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
“五四”语文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到国语运动
“五四”语文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到国语运动文丨蒋波1919年，北洋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成立。
第一次大会丄上，刘复、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人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议改编小学课本，以使其作为“传布国语的大本营”。
次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教科书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登上了中国教育舞台，“五四”白话文运动向历史彰显出洪荒之力。
如今，百年已过。
无论褒贬，“五四”精神早已镶嵌到中国人的文化肌理中，白话文成为人们张口即来、执笔既书的文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但当我们回首大历史，却发现那场壮阔波澜的“文白之争”，其来其往早已突破了“五四”的历史局限。
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这场运动塑造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大白话古已有之“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在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中，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将的胡适秉持“疑古”精神，力图构建中国白话文学史的新传统。
在他看来，《诗经M论语X孟子》统统归为白话，尤其是“国风”，“都是老百姓痴男怨女，匹夫匹妇用白话写的。
”两干多年的文言文传统，就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
西汉“独尊儒术”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苏东坡小像》,元，赵孟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号东坡居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许多诗文浅显易懂，颇有白话色彩，如他在«猪肉颂》就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文言文随着儒家文献的经典化而被固定下来，成为后人的行文规范。
与此同时，文言文与口语脱节的现象，也自有汉一代起滥觞了。
到了魏晋，汉语的音节已简化，声调悄然出现，双音节词大量产生。
在南朝的《百喻经》中，“自然”“智慧”“计算”“快乐”“明白”等词俯拾皆是。
此时的民族大融合，也为汉语注入了新的血液，比如亲属称谓“哥”，就来自鲜卑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白话文运动和政论发展
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 近代中国遭受列强凌辱， 使中国人反思文化传统， 使中国人反思文化传统，感到思想 启蒙的重要作用。 启蒙的重要作用。 • 为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提高国民素 为批判封建主义文化， 质，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白话文 运动和文字简化运动。 运动和文字简化运动。
2012-4-6
• “五四”政论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发展。 五四”政论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发展。 • 有批判性政论，如《新青年》上的多数文 有批判性政论， 新青年》 章； • 有述评，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 有述评， 每周评论》 湘江评论》 上广泛应用的， 上广泛应用的，这是政论和新闻报道结合 的一种好形式； 的一种好形式；
2012-4-6
• 五四时期政论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 五四时期政论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 五四” “五四”政论在思想上有更大的尖 锐性。 锐性。 • 它不同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 的政论。 的政论。
2012-4-6
• 改良派的政论着重子变法的鼓吹和一些西方思想的引进， 改良派的政论着重子变法的鼓吹和一些西方思想的引进， 虽然当初确使人：耳目一新， 虽然当初确使人：耳目一新，但又不能不局限在改良的圈 子里。 子里。 • 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的光辉在逐渐消失。号称政论大家的 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的光辉在逐渐消失。 梁启超在大论战中遭到惨败即是明证。 梁启超在大论战中遭到惨败即是明证。 • 革命派的政论重于革命的鼓动，尖锐激烈，一时确也使舆 革命派的政论重于革命的鼓动，尖锐激烈， 论界为之一振。但它缺少慎密的说理， 论界为之一振。但它缺少慎密的说理，难以对群众作启蒙 的教育，敌对派攻击它“不无叫嚣之习” 的教育，敌对派攻击它“不无叫嚣之习”，也确实是抓住 了它的弱点的。 了它的弱点的。 • “五四”政论就大不一样。 五四”政论就大不一样。
五四新文学运动名词解释
五四新文学运动名词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指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界发起的一场以反对封建文化、倡导现代文化为主要目标的文学运动。
以下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几个重要名词的解释和拓展：1.新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一种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形态和文化观念。
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现实为依托，以科学为导向，以自由为价值追求，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和拘泥，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和革命性。
新文学反对陈旧的文人文化，积极倡导文学与社会的紧密结合，成为了五四运动思潮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2.文艺革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文艺革命，旨在通过对传统文学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彻底改革，使文学与时代相契合，引导文学走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矛盾，以批判现实的方式通过文艺创作影响社会进步。
文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使文学摆脱单纯的艺术追求，具有了更大的时代责任与社会价值。
3.白话文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和成果。
白话文运动主张用通俗话语表达思想和情感，通过民众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文化和知识。
它对中国文学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带来了一种意识上的通俗化与大众化风气，使文学真正回归到普通群众生活中，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独特传统。
4.新诗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诗运动，它是对传统诗歌格律体制的颠覆和反叛。
新诗运动强调情感真挚、语言自由、形式创新，弃用规定的格律，以自由体裁表达自我思想与情感。
该运动拓宽了诗歌表现手法的范围，打破了诗歌表现的传统限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文学界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新力。
这场文学运动不仅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辽宁师范大学 张树扩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教育的影响及启示1912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开始了他的皇帝梦。
