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第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演讲精彩实录各位尊敬的校长、尊敬的老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因为今天我是奉我的老学长俞敏洪学长之命前来报道。
本来题目是俞敏洪校长规定的，但是我在底下聆听了四中校长和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发言之后我临时想不讲国学，我想改改。
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我来谈一谈对教育的看法，对中国当下教育的看法只有四个字“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中国教育今天所有的看法都起源于一种错误，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我们不断在让步，在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口目前。
我想说教育不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我不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一个固定的心态不怕有问题，只要找到办法就能解决，我告诉大家有些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当你得了癌症，是早期发现的时候还可以，如果发现不去治疗或者用更坏的办法去对待，或者说纵容它发展，到了癌症晚期再去治疗还有用吗？没有用。
我想教育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教育的现状，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理由，也有很多理论，我们也在做很多努力。
但是请问大家相信中国的教育真的还有救吗？我觉得恐怕很难说。
我个人绝不相信。
为什么？我们有太多的事实而非的想法在脑海里。
我们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早就不再是发展，中国面临着很多人文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是人文历史上地球上有人这个物种以后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集中在那么短时间、被国家计划的集中出现。
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所有的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从来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今天我们教育者拼命在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物种，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我们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我们的童年快乐吗？各位老师。
复旦奇人孔宪德简介
复旦奇人孔宪德简介孔宪德，1927年10月2日出生于上海，是中国传说中的“复旦奇人”，他曾是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1949年，当时他在复旦大学任教。
孔宪德于1951年被授予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被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年被授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他是中国现代学术界影响力较大的杰出人物之一。
孔宪德曾就读于上海第二中学和复旦大学，1951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他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从早期的文学理论到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新文学，他都有研究著作。
孔宪德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唐宋文论》、《文学史》、《古典文学》、《文学批评》、《新文学研究》、《古典文献》、《文学理论》、《文艺概论》等。
他也出版了以《中国古代文代》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孔宪德被誉为“复旦奇人”，学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由他在复旦大学任教多年，把复旦大学建立起来、成为一流大学的贡献。
孔宪德曾受日本研究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热烈欢迎，他的研究也帮助复旦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学科。
孔宪德也曾担任过多个国家、社会等重要职务，他曾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研究院文科研究部副主任、中国学术会议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他先后受到《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奖》、《全国文艺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文艺贡献奖》等殊荣。
孔宪德在业界具有较高的地位，积极参与几代学者的培养，被誉为“中国文学史学的奠基者”。
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台湾文学史研究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的言论、社会活动也被广泛认可。
孔宪德于2017年1月2日去世，他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学术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孔宪德凭借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个人影响力，成为传奇，他的精神永存。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杨玉良校长
我为此十分难过，而且也感到愤怒。学生低头捡帽子难道是她自己错了吗？希望同学们所拿到的照片上有自己，是小题大做吗？试想，照片上缺的不是这位学生，而是我们某位学院的院长或者书记，又会怎么样？也许你们就会连夜找人印将出来！我不得不把我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就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切，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一个人的冷漠引起了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失望，心灵的底线一退再退，那么最后也就退到校长这里，然而校长无处可退。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期望所有的复旦人自觉地去守护复旦的心灵？在这里，我唯一能做的是，我代表学校向那位女同学表示道歉！
一百年前，两位复旦公学的同班同学分别留学欧美，年龄可能比我们在座的还要略小一点。一百年后，两人分别作为中国的人文和科传颂。这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陈寅恪先生，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言说成为温家宝总理一生所崇尚的格言。他还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另一位是竺可桢先生。他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你们在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的同时，也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复旦充满期待。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我对同学们说，希望我们复旦学子走上社会，不要做高高在上、漠不关己的批评者，要努力做勇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对2011届的毕业生，我也怀着同样的希望。我相信你们走上社会，一定会以自己的心灵和想象力，养护社会的心灵，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并和以往不同。这也是复旦的心灵和想象力在全社会的延续！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您是1957年进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中文系好像只有一位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
陈允吉：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管语言研究室。
我们57级一进校拿到新生手册，其中就有一篇郭先生谈治学方法的文章。
