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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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
—关于西方文化变革的初步探讨
班级:测控2121班
学号:312101030142
作者:徐黎明
关键词:崇尚人性理性自由功利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更新
在我短暂的几年学习生涯中,自己对西方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情有独钟。我对于这一西方文化现象是羡慕的,因为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开端,启蒙运动的儿女们都是卓越的,因为他们不仅崇尚人性、肯定人的价值且充满人道主义色彩与个人主义点缀。而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中国怎么样呢?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顾炎武等有志之士,但终究没有能够完成反封建的使用。可启蒙运动做到了,它使西方社会真正开始了民主、自由、博爱的历史进程。我喜爱启蒙运动还因为它倡导理性,确信人的理性能够克服任何障碍,人的完美是因为理性的完善。
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一词并非应当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含义。它是一种面对疑难问题进行有序思维活动的方法。康德认为: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笛卡尔就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之一,认为人类可以用演绎推理来说明世间万物,也即是用理性追求真理,即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还带一点儿片面的可知论色彩,但又如培根所言,理性具有局限性,用归纳法并不能充分认识,因为人类观察到或做实验的对象是有限的,手中的事实材料是不充分的,但是人的充分的有序思维活动可以最大地克服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人可以通过对现有事实的批判整理来预测下一步的进展,从而达到理性的最大化。上述的“理性”,或者说是“经验”不同于现下社会中的“理性”一词,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指人自身对于自我的约束,更多的是道德层面上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不想起床,但最终我还是按时吃早餐去上自习了。这一行为后果的出现是我运用理性的成果,这一过程并非追求真理的过程,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选择。现在我于“理性”的理解,有些类似启蒙运动反对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对本我的压制。在心理学上人的意识被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一种人类原始兽性的表现,自我是个人在道德善恶方面对自身的一种约束,禁欲是就两个“我”而言的。基督教中有关“原罪”的认识也是基于本我而产生的。人生来
拥有七宗罪:贪吃、懒惰、骄傲、愤怒、嫉妒、性欲。所以启蒙运动的反禁欲主义也是有反宗教的色彩。基督教或者说犹太教承认人性本恶,需要用严格的戒律来管理人类。这正是欧州中世纪的黑暗之处,它丝毫也看不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中世纪初期的文明与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明相比是一种倒退,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摧毁与重塑,在古希腊的多神教中,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在世间享受快乐,带有明显的享乐主义色彩,而中世纪的基督教则修建了众多的修道院来使人们勤于农耕,清心寡欲。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局部恢复,它正视人性的所谓的“恶”,而在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注重人的美与善,其中尤其看重人体形态美与母性的光辉,最典型的代表是《大卫》与《圣母玛利亚》。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文艺复兴是有反宗教色彩的,为何还要画圣母玛利亚呢?其实这有点雷同于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假借孔子的《孔子改制考》来传播自己的改革思路。文艺复兴的画家借宣扬基督的名义来体现人体的美,当然启蒙运动要较文艺复兴时期的改革彻底得多,是从艺术建筑等外在表皮向政治体制的一种演变,从明确提出要挣脱宗教的禁篱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到反对君权神授,希冀出现开明的君主。
在这里我需要阐述一下“开明君主”这一词语,从字面上来看,开明君主就是一些善于纳谏的君主或者说他们实施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他们会强迫人民(采用义务教育)掌握基本的阅读技能和实用知识,再由其间出类拨萃的人来组成“开明”的政府机构,实现在行政管理上的相对人性化,但同时开明君主又是专制性的,在一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实现对其权力的监督与约束,甚至君主可以随意凌驾于构成国家传统的基本法、神圣律法和自然法之上,开明君主的开明完全是个人主观性的,所以开明专制也是不可靠的。但对于反封建的西方启蒙家而言,如卢梭、洛克等来说,这已然是对欧洲中世纪黑暗体制的一次大挑战了,其中包含的民主思想虽然寥寥无几,但他们已经出现了类似罗马公民大会的机构构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古罗马文化的一种追念。
较开明专制更为民主一些的是议会君主制或者说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这两种政体的代表国家:法国资产阶级《人权宣言》更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事件,《人权宣言》中有关人权的规定正表现出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和道
德,即爱人如己,博爱、自由、仁慈和宽容。启蒙时代的政体改革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恢复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使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想法与观念,其实哥白尼在1543年以前就形成了日心说理论,只是他担心这一理论所蕴含的异端结论,因而一直拒绝公开发表。可恰恰在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盛行,这就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支持,所以在1543年时《天体运行论》得以面世。此后传统的基督教义受到了挑战与威胁,因而也造成了十六世纪末启蒙运动前怀疑主义的大发展,因为人们不再把传统视为绝对无误的权威,迫切需要以某种方式把精神信仰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17世纪初伽俐略望远镜的发明更加证实感官知觉是有可能产生错误知识的根源,从而使怀疑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怀疑主义又分为波浪怀疑主义与学院派怀疑主义,波浪怀疑主义顾名思义,是由一位叫波浪的人主创的,而学院派怀疑主义则来自于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学园。学院派怀疑主义较波浪怀疑主义略微积极一些,二者都认为人类掌握的真理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人没有必要对所谓的真理作肯定的或者否定的判断,但学院派至少还愿意肯定一点,那就是氏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我们一无所知,而波浪们在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怀疑主义的这种态度,必将导致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者对其的反驳;这一现象是人们宗教信仰危机产生后的必然结果。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这种局面就好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它属于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折衷,而就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我会偏向于具有一定可信度的理性主义。鉴于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争论,启蒙运动家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判断标准,即功利主义这一思想观念,对后世有着显著的影响。
功利主义在我眼中就是指做事的目的性,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真理价值的判断是必要的,具有目的性的,而这又与一种名为利己的心理状态关系密切。其中以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在书中他提出人的利己心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制造出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满足的产品,从而在保证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所以他强调经济自由,贸易自由和经营自由。总之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相对自由体现在《权力法案》与《人权宣言》上,经济上的自由则体现在《国富论》中,提及“自由”就不得不涉及个人主义,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的理论和实践大多更重视社会群体而不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