一系列具有复辟色彩的政令相继推出，在教育方面的做法更是将其意图暴露无遗。
但民主共和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中华大地上的各界人士纷纷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其中先进知识分子揭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积贫积弱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
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引领下，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斗争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
一、白话文运动的过程（一）开始阶段1917年，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邀，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文章中胡适以但开风气不为先的态度指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
这是“文白之争”的始作俑者。
陈独秀对这种学者的谦虚谨慎态度很不满意，继胡适之后发表了他的《文学革命论》，态度强硬地举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然而，文学改良谈何容易，刚开始就受到强大的阻力。
《文学改良刍议》刚发表后，胡适就遭到了留美学生中保守分子的反对，无奈之下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表示文学革命“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
而陈独秀却不以为意，回信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也正是陈独秀的坚决立场使得文学革命继续向前。
（二）发展阶段1918年，一些白话诗开始在《新青年》上刊出，比如，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
然而，令提倡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们不安的是，他们的这种提倡并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为了扩大影响力，刘半农提出建议，与钱玄同上演了一场“双簧戏”。
化名为“王敬轩”的钱玄同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发了一篇公开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使用文言文写作来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弊端。
“白话文运动”促进先进思想的传播
“白话文运动”促进先进思想的传播摘要：从晚清开始，以新文化运动为高潮，白话文的推广造就了思想上“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处在被压迫的民族带来了民主与科学，越来越多的民众因为白话文的普及接受新思想，成为革命的先锋。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传播引言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语言体系的一次重塑，也是对民众的一次思想洗礼，一批先进文化人意识到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拯救民族思想的重要性，大量创办白话文报刊，先进的思想进入大众视野，华夏民族开始了从思想到行动的救亡图存。
一、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置换从晚清时期开始，一场由西方思想冲击和国内变革需要而催生的白话文运动逐渐流行，白话文报刊的兴起与白话文在民间的传播为解放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白话报刊承载白话文的推广重任在晚清时期，拥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可以阅读文言文的人数寥寥无几，识字人数也仅不足两千万。
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被迫打开国门的传统中国，想要实现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必定要有一种可以人民大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工具。
以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扩大革命高潮，兴起创办白话文的高潮，当时有大约140份报纸杂志与白话有关，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实现“开民智”的变法目的也积极筹备开办白话报刊。
刘师培曾言“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
白话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行固可推矣。
”[1]（二）白话文的迅速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白话报影响甚广，它把晚清时期民间的白话文推向了一个高潮，更多的先进革命者也随之加入这个运动中来，革命者之间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要想让大众理解新思想，先要让民众看明白，能理解新思想是什么。
五四白话文运动应运而生。
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等文人为中心，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白话报刊在这次显现真正的力量。
晚清作者给予白话文一席之地后，经由资产阶级的初级推广，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最终掀开语言颠覆的大幕，他们直指文言文的痛点，打破语言使用的阶层限制，让语言平民化。
五四新文学运动名词解释
五四新文学运动名词解释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文艺运动，它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期。
以下是相关名词的解释：
1.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上百名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这次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背景。
2. 新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风格，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批判和改革，提倡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白话为基础的现代文学。
3. 五四新诗：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之一，以“白话诗”为主要表现形式，热衷于表达个人情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4. 白话文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一部分，强调使用白话书写文学作品，摒弃文言文的繁琐和陈旧。
5. 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它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6. 进步主义文化观：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热爱自由、倡导自由个性发展的文化观，强调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弱势群体，向传统社会和封建思想进行挑战。
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考察综论
２ １ 年 第 ６期 ０１
Ｊ ｕ ａ ｆＧｕ ｎ ｄ ｎ ｏｙｅ ｈ ｉ ｒ ｌＵｎｖ ｒｉ ｏ ｒ ｌｏ ａ ｇ ｏ ｇＰ ｌｔｃ ｎｃＮｏｍａ ｉｅｓｔ ｎ ｙ
Ｎｏ６， ０ ． ２ １ １
晚清至“ 四＂ 白话 文运作考察综论 五 的
一
动奠定 了进行天翻地覆的语言变革运动的基础 。
一
场作为 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的 白话 文运
种语言 的推广 ， 不能仅仅靠理论上 的提倡与宣传 。
作 ， 白话文创作的数量上 、 在 能量积 累上 以及影 响范围 的
