现代文学的传播更加快速和广泛，也改变了人们获取文学作品的方式。
总结起来，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在主题和受众、文学风格和形式、社会背景和创作观念以及技术与传播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差异。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罗志田内容提要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一些人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提倡最力的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体观念上又颇有歧异,这些歧异多与“白话”相关。
文学研究会的严既澄指责胡适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双方就此展开了论争,其核心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也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关键词 白话文 文学史研究 胡适 文学研究会 整理国故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学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整理国故呈风靡全国的趋势。
张彭春在1923年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
”①按梁启超固久负盛名,胡适成为“公认的学问家”不过是最近之事,那几年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不少具体观念都相当不同,而竟能从不同角度出发皆提倡研究国学,当然使国学的吸引力大增。
张氏本人就曾①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3年8月12日。
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本文使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想尝试一下国学研究,他知道自己“古书的底子太浅了”,但仍希望“可以给将来的学生做一个试验,看看一个没读过古书的人能否作国学的研究”。
①今日的专家或会以为让没怎么读过古书的人来作国学的研究不免想像力太丰富了一点,但这恰提示了国学的吸引力,印证了时人对研究国学之必要性或正当性的认可。
胡适自己在1923年也说,“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②。
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到的追随摹仿而欲治“国学”者乃是“青年”,这在反传统情绪甚强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应是相当特别的现象。
陈思和：新文学与都市通俗小说的竞争
陈思和：新文学与都市通俗小说的竞争现代都市通俗小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精英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新文学强调文学的启蒙性和批判性，都市通俗小说更多地强调文学的消遣性和游戏性；新文学创作传达出来的是知识分子精英的广场意识，旨在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推动社会进步，而都市通俗小说却有意识地迎合都市小市民的陈旧趣味；新文学的创作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学的文本，都市通俗小说则更注重对明清通俗小说文本的模仿：在言情、武侠、黑幕、演义、侦探各类小说中，都能在古典小说里找到相对应的文本原型。
而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庙堂与民间的内在同一性，在这些传统通俗小说的文本里，包含了古代民间社会的丰富信息，几乎每一种通俗小说里都含有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控制与民间文化形态对这种控制的抗争，这些信息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但由于被模仿，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都市民间文化形态中的某些传统意义。
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中关氏父女反军阀的侠义行为，虽然出于对古代武侠小说的模仿，也满足了现代市民不满于现实政治的幻想。
但从以上三方面特点来看，似乎很难说，都市通俗小说代表了现代都市市民的审美趣味，因为都市市民的构成成分不同于传统农村人员那样单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是不定的，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对象也是都市社会的市民，尤其到了三十年代，郁达夫、巴金、茅盾的作品已经足以与都市通俗小说抗衡，而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更强烈地表达了现代都市青年的审美感受，无论是都市生活场景的高雅性和传奇性，表现手段的新奇性和刺激性，还是现伐男女的情爱内容及其方式的描写，都要胜过传统意味的都市通俗小说，即使在语言技巧上，越来越流利的白话小说也要比半文不白的旧小说语言更好读些。
