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春晚：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的，之后他又在《论集体记忆》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群体（家庭、宗教、社会阶级）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将“记忆”置于社会框架的分析中，赋予其以社会学的意义。

因此，哈氏被视为集体记忆研究领域的先驱。

由于师承涂尔干，哈氏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更多地受到涂尔干“集体意识”的影响，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换言之，在哈氏看来，集体记忆的“集体性”最终落脚在“群体活动”上，即只有参与到集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进而将这些对过去的重现渗透入各种公共表达之中。

这既是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过程与机制，也是其最终的结果，因为“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哈氏对于集体记忆“在仪式活动中所激发的精神价值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和延续”的解答，填补了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理论中的一个空缺，这也是理解集体记忆何以借助于仪式活动而被强化的经验凭据。

保罗·康纳顿是继哈哈布瓦赫之后对集体记忆研究有进一步发展贡献的学者。

他将“集体”的概念从个人记忆的层面中剥离得更加彻底，即集体记忆并非“集合起来的个人记忆”，而是“真正社会群体的记忆”。

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康纳顿明确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而是属于这个群体本身的。

③这就将“集体”变为一个抽象概念，真正成为了记忆的主体。

同时，康纳顿还强调了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对社会产生的重要作用，指出无论是借助于“重演性仪式语言”的纪念仪式，还是沉淀于“个体化实践”的身体习惯，两者都折射出记忆社群的共同过去，都对社会文明的传承起着“无意识展演”的作用。

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在德国学者阿斯曼那里得到了重新梳理。

阿斯曼将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即人的个人记忆如何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则被阿斯曼用“文化记忆”的概念进行了延展。

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人的、以文化体系为主体的记忆范畴，这一体系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 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

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会获得一种“凝聚性结构”，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不断使事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同时又使社会成员从中获得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等具有约束力的东西。

法国学者诺拉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 。

2春晚与集体记忆的自然关联春晚的主体文本，说到底就是一档在传统节日中（春节）呈现出来的电视节目，它何以历经30 余年发展成为了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呢？可以说这是由春晚的先天属性所决定的，它自诞生之初就已经深深刻上了关乎集体记忆的烙印。

（一）传统节日作为集体记忆渠道的正当性春晚对应的时间节点，是中国人最为重视和不可替代的传统节日———春节。

春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其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强化集体记忆的最佳载体。

这是因为“过去的文化不像此时此地不带神话色彩的、矛盾的世界主义文化，它们是建立在由每一个这样的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

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独特文化不像价值中立、没有传统的未来全球文化，它们总是试图保持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它们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

”春节的形成以中特有的农历为依据，在岁时基础上意味着新年伊始，且与中华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相关联，因而自然成为唤醒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时间标杆，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节日仪式和传统中记述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过去和现在。

当然，集体记忆带有实体性，不是虚幻地停留于人们的脑海里，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多么宏大的文化价值理念，最终都会栖身在族群仪式和社会关系当中。

例如每一个中国人提起春节，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放鞭炮”、“拜年”、“吃饺子”、“团圆”等传统习俗，这一系列的共同行为构成了具有参与性和亲和性的集体记忆，成为“不自觉”的约定俗成。

春晚将“看晚会”嫁接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之上，毫无疑问为这一人为的行为建构提供了集体记忆的天然正当性。

当社会成员需要在“节日”当天以“仪式”、“场域”等方式进行纪念和庆祝时，春晚通过一台指向明确的晚会暗合了群体需求，建构了符合记忆心理的表达空间，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将这一过程本身也逐渐融入到了集体框架下的过去记忆中，最终成为获得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的“新民俗”形态。

（二）电视媒体作为集体记忆渠道的合理性在当今社会，意义的生产和传播绝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的，它们通过截取具体素材，以种种方式来建构集体记忆。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通过影像来呈现和记载过去的经验，比文字、广播等形式的描述来得更为清晰和生动，更容易给受众以真实感和客观感。

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曾指出，电视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他认为公众以“原子化”的小团体单位，通过观看电视这样的仪式会制造出一种持久的集体记忆，从而消解了距离，公共性被家庭内部化，私人的身份也在全国性的体验中被社会化。

电视正是以这样的一种“流散仪式”，将散居与各地的群体定期的统合起来，将公共典礼调换成一个亲密的聚会，典礼的空间在家中被重组，专注于一个象征性的核心。

聚集在电视周围的小团体会敏锐地意识到还有无数其他的团体，正以相似的方式，在相同的时间内做相似的事情，这种仪式给观众制造了参与的感觉，也给他们带来体验共时性和历史性的感觉。