不管是 晚清黄遵 宪 、 梁启超等人提 出的语 言与文字合一 ， 还 是胡适 等人 提出的 白话文学 的取代性 地位 ，要 做 到这 “
推 动 了 白话 文 的 发 展 与兴 盛 。彭 翼 仲 、 白水 、 敛 之 等 林 英
人 都有 纯熟的 白话写作经验 ，无锡 白话报》创办人 正是 《
提出《 白话 为维新之本》 论 的裘廷 梁。这些办报人 的 白话 写作不断发展进步 ，阅报人 的 白话 水平 自然也跟着 不断
提升 ，那些不识 字的人也可 以在 阅报 处听人用 白话 宣讲 白话报 。因此 ， 白话报在 白话文 的听、 、 读 写三方面都有所 贡献 ， 报纸在近代传播业 的快速发展 中迅速成长 ， 白话 报
刘茉琳
（ 东技 术 师 范 学 院 ， 东 广 州 ５ ０ ３ ） 广 广 １６ ２
摘
要 ：五 四” “ 白话 文 运 动 一 直是 学界 的热 点话 题 ， 但是 对这 场 白话 文 运 动 的前 提 与基 础 的 整 理 工 作 一直 没 有 很 好
的 成 果 。 文 提 出对 晚 晴至 “ 四” 前 的 白话 文运 作 进 行 全 面考 察 ， 其 是 对 晚 清 的 白话 报 纸 、 明戏 以及鸳 鸯 蝴 蝶 派 小 本 五 之 尤 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白话文运动和政论发展 共29页
• 白话在报刊中的应用，首先在杂志类的刊物上， 以后逐渐波及报纸的副刊，然后发展到社论。
•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使报刊文体变为 大众易读易懂的白话，扩大了读者群，由此也扩 大了报刊的影响力。
• 重要期刊：《新青年》、《每周评论》、 • 《新潮》、《星期评论》、 • 《建设》、《民国日报》副刊、 • 《觉悟》、《少年中国》、 • 《新社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 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的光辉在逐渐消失。号称政论大家的 梁启超在大论战中遭到惨败即是明证。
• 革命派的政论重于革命的鼓动，尖锐激烈，一时确也使舆 论界为之一振。但它缺少慎密的说理，难以对群众作启蒙 的教育，敌对派攻击它“不无叫嚣之习”，也确实是抓住 了它的弱点的。
• “五四”政论就大不一样。
• 从《新青年》、《每周评论》到《湘 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白话文运动及政论的发展情况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有关“白话
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词条，陈
述如下：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
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
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
‘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
• “五四”政论又是面向现实生活的。
• 从思想的批判转向现实的批判，指陈社会弊病， 抨击反动势力，在“五四”运动中配合群众斗争 造成短期的革命舆论。“五四”以后，初步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的政论作者们，有敏锐的眼光，坚 定的方向，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样， “五四”政论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舆论 的影响上，都远远超过前人。
• 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 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 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对比。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王本朝【内容提要】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时代的开始，于是白话文学的新纪元得以确立。
白话文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观念，而且建构了白话文章观念。
在这一运动的历史发展中，围绕白话文章观念的建构，经历了从倡导与确立、到质疑与批评、直至自我反思和调整的过程，呈现出从提出“文章即说话”、到质疑白话何以成文、直至探索怎样作好白话文的观念变迁，显示了白话文章观念建设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白话文观念的建构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还在于它借助了新文学的创作实践。
白话文和新文学在内容和观念上发生着多重的意义交集，它们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既推动了文学现代性和文章社会化的变革，也使新文学处于适应社会时代选择和追求审美理想的两难处境中。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白话文/新文学/文章观念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时代的开始，于是白话文学的新纪元得以确立。
长期以来，对于五四运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汗牛充栋。
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运动史、报刊史、思想史、文学史以及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而少有从文章尤其是文章观念角度进行的审视。
即使有个别论述涉及文章问题，也多是从语言工具和文学体式出发，其研究也往往是静态和较为简略的，很难深入到变动着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白话文章的历史逻辑和观念运演中去，这就带来了从文章观念角度研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空乏和表面化。
白话文主要是指用白话写成的文章，它与白话和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文章变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象‘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
①当然，白话文观念在白话文运动中经历了从倡导到质疑再到反思的历史过程，从提出以白话代文言到文学的国语化，从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到探索欧化的限度和文白融合的可能，有着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观念到创作的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
浅谈白话文运动
浅谈白话文运动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一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汉语书面语发生的一次最大的颠覆活动，也是这百年之内中国语文演进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应该给以它怎样一个清晰明确的阐释呢？中国古典语言学家、汉语文艺语言学家胡奇光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关于“白话文运动”这一词条所撰写的内容陈述如下：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
”“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
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
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这一阐述将白话文运动的时间、地点、人物、主张、性质等等内容简明扼要地进行了阐述，并赋予此次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伟大意义，由此可见此次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性及其深刻意义。
但是白话文并非始于1919年，而是发端于宋元话本，后兴于明清通俗小说。
清朝继承了明朝“复古”的传统，但是此时白话文仍不受重视，不过白话文并不因此而停顿，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发展，以漂亮的北京口语写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也是在这时候问世的。
到了清末，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在改良主义者中出现了“文言一致、提倡白话”的呼声，但是他们多数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然维系文言文。