张爱玲在回忆自己读中学时流行“两张”的作品，（张资平和张恨水），这恰恰表现出新旧文学在都市年青读者中分庭抗礼的现实。
所以说，在都市市民的读者层里，都市通俗小说并不是独占鳌头的，它只是迎合了现代都市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着传统审美口味的读者，而这部分读者的审美意识中含有较多的传统因素。
文学影响的倾向性和互补性1
文学影响的倾向性和互补性1我已论及，现代中国诗人，背弃了传统标准，转向外国诗，寻求可替换的范例和新思想是再自然不过了。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占优势的西方影响不断涌入，许多中国诗人都承认了这一点，例如瓦莱里(Valery)对梁宗岱的影响，魏尔伦(Verlaine)和于尔·拉福格(Jules Loforgue)对王独清的影响，里尔克(Rilke)对冯至，纪尧姆·阿普里奈尔(Guillaune Apollinaire)对艾青以及早期奥顿(Auden)对穆旦的影响。
然而，有一点几乎总是无人道及的，就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的并行不悖。
文学影响问题会提出一种文本交错的挑战，因为影响总倾向于不自觉进行，所取方式是不规则的，容不得简单说明。
确指特殊影响的性质与广度，若不是不可能，就是很难。
尤其是当这个问题牵涉到交叉文化的文学影响时，更叫人头痛，因为在这里，由于两种传统的存在，导致了启发与接受之间，因袭与创造之间的不一致，更为错综复杂。
我研究卞之琳1930年至1937年所写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希望能阐明这样一个复杂的方式，即中国传统诗和现代派诗的同化，可能并不是靠诗人有意识的努力。
卞和批评家都承认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他的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易感性却是出于他传统的中国背景，特别是道佛家的思想。
因为现代派诗恰好补充和增强了他的中国根基并且为他的诗作表达法提供了具体的方式。
另一方面，卞的作品中道佛家的根底也以一种独特的东西方文学影响的方式限制了他向现代派诗的转化。
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常把卞看做是将西方现代主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倡导者。
汉乐逸(Lloyd Haft)第一次指出了卞的早期诗作明白无误和道佛哲学的接近。
汉乐逸在他开拓性的研究中，将卞的水和陆地的意象加以比较：“水……不仅只是代表了个人的儿童时代所熟悉的事物，而且也代表了混沌不清的原始状态。
以此形成对比的‘陆地’状态则暗示个人自我的风雨沧桑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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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一)现在，许多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承认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在这个大前提得到肯定之后，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研究，它们有哪些“互补点”，也就是说，它们有哪些优长值得相互学习与借鉴；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建立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各自独特的艺术规律看互补的可能性新文学作家在写小说时，以塑造典型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典型，所以鲁迅的小说是伟大的。
现代通俗小说中也有成功的典型人物，可是通俗作家并不以塑造成功的典型为其追求目标。
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能产生强大的磁场，要吸引读者达到痴迷的程度。
读者中产生了“《啼笑因缘》迷”、“《金粉世家》迷”、“《霍桑探案》迷”，是他们的莫大的荣耀。
他们在故事性上下工夫，他们在生动的新鲜事物与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上下工夫，无论如何要使读者“手不释卷”、“欲罢不能”。
他们的作品除了故事性之外，也往往会渗出浓郁的文化味汁。
总之，新文学崇尚“塑人”，塑造在文学史画廊中永不磨灭的典型；而通俗文学则偏爱“叙事”，叙能传之后代的奇事，这“奇”又往往与当年的“新”挂起钩来，而这种“新奇”之事，让后代可以从中看到文化的流变创新与民俗的渐进更迭。
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与成就，在过去往往被新文学作家当做批判的对象。
例如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就说：总而言之，他们做一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惟求记账似的报得很清楚。
这种东西，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何论价值?但是他们现在尚为群众的读物，尚被群众认为小说，所以我也姑且把他们放在“现代小说”题目之下……(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所谓“无意识的一笑”，大概是针对追求“趣味性”而言的。