春晚以电视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无疑十分有利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延展。

具象的电视语言符号可以将记忆情境的渲染力扩大到最大化，使观众在观看晚会的过程中，“无意识”地进入到愉悦状态，进而自然浸润在春晚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在头脑中获得共同记忆的文本，在心理上贴合共同记忆的认同，将具体的画面和表达都诉诸于既有记忆和情感中。

同时，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内时空共享的观看感受，赋予了春晚作为特定事件的“经典”地位或作为“分水岭”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电视文本隐喻的最佳形式，让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成为记忆的“亲历者”，以自身体验提供了为春晚“加冕”的机会，进一步强化了其成为集体记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春晚对集体记忆的建构途径春晚的影像表征下，暗涌的是关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折射的是社会年度集体记忆的庞大文本。

在这“丰富”与“庞大”的背后，体现出春晚在进行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种途径，其中每一种途径都在与集体记忆勾连之间制造着新的可能。

（一）利用故事叙述重现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曾说，“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

”因此，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没有彼此相同的生活印象片段，那么人们互相之间的共同记忆就无法被唤醒，这个群体也势必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断裂。

而春晚作为节日里的集体仪式，就为这样的记忆塑型提供了最隐秘而有效的契机和平台，可以在一种选择性的“策划”与“操演”中赋予具体事件以符号的重要性，更新、强化出独特的记忆轨迹。

而作为一种呈现过去与召唤记忆的方式，故事叙述无疑是在电视传播语境下最为理想的表现手段———通过相声、小品、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表达，可以将社会现实浓缩进十几分钟的对话与幽默中，既可以简单化地对故事进行白描，也可以戏剧化地对故事进行重组，直观生动地营造出“相同生活片段”的记忆经验。

事实上，经过艺术加工，春晚中更多地呈现的是“叙事”而非“事实”，但春晚仪式中的“叙事”无疑可以印证观众以往获悉的“叙事”，这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完整链条。

观众通过重现的故事得以确信：在过去一年的无数瞬间里，中国同胞在进行着某些“稳定的，匿名的，同步的活动”。

如在1984 年的春晚，实现了三连冠的中国女排集体现身晚会现场，由当时著名的体育赛事解说员宋世雄进行逐一介绍，还设置了前女排队员上台献花、现女排队员签名送球的环节，让无数为女排荣誉而骄傲的电视观众再次群情激昂；在2003 年的春晚，由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过去一年中火爆荧屏，许多观众都十分熟悉其剧情内容，于是两位主演孙海英和吕丽萍就延续了剧中角色的设定，出演小品《激情依旧》，紧扣“过年”这一故事背景，重新演绎了一段退伍老兵对祖国和儿女深沉的爱。

（二）利用固定模式制造集体记忆春晚不仅重现了集体记忆，它本身的内容文本也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记忆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媒体的介入干预极有可能建构起“设计出来”的过去。

经过媒体呈现的中介表征，历史与记忆会实现连接，形成社会群体共享的常识。

因此现实可经由媒体主观建构，传统可以被人为地创造和界定，春晚也就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借助于媒体的力量进行“量身订做”的设置。

将这些设置赋予仪式性的重复，一遍又一遍地根植和巩固观众心中对固定模式的认知，就可以实现集体记忆的再造。

倘若这些新的集体记忆与可追溯的历史形成某种契合，对传统进行一种累积性、穿插性的建构，那么记忆的认同将更加地顺畅和深入，真正会被当作事件的本来面貌而被接受。

如春晚在每年跨年钟声敲响前后，全体主持人会带领观众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之后会有相互拜年的环节设置，这已经被当作春晚的一个固定模式延续下来，成为了观众的集体记忆。

而“倒数计年”和“拜年”的行为动机原本就是“年文化”中所蕴含的内容，因此根植于古老传统的新记忆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共识的范畴中来了；又如每年春晚的结束曲锁定《难忘今宵》，也是人为延续的结果。

这样的延续形成了标签化的固定模式，从而建构起春晚特有的符号表征———以至于《难忘今宵》的旋律一响起，无论彼时彼刻的情境如何，都会瞬间唤起国人有关春晚的记忆。

（三）利用年代标签唤醒集体记忆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在时空被界定的特定群体中获得支持。

以年代为区分的不同群体往往会持有更为细化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作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判断依据。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可用于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嬗变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每一个阶段的社会意象都有可能相应地发生调整甚至颠覆，处于这个阶段的亲历者就会因此生发出更强烈的时代感和代际感，自然地对贴有时代标签的集体记忆产生心理上的亲近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