然而，与此前提倡白话文所遭遇的尴尬境况不同的是，1919年所开展的白话文运动却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第一次给予白话文以理论的支撑。
关于白话文写作的理论探索，还得从胡适说起。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曾经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随后整理成一篇文章，即《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艺复兴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艺复兴近代中国历经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挑战，其中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艺复兴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重要的时期。
这两个时期不仅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思想觉醒、文艺创作等方面探讨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关系。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艺复兴发生在20世纪初，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文学艺术作品多以古文为主，而白话文则被视为庸俗之语。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变革，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束缚，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觉醒逐渐兴起。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场以推广白话文为核心的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白话文是通俗易懂的语言，能够更好地传达思想和表达情感。
因此，他们开始倡导使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和社会交流。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迅速扩散，不仅影响了文学领域，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白话文取代了古文成为主流，许多作家纷纷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作品内容也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
这种新的文学风格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文艺复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对现代化的追求也发生了转变。
文艺复兴的目标是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现代人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超越。
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更加多样化，既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抒情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追求个性和自由，他们试图通过艺术创作来探索自我和表达内心的情感。
在这个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诞生了，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胡适的《文艺改良论》等。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创新性，也在思想上具有深度和启示。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艺复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更在于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思想和文化的支持。
五四文学讲义之白话文和评价新文学运动定稿
（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语言是五四时期形成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所谓“白话文”有两个涵义：一是把白话文当作一种书写文体，使更多的人能够掌握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二是把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以利表达新思想、新知识、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发展新文学。
五四时期对语言变革的认识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以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提出了“废汉文”而“行拼音文字”的主张。
二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虽也认为语言变革势在必行，但又对文言的人文美学生命很是珍惜。
三是以林纾、严复、当时北大江浙派教授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对文言和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国学充满了眷恋，坚决反对废弃文言。
三种观点经历了激烈的交锋，最终文言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贵族化、精英化等疏离语言大众的缺陷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场语言变革，如果仅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来看，无疑是成功的。
但回到文学的领域，这场语言革命所带来的种种文学现代性问题则需要深入地思考。
1、“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历史蓄势（“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一种被翻译逼出来的新体文）新体白话从何而来？它的产生，当然和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近代大都市迅速兴起，市民和新型知识分子大量涌现这些社会条件有关，也和文学革命的倡导以及新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关。
但最早促成它的动因，实在出于忠实译介西方文学的需要。
换句话说，新体白话是由面对民众的文学翻译逼出来的。
文学翻译要真正准确贴切地传达出原作的风貌、对话的韵味，恐怕还是要靠白话来对译。
林纾的古文意译虽也有很大的功劳，但他那种按译者审美趣味随意删节原作、整章不分段落、对话也不分行书写、人名又任意变更的译法，无论如何很难让懂得外文的读者满意。
因此，早在清末民初，用白话文翻译外国小说的风气已逐渐出现。
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是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
随着日益加剧的民族、文化危机，白话文运动成为迫在眉睫的启蒙运动的关键性环节。
再论“五四”白话文运动何以成功——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比较
再论“五四”白话文运动何以成功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作者简介：陈迪强（1977—），男，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变革与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1898—1937）”的阶段成果（15YJC751003）。
——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比较（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辽宁大连116044）陈迪强摘要：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在人事关系、办刊经验、舆论造势、理论建构上均有密切的联系，但晚清的这一运动在民初趋于消沉。