而“惟求报账似的报得很清楚”却正是通俗小说异于新文学的特点之一。
它们的“精细的记述”正是文化味汁浓郁的泉源。
而茅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群众的读物”，也被群众首肯为“小说”，也就是说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小说。
下面我想举实例来比较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特色。
为了说明问题，对比二者在同一题材中的视角不同与写法各异，是不失为能切实剖析其肌理的一种方法。
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与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注：收入范伯群编的《包天笑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同是反战题材，而且都是反映1924年江浙齐卢大战的小说。
当年反映这场战争中苏州一带的居民为避战祸而躲进上海租界的小说特别多。
叶圣陶着眼点是要塑造小学教员潘先生这一“灰色小人物”典型形象。
可是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根本不重在塑造典型，但文化味汁特别浓厚。
小说开端就写一位洞冥子对缥渺生的一席“泄漏天机”式的谈话，叙述一个三元甲子“转关”的神秘兮兮的话题，而且这“转关”正逢一个“劫数”。
每逢甲年，中国多少总会闹些乱子出来。
这1924年(甲子年)看样子也逃不过“劫数”了。
那是一种古老的星相占卜术派生出来的预言文化。
一席预言之后，作者才写江、浙、沪三地战事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
所谓“絮谭”就是作者与读者轻声细语而又滔滔不绝地“神聊”。
因此，镜头不一定对准这场战争，即便是写战争与声讨军阀罪行，也决不放弃这场战事中的一些奇闻与逸事。
包天笑将镜头转到黄渡乡下红桥镇一家殷实富户周云泉家中，周家怕战事一旦降临，他儿子原先已经预订好的婚事将可能拖得遥遥无期，他决心要赶在战前办好这件家庭大事，即使是草草成亲，也在所不惜。
乾坤双方都同意将吉期定在甲子八月初二，吉时是在夜半子时，结婚第二天便准备逃到上海租界这只“保险箱”中去避难。
新娘子轿子进门，照理是要放三个炮。
这炮手，红桥镇还没有，却是从青浦带来的。
他的火药格外的填得结实。
加着秋高气爽，而且在夜深人静之中。
那炮声分外的响亮。
谁知这三声炮，却轰破了江浙和平空气，蔓延到了全国，影响了全世界。
《甲子絮谭》第一章，就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地写这三声炮响。
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战争，却由这根毫无关联的“导火线”引爆的，读来也实在令人感到偶然，也觉得饶有兴趣。
包天笑的这部长篇中，总是喜欢写此类“大背景”下的“小插曲”。
至于“三元甲子”一说，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神乎其神”，我记得在张春帆的《政海》中，江对山曾问及陈铁舫对今后时局的看法，陈铁舫也是从“三元甲子”说起的。
可见这是当时民间盛传的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推背图”式的预言。
例如军阀战争中的“拉夫”，是这两个作品共同描述的对象之一。
叶圣陶是这样写的：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逃脱，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的缚着臂膀，几个兄弟在前，几个兄弟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
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红十字徽章的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
这当然也是为塑造潘先生这个人物服务的。
可是在《甲子絮谭》中，包天笑还是通过周小泉的眼睛将拉夫的场面，整整写了一章。
这并不为塑造周小泉服务(最多写了周小泉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可是却看到当时的拉夫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的惨相。
包天笑笔下的有些描写与叶圣陶作品中的情节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当时的实况：这两天华界里凡是穿短衣服的，走路都有些危险。
却看见有一起拉夫走过，都是用草绳扎了手臂，似乡下人送胡羊到宰牲场去一般，是一串一串的……果然见有三四十人一大串，手臂上都用草绳扎住，两个人一排，甲的左手和乙的右手一同扎住了。
在马路上鱼贯而行。
前面两个兵士荷枪而行。
中间的两旁，还有兵士夹护。
恐防他们逃出来。
后面又有两个兵士押队。
好像是押解什么俘虏一般。
一路行来，直送火车站那个货栈铁房子里去了。
昨天为了拉夫，已经有人写信到他们的什么司令部里去。
司令部里说，我们并不要拉夫。
我们因为缺乏夫役，叫当地招募四五百人，优给薪工，他们愿意的就去，不愿意的就不去。
周小泉道：“这个法子就对啦，不是要他们自己愿意的吗?”那个人道：“可是说虽如此说，他们拉却尽管拉。
”那老婆子忽然哭喊道：“我的儿子何尝情愿呢。
可怜我只有一个儿子了。
我的媳妇还有七个月身孕。
倘若被他们拉去，战死在战场上，我的老命一条是不要的了。
我的媳妇也要急死苦死了。
她腹中的小孩子也不能生出来了。
