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界大家资华筠

舞界大家资华筠2014年12月，舞蹈表演艺术家、理论家资华筠作别她78年的精彩人生。

这是中国舞蹈界、“非遗”界乃至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家资华筠，1936年3月出生，其父亲资耀华是知名银行家和金融学界的泰斗，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后来曾求学于哈佛和普林斯顿，在金融界享有很高威望。

资华筠自幼学习芭蕾和钢琴，1950年初中毕业于南开中学，同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少年班，从此开始专业舞蹈生涯。

资华筠的姐姐读清华，妹妹上北大，她却在14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舞蹈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她说，和舞蹈结缘是因为钢琴老师的培养。

资华筠的钢琴老师是知名钢琴家刘金定，她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等的启蒙教师。

刘金定发现资华筠的节奏感特别好，身材又比较适合跳舞，就“自作主张”把她送到当时俄罗斯人在天津租界里开的舞蹈学校。

资华筠说，那个舞蹈学校的学费较高，后来甚至要交美金，但她还是坚持学了两年。

两年学完汇报演出时，她跳了《天鹅之死》，当时天津的《俄侨报》报道说她是“未来的芭蕾明星”。

资华筠曾回忆说：“到了中学妈妈也不许我学了。

说我继续学下去会轻浮。

因为那里面确实都是富家子弟，连曹汝霖的孙女也在里面，当时可口可乐非常贵，我们休息时，小伙伴们就啪啪地打开可乐喝，吃紫雪糕。

我手里从来没有钱，我妈妈说小孩子手里不能有钱。

我在同学里是很寒酸的，但是大家都不会看不起我，因为我业务好。

妈妈说，你知道了吧！人靠什么有尊严？是靠本事，不是靠钱。

这些教育对我都是根深蒂固的。

”1951年，资华筠从中国戏剧学院舞蹈少年班加入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了第三届（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与同事一起表演藏族群舞《春游》，获金奖。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成立，她亦幸运入选，成为第一批演员。

作为舞者，她在1952年至1987年，历任中央歌舞团领舞、独舞、领衔演员、教师、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表演过中外各种风格的舞蹈作品近百件，其首演、领衔的经典舞蹈，如作品《飞天》《孔雀舞》《红绸舞》《荷花舞》《长虹颂》《金梭与银梭》等，在新中国舞蹈发展历程中具有时代标志性，并曾在国内外的舞蹈比赛中获得过金奖和铜奖。

1981年至1983年，她与王昆、姚珠珠合作举办了舞蹈晚会，在全国各地巡演，引起热烈反响。

其中以其自创自演的舞目为主，展示了对民族舞蹈的审美追求，也就此为职业表演生涯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她坦言：“尽管我运气不错，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文革’夺去了我作为舞蹈演员最宝贵的艺术年华，很难实现表演艺术的理想境界……”她的散文《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我心中的舞蹈》深刻地表达了她的心声。

中国舞蹈学科理论的开拓者1987年，资华筠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面对许多对“明星所长”表示置疑者，她就职演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来上任而是来上学的，相信只要自己想学，任何时候都不晚。

”当时，资华筠已有报告文学文集和不少散文问世，好心人劝她选择“舞蹈家评传”之类的研究课题，易出成果。

但她认为舞蹈学科的本体研究基础理论薄弱，要啃硬骨头。

根据多年来舞蹈实践中的困惑和思考，她在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帮助下，从研究舞蹈之生成、发展与其诸多环境因素的关系出发，选择了揭示舞蹈民族文化特异性的科研课题“舞蹈生态学”。

1991年，她与人合著的《舞蹈生态学导论》出版。

这门新兴学科的开拓意义和基本原理，已为越来越多的舞界、学界人士所认可，为创新性交叉学科对舞蹈生成发展的规律及民族文化特异性的研究，提出了科学原理和系统方法，对舞蹈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成为舞蹈学博士研究生重点研修的课题。

1999年，舞研所所长职务卸任以后，资华筠仍主持国家级、院级重点科研课题。

2010年，资华筠荣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终身研究员（仅有7位），成为中国舞蹈界之唯一。

她也是唯一具有国家一级演员和研究员双项正高职称的舞蹈家。

作为学者，她自1987年调入研究院工作以来，先后主持了多项“八五”至“十一五”规划中艺术学科的国家级课题，独著、合著、主编了《舞蹈生态学导论》《舞蹈生态学论丛》《影响世界的中国乐舞》《舞艺舞理》（汉英双语）以及《中国舞蹈》《舞蹈美育原理与教程》《舞蹈生态学》等多部著作，出版了《我的爱》《舞蹈艺术欣赏――黛尔伯西荷拉遐想》《华筠散文》《学而年轻》《人世婆娑》《过电影》《舞思》等多部文集，两大类共计400余万字。

其间，她还主持了《中国当代舞蹈精粹》的大师系列片多集，为中国当代舞蹈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视频资料。

她撰写的论文、评论、散文曾获全国评比一等奖，主编并合著的《中国舞蹈》曾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舞蹈评论《繁华中的忧思》获第四届中国文联评论一等奖，主编并合著的《舞蹈生态学》2014年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著作特等奖，这些成绩均为舞界之唯一。

