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安藤彦太郎先生

追念安藤彦太郎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

安藤彦太郎先生因膀胱癌，不幸于10月27日在东京逝世。当时，我正在台湾政治大学访问，没有得到安藤逝世的消息。前几天，步平先生说他要去东京，我才知道他和张海鹏先生将专程赴东京吊唁。

安藤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多年来，他虽然精神不减当年，但毕竟一直被被疾病困扰。他的逝世，可以说是油尽灯枯，并不让人十分意外。但是，我得知他逝世消息的那天，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先生的音容笑貌，我眼前时隐时现，好像面对面地和我交谈。

安藤先生是我们研究所的老朋友，但我认识他却很晚。那还是1996年的6月间，海鹏先生从日本访问归来，告诉我在东京见到安藤先生时，他特意说你们研究所闻黎明写的关于西南联大教授会的论文，他已复印了下来，并希望能和我取得联系。从海鹏先生那里，我知道安藤先生正在研究西南联大，而且写了一些章节，陆续发表在日本《日中学院院刊》上。我没有拜读过安藤先生的著作，但知道他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即兴奋又不安。于是，我找了一本《日本的中国学者》，里面介绍他生于1917年，原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1946年参加中国研究所创建，1952年发起创办中国语学研究会，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日译。书中还介绍到，安藤先生原为日本共产党党员，1966年与宫本集团决裂，1976年5月至1978年10月来华任专家，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及中共十一大及五届人大有关文件翻译。

说来也巧，那年研究所安排我去日本庆应大学访问，由于我是第一次去日本，刘大年先生特别为我写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庆应大学法学部学部长山田辰雄教授，一封给东京大学东洋文研究所所长滨下武志教授，一封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大年先生还说，安藤要来北京，届时带我一起去会面。

8月26日，我接到海鹏先生电话，说安藤已到北京了，明晚请我们吃饭，要我到所里乘车同去。27日下午，我和大年先生、海鹏先生，还有当时的科研处长徐辉琪先生，一起乘车到友谊宾馆。安藤先生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校订后，就住在友谊宾馆。后来，他回国了，但友谊宾馆一直为他保留着一套房间，他们夫妇每年都要来一次到北京，每到北京就住在那里。参加那次会面的，还有时任院科研局局长助理、亚非处处长孙新。

在友谊宾馆的一间餐厅里，大家热烈地交谈着。我初次见到安藤先生，而且是在座中的小字辈，不免有些拘谨，但安藤的和蔼面容，那么平易近人，很快就把我解放了。海鹏向安藤、岸阳子夫妇介绍我时，他们都露出高兴的神色，说我长得像祖父。孙新则向他们介绍我去日本的经费来源等。

当时，我正在参加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的写作，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闻一多传》，于是大年先生要我把这本书也送给他们，岸阳子笑着

说不用了，她不仅买了这本书，还买了我的另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只是还没来得及寄给安藤（岸阳子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书，已在北京八个月了）。她还说，安藤的《西南联大史》，已经开始发表，现在刊登至南开大学被炸一节。

岸阳子的消息很灵通，竟然知道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正在翻译《闻一多传》，还说铃木为人很好，只是担心他力不胜任。说到日本做闻一多研究的学者，岸阳子如数家珍，说有一个人在北海道，他的学位论文写的就是闻一多，我到日本后，她会给那人打招呼，要我去北海道见他。这位先生和岸阳子是京都大学的同窗，也是竹内实先生的及门弟子，竹内先生对奥平先生的论文评价很高。我问这人是谁，岸阳子说是奥平卓。我一听就笑了，因为我和奥平卓很熟悉，直到现在，每年新年都收到他的贺卡。我的女儿考入北京语言大学那年，奥平先生还托人送了她一个最新型号的索尼数码相机。

共同的话题，很容易缩短彼此的距离。岸阳子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来想写闻一多的庄子研究，但竹内先生说难度太大，这才改庄子研究，后来还把《庄子》译成日文出版。

那次晚餐，点的是中国菜。岸阳子说，本想请我们吃日本料理，但友谊宾馆的和式料理都是从日本运来的，而日本正在闹什么病毒，故改吃中国菜。于是说到日本生鱼片，我说没吃过，安藤便叮嘱岸阳子，说我到日本后，要她带我一起吃次生鱼片。临别时，安藤夫妇说我到东京后，一定和他们联系。