我的一家都完了。
天杀的啊!你们要打仗，关我们什么事啊?你们自己要死就死便了。
为什么要拉我的儿子去啊?”……这时一个警察站在马路中心。
老婆子旁边的人便低声道：“你别骂罢，不要又吃了亏。
”老婆子道：“不怕，不怕。
我宁可他们枪毙了我，我也不要活了!”……周小泉是跟着他们来的，看得出神了。
心想：“这就叫做拉夫。
生生的把人家夫妇母子拆开，惨酷极了。
这都是那班军阀家的罪恶啊!”读了包天笑的这些记述，我总存一份感激之心。
《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的形象固然使我极为赞赏，可是我也从通俗文学中得到有益的认知。
通俗作家的职能是传奇，海阔天空地记叙古今奇闻逸事，使“看官”们从中得到一种享受，写得好就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这是通俗文学不同于新文学的一种艺术规律；而且写得好也会出现典型人物，但它的最高境界应是令人目不暇接的传奇性，包天笑的《甲子絮谭》就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20年代齐卢大战时期的上海社会的许多畸形面。
通俗小说的“奇”中也会包括许多新鲜的事物，因此在当时它有一定的新闻性；在这“奇”，有时也对古代奇闻逸事进行钩沉，那是它的旧闻性，不管是新闻性与旧闻性，只要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就有它的艺术味汁，也有它的浓郁的文化品位。
因此，通俗小说的丰富性、存真性，乃至艺术性是绝不可低估的。
就存真性而言，通俗小说对这一次齐卢大战的内因也是“一语中的”。
包天笑借人物之口说：“上海地方，就是那不正当的营业容易发财……现在上海最时髦的就是贩土，其次就是办发财票，再次就是开赌，再其次便是卖假票欺骗人家，开游戏场引诱良家。
你想这一次打仗，却是为什么打的?谁还不知道为了鸦片烟土的事，大家要争一个鸦片地盘呢!”在其他的通俗小说中也是这个结论。
如《江左十年目睹记》(注：姚ｙｕāｎ@①雏的长篇《江左十年目睹记》原名《龙套人语》，笔名龙公。
198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用《江左十年目睹记》的书名重印。
)中就说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为争“十一太保”的利益。
“十一太保”就是一个“土”字。
鸦片俗称“土”。
这个结论与《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讲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一致的(注：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322～32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
)。
我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的151页，还引了当时的军阀部队的士兵在战场上吸毒的奇闻，这一大段引文，简直令人大开眼界，你读到那里时，觉得读这部小说是“不虚此看”的。
烟土的“群众性”在当时实在大得惊人呢!以上是从两部同一题材的小说对照其视角的不同与写法的各异，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从中看到两者之间互补的可能性。
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为新文学提供背景式的参照通俗文学的详细的叙事特色，往往可以给我们许多感性知识，当我们去读新文学作品时，通俗小说常常发挥一种背景式的参照作用。
我举一个通俗小说对鲁迅的杂文做了补充的事例。
鲁迅在临终前，接连写了两篇有关章太炎先生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他逝世前两日搁笔的未完稿。
读后觉得鲁迅对章先生有一种“尊敬的贬意”。
也许是鲁迅在当时太崇尚革命，而将学术放在其次的地位上。
当我看到鲁迅对章太炎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的评语时，觉得鲁迅还是笔下留情的。
但我也想，这个章太炎也太离奇了，你去参加军阀孙传芳的那一套玩意儿干什么呢?关于这一公案，在《鲁迅全集》有两个注释。
一是讲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1926年8月6日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
对投壶的注释是“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
又有一注说：“1926年8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1926年我还没有出生，我也没有去查过1926年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报刊。
只是在想象中觉得这是怪事一桩，或者说是一幕滑稽剧而已。
而章太炎怎么会与孙传芳搞在一起的呢?鲁迅的文章中说：“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注：以上鲁迅的杂文及其注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大概也不失为是一种解释。
可是我读了姚ｙｕāｎ@①雏的小说《龙套人语》(即《江左十年目睹记》)，我觉得大受裨益。
小说用了一章多的篇幅为我们详写了这幕复古活剧。
那就是第18章的《乡饮投壶先兵后礼大庠入彀偃武修文》。
这样的生动详尽的描写，大概也无出其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