在百年之后以比较的视角回望五四，会发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在改革路径、逻辑思路、革命态度、政治时势背景诸方面不同于晚清。
这些独特性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成功的保证。
学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研究思路很好地发掘了五四对晚清的继承性，却又忽视了其独特性。
关键词：晚清；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2-0150-06晚清至“五四”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白话文运动，从而导致“现代文学”的发生。
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成功了，而晚清没有：1917年以前的中国小说界是以鸳鸯蝴蝶派和黑幕派为代表的文言小说；诗词是以南社的古典诗词为主导；文章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文言政论文。
在民初，文学语言反趋艰涩。
所以，虽然有晚清提倡白话的运动，但当胡适发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1]的“断言”时，仍具有开辟性意义——正是五四同人的推动，以1920年教育部的训令为标志，两大新文学社团成立，四大文体各自进行新旧转换，白话文运动方告成功。
但近二十年来，学界开始大量研究晚清的语言变革，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甚至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使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趋于复杂。
那么，在“五四文学革命”百年之际，如何看待五四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的区别，关系到现代文学发生的许多基本问题。
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关于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陈独秀随即撰写《文学革命论》声援，文学革命的序幕就此揭开。
文学革命又称白话文运动，包括形式、内容和观点三个方面的改革，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大。
以“四个反对”和“四个提倡”概括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
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对比。
成就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它的成就首先表现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一、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
这学说的框架有3条：1.白话为文学之正宗。
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
2.用白话作各种文章。
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
3.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
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二、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
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3个方面。
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4条主张：1.要有话说方才说话；2.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3.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4.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
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分析
第33卷第2期延边教育学院学报Vol.33No.22019年4月Journal of Yanb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pr.2019·51·“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分析王雪琪（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河南巩义451200）摘要：“五四”白话文运动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摒弃旧文学，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对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对文言文的误解进行分析，并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进行探讨。
关键词：“五四”；白话文运动；语言学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4564（2019）02-0051-03“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话文作各类文章，将白话文作为通用书面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推动着我国语言学的变革。
一、“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文言文的误解1.言文一致“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文言文十分落后，主张对其进行变革。
他们认为文言文会对人们的启蒙教育形成阻碍，所以中国才会有大量的文盲。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播新文化，但文盲太多会对新文化的传播形成很大的阻碍。
言文一致说是建立在语言中心论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文字附属于口语，应保持文字与口语的一致性。
比如，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会比中国发展得更好，是因为其文字与语言具有一致性，在语言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黄遵宪所谈及的文字并不是中国表意的汉字，而是西方表音的文字，将其与汉字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我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些文字的出现与口语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当时人们为方便“结绳记事”而发明的。
白话文最开始出现在唐代，其与文言文处于平衡互补的状态，文言文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简，而白话文则比较生活化，富有时代性。
文言文与口语之间的不一致，是从西方语言特点来看的，并不适用于汉语改革。
五四文学革命强调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五四文学革命强调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胡适倡导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革命，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世界文学的体系中，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早已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议》，=月又登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胡适在妓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矗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抄，“不作无病之呻吟弦、“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力、露不讲对仗”、材不避俗字俗语一，这些都是针对文言文而立足予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的。