安藤先生那次到北京来，带着一项重要任务。一年前，村山富士出任日本首相，为了对侵华表示歉意，由国会通过了一项36亿日元的中日历史研究议案。这项工作分三个部分，一是资助日本高中历史教师到中国进修考察，二是建立专门收集十五年中日战争史资料的图书馆，三是资助中国和日本学者进行十五年中日战争史研究。这项工作，日本已经启动了，但中国有关方面还在考虑。安藤先生来北京，就是为了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学者的资助不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国有关部门已大体同意接受这笔款项，并决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窗口，由近代史研究所具体主持。不过，社科院要求把这笔款项一揽子交给他们，为此，安藤特来北京，说明日本国会通过的议案规定十年完成，按照日本的财政制度，需要每年进行核算。后来，海鹏先生说，日本为了落实国会议案，计划成立两个机构，一是日中历史研究会，安藤为会长；一是负责审查课题的评议会，安藤任副理事长。实际上，安藤先生是这项工作的重要主持者，因为负责课题审查的评议会通过的决议，最终还要交给日中历史研究会具体执行。

这次见面后，我数次到日本访问，每次都得到安藤先生的关照。1996年11月中旬，我离开庆应大学前，接到安藤先生的电话，说要请我吃饭。19日下午，我如约来到早稻田大学大隈会馆。安藤先生退休前是早稻田大学教授，退休后授予名誉教授，岸阳子也是早稻田大学教授，因此他们特意选择了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的大隈会馆。岸阳子一见我面，就问王丹梅怎么没来。王丹梅是我的表妹，我

姑姑的女儿，当时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安藤夫妇邀请我们两人一起来，但她正好赶上一件急事来不了了。安藤先生也临时有事，要晚一点来，嘱咐岸阳子陪我一个小时。那天，我送给他们几本书，一本《闻一多传》，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尽管岸阳子说她已经买了，但我还是要送给他们的。另外一本，是中国摄影出版社新出版的《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画册。我还送了特意带来的文房四宝、毛泽东像章，以及西南联大研究目录。岸阳子也送了我她翻译的《庄子》一书，并送给大年先生一盒笔，请我带回去（后来大年先生高兴的接受了这盒笔，说要给他们去信致谢）。

我们在大隈会馆喝红茶，边喝边谈。我那时正在做“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种力量”的研究，于是向岸阳子介绍了这项课题的进展情况。岸阳子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并建议我申请中日历史研究基金。其实，这项课题已经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不过由于岸阳子的鼓励，我后来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了另一项申请，这就是《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一书的起因。

下午近6点钟时，岸阳子把我带到大隈会馆的另一个房间，安藤先生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那次他们请我吃的是日式烧烤，开始是一位青年人操作，后来厨师长亲自操刀。厨师长当着我们的面，把一块牛肉放在不锈钢板上，不时翻来复去的烧烤，再一块一块地切开，送到我们面前。我们一边吃，厨师长一边做。烤的东西很多，除了牛肉，还有鱼、蔬菜等。这种方式我还不曾见过，整个过程如表演一般。餐厅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气氛仿佛是为我们特设的专场。

饭后，安藤夫妇请我喝咖啡，岸阳子再次说我的研究应该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申请。安藤则在一张纸上画了图，向我解释说日本的体制与中国不同，说日本的都、市、町等都是自治体，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上交70％的税收，而地方政府成员都是本地区自行选举的，可以不听中央政府的话，最近发现的冲绳事件就是一例，由于冲绳知事向中央政府让步了，选民下次可以不选他。安藤先生进一步说，日本的地方政府并不是与中央政府同进同退，内阁倒台，地方政府并不随着倒台。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议案，政府不能再过问这笔钱怎么用，因此中国政府也不要担心拿了日本的钱就会倾向日本。岸阳子也插话说，考虑到两国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所以规定两国学者各自研究，不进行合作，但可以交流、访问，到时各自出各自的成果。岸阳子又说，国会这笔钱实际上由安藤掌握，虽然他们请了几位知名学者，但主持其事者仍是安藤，中国方面由刘大年先生负责，张海鹏是主要成员。岸阳子还说，我的申请如遇到困难，可以写信给她，由安藤出面向中国方面说明，这样会有些促进作用。

安藤夫妇对我的关照还有许多，真是一言难尽。1998年，我第二次赴日本，仍然在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那次访问，因为计划父母和妻子、女儿也去一段时间，因此庆应大学把我安排在麻布十番的一座小楼里。房间很大，占了整整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