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

一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 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
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 “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 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 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 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 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 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 入手。 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 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 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屮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 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 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 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 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 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己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 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 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 g 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
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 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 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 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 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 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 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 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 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 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 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 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 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 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简言之，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 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风骚，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 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 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 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 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 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 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 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 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 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 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
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
[内容提要]本文对虚构性传播语境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女性话语的分析， 显示了中国当代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普遍受压抑状况。这源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文 化现实，更反映出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和主动认同取悦于男权中心主义的 后殖民文化心态。 [关键词]女性话语男权中心主义转换性话语领域后殖民现象
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 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 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 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荡妇，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 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 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 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 《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罗彻斯特有 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 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 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 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 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 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 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 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 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 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 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 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 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 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 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 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_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 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 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 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 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 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 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耍完成 这种打倒只耍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是女王伊丽 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 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 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 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 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 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 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 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 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 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 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 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 代遭强暴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 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 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 还大。耍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 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
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 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 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 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 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 80 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 到 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 90 年代影响很大 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 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 革开放的前沿，一部 80 年代，一部 90 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 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 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 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 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 “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 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强奸，带上 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 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 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 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 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 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 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 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 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 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 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 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 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 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 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 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 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 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 ②，据 1996 年 3 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 8 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 《 法 制 日 报 》 、 《工 人日 报 》 、 《 农 民 日报 》和 《 中 国 青 年 报 》 ） 的耍 闻 版 监 测结果发现：在耍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 83%，女性仅占 17% ; 在 新 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 71%，女性占 29%。8 家报纸的女记者在 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 26%。8 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 报 道 ， 以 《 工 人 日 报 》 为 多 ， 占 19% ③ 。 这 自 然 可 以 推 测 女 性 话 语 在 中 国 受 到 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 1992 年 20 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 为 13%,有 女性出 现的照 片 为 32%， 女记者 署名 的文章 为 34%④。再看 久有女 权 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 , 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 儿 童 、 艺 术 、 教 育、 消费 等 “ 软 新 闻 ” 报道 ；从 事 国 际 新 闻 报 道的 记者 也 多 为 男 性 ， 并 且 妇 女 在传 媒的 领 导 阶 层 的 地 位也 相对 较 低 。 北 欧 传 播研 究者 们 将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