胡适遮篇文章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而进步的设想，被陈独秀赞扬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和文艺理论方面，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札记，做了多次讲演。
胡适为了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促使新文学运动开花结果，还从事创作实践，用白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和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胡适所主张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针对八股文提出来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胡适在一九一六年《藏晖室札记》中《论译书寄陈独秀》里，提出了：“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
”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晖室札记·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里，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纳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
胡适还在一九一八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应使“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学上占有一位置”。
也就是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从新内容的要求出发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
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五四革命中谁提出的白话文
五四革命中谁提出的白话文？陈独秀。
1、率先提倡白话文的是陈独秀。
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2、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
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
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
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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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朱恒何锡章内容提要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去汉字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白”成了语言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
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语言变革的潜流从晚清就开始暗涌了。
当中国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人们被迫开始直面战火与硝烟背后的那个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
正是在打量比较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自身(包括语言)也第一次成为了被审视的“他者”。
最初以为,中西差异仅在器物层面,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发现,政体国体才是关键,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到后来才有人认识到国之文明程度取决于民之文明程度,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愚民”多“智民”少。
中国国民何以会“愚”于西人呢?罪魁祸首居然是中国的文字!“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民,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
”所以,“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今天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
语言问题与国民的智愚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国运兴衰的高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股潜流到1917年终于冲出地表,汪洋恣肆,成为冲刷扫荡中国旧思想的洪流。
正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复杂背景和“不纯”动机,才有了让我们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
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可以对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语言观进行检讨,找出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声音中心主义与文字中心主义索绪尔认为文字的体系只有两种;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
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基本不涉及表意体系的汉字。
其实不只是索绪尔,整个西方思想界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尊崇声音,贬低文字,认为声音是对自然、内心的记录,而文字则仅是对声音的记录,是声音的附庸。
黑格尔的总结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他看来,语言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从较低的阶段走向较高的阶段的规律。
德语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存在,正是“仅仅”为了记录声音,记录内在言说,所以是“较好的文字形式”,而表意的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发展之手段”,“不像我们的文字那样表现个人的声音——不直接呈现口头语言,而只是用符号再现观念本身”,所以是发育不全的语言的经典例证,典型地体现了书面表达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西方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建立在一种以声音为核心的语言的基础之上的。
“逻各斯”是西方思想的终极范畴,而“Logos的基本含义是言说”,是发出声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声音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汉语处于相对封闭之中,从没有面对过强大到需要自我审视来对付先进文明的挑战。
当西方文明以无可置疑的压倒性的“先进品质”进入人们的视野时,承载落后思想与文明的古代汉语自然只能甘拜下风,藏拙躲避,将自己的特点甚至优点—概当作缺点,认为自己的语言一无是处,乃“象形文字之末流”,将自我消融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中。
但是,即便是轻视汉语(汉字)的索绪尔也承认,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是与表音体系并列的两大文字体系之一。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在对中西语言文字进行对比研究后,肯定象形的汉字是与字母文字具有同等地位(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低级形式)的另一种文字。
不受“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支配如德里达就对汉语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文字在我眼中更有兴趣的常常是它那种非声音的东西。
只是,在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中,赋予并非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声音某种特殊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并非“发育不全”,相反还有其所不具备的优点。