她的散文也颇具影响力，曾被选入《20世纪经典散文集粹》等多种文集。

她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二版）担任舞蹈学科的主编，获“重要贡献奖”。

致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资华筠，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非遗”专家，她近年来高度关注并极力推动这项中国文化界最大的保护工程。

她对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机制、方法等孜孜以求，多有著述。

而由她提出的“精神植被”“优质基因传承”“原生态的科学界定”等理念中，有多项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华筠就提交了“关注文化生态保护”的全国政协提案。

她在人类学国际会议上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植被”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她的“关于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许多提案与建议，切实有效地推进了“非遗”保护工作。

有关资华筠积极关注非遗保护，身体力行的事迹很多。

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杨莉回忆资华筠对“非遗”作出的贡献时写到：2008年5月12日，一场罕见的特大地震让“汶川”的名字瞬间传遍全球，这一场特大地震已经震塌了记载着这个民族沧桑历史的古老碉楼与村寨，羌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发生了裂变，文化传承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记得之前资先生曾经多次在交谈中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便是对传承人的保护，他们意识形态的自觉建构，就如DNA序列一样，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繁衍，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文化畸变甚至断代失传，由此可以想见当资先生得知位处震中的羌族聚居地区灾情万分严重之时，心里是多么悲痛与焦急。

我在震后第一时间便接到了资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第一句话便是：“还好吗？羌族的传承人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情真意切的关怀，令我感动之余，更体会到她对羌族文化传承现状与未来的那份牵挂。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先行者，资华筠教授深谙，要度过这场空前的文化传承危机，首先要做的，便是抢救那些身怀羌族传统知识与技艺的传承人们。

深思熟虑过后，资先生决定为羌族的文化保护工作，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并向我建议：震后应关注羌族文化传承人保护机制的问题。

在她倾心的帮助之下，定名为《羌族文化传承人记实录》的项目，得以在文化部和国家保护中心的关注、支持下，论证、立项并获得专项经费。

这一项目将全面完整地搜集、调查、整理和记录下目前羌族文化传承人的现状，并以数据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精准、详细的有效信息，使承载着活态传承任务的“代表性人物”，得以有效保护和发挥作用。

目前，此项目正在加紧完成中。

资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诚挚的工作热情一直引导着我们工作的推进。

中国对外交流的使者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资华筠曾出访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从事表演和讲学，并先后获得美国名人传记中心的“20世纪成就奖”、英国名人传记中心的“世界杰出妇女奖”等国际荣誉，入选英、美多国的《世界名人录》，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舞蹈家和舞蹈研究理论家。

2013年，文化部出版《金色回忆》（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一书，记载了资华筠等老艺术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在该书发布会上，资华筠讲到：在我从艺60多年的生涯中，执行对外文化交流任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从1951年刚摘下红领巾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舞蹈比赛，到2007年已是古稀之年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中欧文化对话并作主旨发言，半个多世纪访问过五大洲50多个国家，含演出、讲学、论坛、国际组织例会和随全国政协领导出访。

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我深刻体悟到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树立国家形象、提高民族尊严、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中的具体作用。

此外，在介绍宣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开阔视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

在我亲历的诸多国际交往活动中，新中国早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特别令我难忘。

尤其是到非建交国演出――执行周总理赋予的“先文艺后外交”的任务。

如1958年我曾随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访问日本；1960年我与中国京剧院的艺术家等一起访问拉丁美洲诸国和加拿大，历时7个多月。

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封锁的状态，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仅不了解，而且接受了许多反动宣传，以为是青面獠牙的好斗分子，误以为中国男人还留着辫子、女人裹小脚的也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面对特务盯梢、策反，不明真相的盲流破坏、捣乱的复杂环境，我们通过艺术演出树立国家、民族形象，最终征服了观众，赢得了民心。

1960年，在反华浪潮迭起的情况下，率中国艺术团出访南北美洲的陈忠经团长根据我们在外的工作经历、体会，向中央发电汇报，提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表扬。

这一时期，我们也频繁执行对友好国家的访问演出。

如：1959年，伊拉克建国一周年，我曾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访伊，被邀请在卡塞姆总统的官邸演出《飞天》，招待各国外交官（伊拉克政变后，萨达姆上台）。

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这样特殊而又难忘的经历，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蕴含着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参与过这段对外交流任务的艺术家、干部，已是古稀、耄耋之年，有些已经作古，受主客观条件所限，保存资料甚少。

为了这段珍贵的历史不因一代人的离去而被遗忘，我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致信赵少华部长，建议对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以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式予以抢救性记录，得到她热诚的支持，当即立项。

此后在蔡部长的关心支持下，在外联局、中国文化报诸多同志的努力下，在许多老艺术家的参与下，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果。

重视和抢救这段历史，并非为个人立传，而是从一个时代的记忆中，提炼那些应该继承、捍卫、倡导的精神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使其对今天大好形势下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对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的心灵起到滋育、启迪作用。

关注社会和民生的政协委员资华筠在担任第五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30年间，是全国政协很有影响的委员，一贯关心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