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俄宗教观念差异

浅论中俄宗教观念差异

摘要：在中国，无论是民间宗教信仰还是官方宗教政策都呈现出以兼容为主，排他为辅的特征，从而造成了中国民众宗教观念的实用功利性；而俄罗斯恰恰与之相反，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宗教政策均具有鲜明的排他性，这也就培养了俄罗斯民众宗教信仰的纯粹性。中俄宗教思想的兼容性和排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实用功利性和纯粹性，成为两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

俄罗斯著名思想家霍米亚科夫认为“信仰是历史的主导型起因，是全部文明的基础，是全部历史道路的基础，是哲学思想的基础”

[1]，他的观点道出了宗教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从历史的角度阐发中俄宗教观念的差异，具有鲜明的直观性。

一、中国宗教的兼容性与排他性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不同朝代存在着不同的主流宗教。但是，即便是多种宗教形式共存也从未发生过巨大的冲突和残酷的血腥杀戮。汉朝以后佛道两教并存，唐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基本上和睦共处，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信徒相互残害的事件，也没有未发生过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战争。中国宗教关系的主流是兼容共存，其主要表现在各宗教之间相

互影响、相互融合上，比如佛教和道教。道教曾积极的抵制佛教，但由于理论上的不足，不得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而佛教为了更好更快的扎根中国，也曾引道入佛。另外，基督教教士利马窦一进入中国就广交儒士，研究《四书》、《五经》，并以其理论精华为基础，发挥教义。

再者，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属于内陆国家，中华民族长期共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族外移或异族迁入的情况，中华文明并未被其他民族的文明所主宰和改变，加上人民长期的农耕生活，适于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儒家思想因此受到推崇，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立国之本。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也就是说宗教从未占据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也没有实行过国教制。

当然，在中国宗教政策兼容并蓄的主流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排他性，主要表现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打击。北魏太武帝采纳崔浩灭绝佛教的进言，下达废佛诏，沙门悉被杀死，佛像经卷皆被烧毁。建德三年，北周武帝开始废除佛教两道，毁坏佛经、佛像，令沙门道士还俗。五代帝王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周世宗更是断然下令废佛，禁止私度僧尼和私下受戒，禁止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废天下佛寺3336所，诏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但即便如此，这些打击佛教的政策和措施也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也并没有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多宗教信仰。

二、俄国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与兼容性

伊凡四世时期，东正教会允许西方人士信奉天主教，但严禁向俄罗斯人传教，更不可以在俄国土地上建造教堂。彼得大帝时期，东正教会准许耶稣会在俄国创办学校，但由于耶稣会士在青年人中间宣扬天主教思想，因而在1688年被驱逐出境。16世纪，莫斯科扎哥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院长引进路德派福音思想，宣扬对基督的精神信仰，受到东正教会的指责。传播基督新教思想者一经被发现，就会被东正教会当作异端处以火刑。17世纪，东正教会对基督新教的镇压有增无减。沙皇命令异教徒迁出首都，不许雇用东正教徒做工。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不允许波罗的海沿岸和圣彼得堡近郊的路德派教徒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活动，必须改用俄语举行宗教仪式。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规定基督新教只可对穆斯林开展传教活动，而不能向东正教徒和儿童传教。此外，基督新教组织举行活动，每次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款。牧师每年的薪水须缴纳64～96戈比所得税，而东正教会及其神父则免去一切税款。

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受到俄国当局强烈的镇压与打击来看，俄国历史上对国教东正教的维护是忠贞的，排他的。然而，在对大多数宗教不宽容甚至是迫害的同时，俄国的宗教政策也呈现出些许的兼容性，这主要表现在官方对佛教的宽容态度上。自佛教传入布里亚特—蒙古人中起，沙俄东西伯利亚当局就认为不要干预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对他们政治上忠于政府表示满意。1822年的《东西伯利亚异族人管理章程》维持了佛教界的权利，禁止强行将佛教徒改为

基督教。随着卡尔梅克人同西藏联系的减少，沙皇政府的作用加强了。自18世纪末起，确定了卡尔梅克最高喇嘛取代拉萨在彼得堡的特权，规定每年用700卢布的薪俸来供养他。但仅管如此，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具有绝对的权威。

三、实用功利性与信仰纯粹性

以上是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不同时期，中俄两国对宗教政策的不同态度。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态度造就了两个民族宗教观念的不同。中国宗教的兼容性导致了中国人重俗世，无论信奉哪种宗教都是为了现世生活，中国人信教更多表现为“临时抱佛脚”，就像费孝通先生在比较中美两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时曾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消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对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①”由此可见，中国人在观念上没有把宗教置于支配万物的地位，他们参与宗教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世俗的要求与功利目的。这就必然导致宗教在人们心中不是彼岸的终极关怀，而是现世的平安与通达。这种信仰特点表明中国人轻信仰、重伦理，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折衷调和的文化品格。也正是这种实用功利的宗教观念让中国人在现世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对东正教的信仰则是虔诚的、纯粹的。有一句古谚这样说到：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迟早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谈女人；而俄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则会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了

解俄国人的灵魂的人，都称俄国人为“上帝使者”和“上帝追求者”。

②在俄罗斯古老的谚语中，涵盖着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处处体现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彰显着上帝的无所不在。例如：一种是有关上帝是全能的谚语，“上帝是自由的，他可以随意所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另一种是关于上帝也关心人的需要的谚语，“上帝给了身体，也会给健康”；“如果上帝不给健康，医生也无能为力”。特别是穷人好像受到上帝特别的宠爱：“有钱人奇怪穷人怎么能生活，但是上帝眷顾穷人”；“谁相信上帝，他就永不会感到失望”等等。俄国人对东正教信仰完全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和认可，而不带有任何实用功利目的。如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信宗教的“带有神性的”民族，“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2]。

正是中俄两国历史进程中对宗教采取的不同政策和两国民族截然不同的民族心理，才导致了宗教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在两国人民心中的差异，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宗教观念。但无论是哪种宗教观念，对其民众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也造就了中俄两国各异的精神气质和内涵。

注释

①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第110页。

②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弊、杨缤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5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