如果说西语是声音为中心,那么汉语就是文字为中心:西方语言是言本位或音本位,汉语就是文本位或字本位。
下面我们就通过^人晚清至“五四”的语言变革历程来清理其中的语言走向——从文字中心主义到声音中心主义。
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急切追求,西方的一切都被拿来作为衡量自身的标杆。
西方富强、中国赢弱的原因最终追到了语言的根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得文字之捷径,为富强之源头”。
人们发现古代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差异在于汉语是“言文分离”而西方语言是“言文合一”。
“言文合一”则既便于认读,又便于拼写,是造就大量“智民”的“有声的”语言;而汉语以文字为核心,在口语之外另有一套更加强大的书写体系,即文言文体系,认读难而书写更难,徒具文字之形式而无语言之声音,整个中国因此成了“无声的中国”。
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黄遵宪就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如想达到西方的文明程度,塑造一批“智民”,就需要有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尽改象形字为谐声”。
但如何改为“谐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不少学人出于普及知识、打造“智民”的需要,只得开始从解决汉字认读难的问题着手,如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最早提出了“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卢戆章、蔡锡永、沈学或提出“切音方案”,或出版切音著作,他们看到的都是声音对于语言的重要性,目的都是让沉默的汉字开口发声。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出发,提出“废文言而倡白话”,进行语体革新,从“八事”人手,改良文学。
胡适后来把他的“八事”,即“八不主义”调整为“四条”。
即: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这是“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二)(三)(四)(五)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从上述四条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见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影子,胡适的“四条”只是对黄遵宪的“五字诀”的“灌水”而已,二者的精神其实是一脉相通的。
“我手写我口”实际是对文字(“写”)提出了记录声音(“口”)的要求。
到胡适那里变成了两个字“说”、“话”,强调的还是语言中的声音性。
虽然胡适本人对此未必有清醒的认识,但他的变革确实是朝着“声音中心主义”这条道路在前行。
胡适以《白话文学史》来证明白话在文学史上的合法地位,《白话文学史》中的文学正是记录“说话”的文学,他尊崇元、白的诗,就是因其能“读”给老妪“听”——不是“写”给老妪“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不都是对“说”书人所“说”的“话”进行记录然后加工整理出来的吗?胡适的文学改良实践追求的正是语言的“可说性”、“可听性”,亦即“声音性”。
胡适虽然对汉字的拉丁化持谨慎态度,但汉字在他那里已经开始成为记录声音的工具。
如下面这段话:“五四前后,关于柏理玺天德说得不多,倒是人们成天嚷着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那就是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斯。
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什么安那其,什么康敏尼,不一而足。
当时有个尖头鳗提出费尔泼赖,而另一位密司脱则以为爱斯不难读可以代替汉字。
……”这是汉字对西文声音的记录的集中展示。
胡适所提倡的正是用汉字记录中国人生活中的声音而已。
在这里,汉字履行的是与字母一样的记录声音的责任,汉字个体的意义都暂时被遮蔽了,沦为声音的附庸。
孟华教授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概括为“‘去汉字化’运动”,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反汉字、反汉字所代表的文本位的文化方式”。
这确实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后得出的精辟见解。
“去汉字化”的实质是“亲拼音化”,其语言学理想就是“声音中心主义”。
现代语言学理论及“五四”以来九十年的实践证明,语言自身是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西语与汉语互相借鉴互相补充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但试图以一种形式的语言取代另一种形式的语言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也是底线。
我们无意苛求白话运动的发起者,他们赶超世界的热忱与急迫让我们感动,但是,对以文字为核心的汉语而言,贬低文字、独尊声音,其结果必然是“会说话的人越来越多,会作文的人越来越少,文章退化为对说话行为的片面摹仿与呆板的记录,而说话也因为失去文章的对立面的挑战与支持,越来越粗俗破碎——轻视文字的结果,必然也影响到语言的品质”。
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艺术上整体不如古代文学,汉语的文字本位被轻视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二工具性、(思想)本体性与诗性长期以来,工具性一直被当作是语言的唯一属性。
从庄子的“得鱼而忘筌”与“得意而忘言”的类比,到禅宗的“指月之手”的暗隐,都将语言视为工具。
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语言是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观点几成不刊之论。
胡适也是从文言、白话的工具性的角度论证其白话文运动的合理性的:第一我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说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第二我们深信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
第三我们因为要“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故敢决然弃去那不适用的文言工具。
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
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
若必斤斤争文言之不当废,那又是“为工具所用”,作了工具的奴隶了。
傅斯年也认为: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
惟其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个方便,都不要因陋就简,安于不方便。
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国语,只因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国语是比较方便的。
“工具论”的实质是认为思想与语言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语言之先,语言在思想之后,存在可以脱离语言的纯粹的思想,也存在可以脱离思想的纯粹的语言,思想是内容,语言是形式,用语言表达思想就如同人穿上衣服,思想是目的,语言是手段,语言不过是“达意”的“辞”,进行思想革命就只能拿语言开刀,等实现了“文字体裁的大解放”,再用文字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坚持语言工具观的必然结果是,将语言当作是一件与思想、文化、民族、历史不相涉的东西。
语言如果真只是工具就好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是变色龙”。
工具性绝不是语言呈现给我们的全部。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也不是主与从、内与外、目的与手段、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我们眼前的世界是语言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没有了语言,世界只可能是混沌一片鸿蒙未开的世界。
确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
倘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