新学年开全系大会，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给大家介绍老师，第一位就请郭先生站起来和大家打了个照面。
郭先生有些胖，在教授里年纪最长，德高望重。
不过他那个时候在市里工作很多，在系里不担任课程，学生不太碰得到他。
我跟郭先生认识要到“文革”，他要到学生班里参加学习，有段时间每天上午都来。
“文革”时候老师学生都要写要抄大字报，我抄了很多大字报，我的字本来不好，抄抄大字报就有了进步。
有位64级的同学跟我说，郭先生看到你抄的大字报，说你字写得很好！我得到郭先生的鼓励，感到很温暖。
后来有一次在向阳饭店（以前叫来喜饭店，“文革”时改名）吃饭时碰到，他又当面夸我的字。
郭先生“文革”前就是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系里就数他和朱东润先生字写得最好。
当时我还没有系统接触佛教典籍，就向他请教《五灯会元》是本什么样的书，他告诉我说：“《五灯会元》是部灯录，主要是记载禅僧的言论的。
”后来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郭先生就更加熟悉了。
1973年后我们被安排在四川中路的新华书店总店工作，中午胡裕树、顾易生、徐鹏等几位先生要睡午觉，我就去城隍庙逛一逛，有次正好碰见郭先生和一位同行者因不知往何处搭乘回家的车辆，在丽水路上徘徊良久，我帮他们找到了那个公交车站。
郭先生晚年的科研助手蒋凡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一开始在外地，郭先生觉得他蛮好，就给市里写信请求帮助，就把蒋凡调到上海来了。
郭先生写完文章有时会让我先睹为快，譬如他的《声律说考辨》等文章，虽然并未涉及外国的资料，但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往往是竭泽而渔的，他在学术上辩证的力度令我感到非常震撼。
郭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说。
我共住一个寝室的同仁施昌东，搞美学的，先是胡风案受到一些牵连，后来鸣放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打成右派，女朋友没有了，婚姻问题一直没解决。
陈望道——中国著名教育家
陈望道——中国著名教育家陈望道介绍中文名：陈望道外文名：ChenWangDao别名：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义乌出生日期：1891逝世日期：1977职业：教育家、语言学家毕业院校：中央大学信仰：马克思主义主要成就：倡导拉丁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发动“大众语运动”共产党上海地区早期发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代表作品：《辞海》(主编)、《标点之革新》、《修辞学发凡》、《漫谈“马氏文通”》担任要职：复旦大学校长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性别：男拼音：chenwangdao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男，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
浙江省义乌市人，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
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
现上海复旦大学里仍保留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生平介绍学习历程民国4年(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民国8年(1919年)5月回国;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参编刊物民国9年(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
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民国10年脱离共产党。
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民国16年兼复旦大学教授，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
我印象中的季羡林先生
我印象中的季羡林先生作者：江锡铨来源：《莫愁·时代人物》2021年第11期20世纪30年代初，四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同在国立清华大学学习，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到了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新星，时称“清华四剑客”。
“四剑客”中的季羡林、吴组缃、林庚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有幸在“四剑客”中除李长之外其他三位先生门下奔走。
吴组缃、林庚两位先生都是中文系教授，老当益壮，自然时常在课堂上耳提面命;而季羡林先生长期执教于东语系，我虽在公开场合下面聆过先生的教诲，但并未登堂入室、传承衣钵，只能算是他广义的学生。
当然，“广义的学生”也还是学生，学生和老师总会有近距离的接触，但所有这些接触都是在季先生浑然不觉之时，所以，也即民间所谓“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式的接触，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我进北大的第二年春季，美籍华裔学者欧阳祯教授来北大讲学，安排在北大当时最大的教室——第二教学楼203室。
大家热情高涨，203教室座无虚席，座位间的走道里都站满了人，还有更多的人在教室门口和楼道里张望。
欧阳教授来了，颀长，西装革履而略显拘谨。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师忙着为欧阳教授开道，随后为讲座和欧阳教授做了简短的介绍，再看看已经爆满的教室，便很随意地在讲台边上坐了下来——203教室的讲台是一个离地约20厘米，五六平方米的水泥平台，也差不多等于席地而坐了。
周边的学生们则纷纷效尤敬陪末座，很快就把讲台也坐满了。
举步维艰的欧阳教授于是成了汪洋中的一棵树。
直至“一棵树”开讲前弯下腰来，毕恭毕敬地向老教师致敬和致谢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席地而坐的老者竟是时任北大副校长、大名鼎鼎的比较文学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
教室里有些轻微的骚动，但很快也就平静下来了。
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季先生：面貌清癯，神情蔼然，着一件那个年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得有些褪色的蓝涤卡中山装，戴一顶同样颜色的解放帽，所有的纽扣，包括风纪扣都系得严严实实。
张怡微：不能把复杂简单归类
主持人：李昌鹏受访作家：张怡微张怡微，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导师。
出版有《细民盛宴》《家族试验》等作品20余部。
极端情境像显微镜，把人的潜意识和情感等，扩大至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有的作家喜欢把人物放在比较特殊和极端的情境，来完成人物心理、情感的转变。
张怡微并不属于前者，她潜沉于日常的书写。
日常生活本身，往往显得平静，是轻戏剧性的，而她写出了平静日常之真味，关乎生命、爱，寂灭、永恒……她小说的推进力量，如春夏交替，缓慢有力，顺应自然，无可抗拒。
在张怡微沉静有力的叙事中，有对事件入木三分的精准镂刻，也有对人物幽微心理的纤毫毕现，既有细致描摹的耐心，也有成竹在胸的挥洒。
主持人：张老师的许多小说并没有特地说写的是上海，但我从中读到了上海韵味。
我不过到过上海几次而已，我琢磨着，可能是因为上海在文学作品中有着自己的味道。
上海或许也是一种隐性的“主人公”，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你小说中的人物是如何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的？张怡微：没有那么刻意设计。
在哪里就写哪里。
我写过很多地方，包括台北、香港、北京、广州，这两年因为写一些离散主题，还写到了海外。
我从台北拿了博士学位回上海工作之后，又慢慢回到了原来的汉语表达的环境。
“海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变动的文化，海纳百川的意思就是各种外来文化，包括周边省市的移民、海外的移民等等，共同形塑市民精神。
这个市民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变化。
我祖辈是江苏武进人，2019年，《小说界》杂志邀请我和周洁茹一起去常州市武进区一个书店做文学活动，题目也定得很妙——《独在异乡为异客——她们如何在他乡写作》，当地电视台来采访我，不断问我对家乡的印象、离开家乡的感受，我都说不好。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被称为“武进籍”作家，印象很深。
我作为一个作者，没有办法左右别人怎么看。
别人觉得我是什么样的，那是别人的事。
主持人：确实啊，我们在做自己，却也在被善意地、不停地贴上各种标签，或许那些标签是立体身份的一部分。
汪雨萌印象记
今日批评家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张海报，报告人是汪雨萌，要给高中生做一个写作的讲座。
我立刻对她充满敬意，谈高考作文怎么写或者我是如何写的，这是一件太有挑战的事情，后来听说汪雨萌的高考作文是满分，立刻放松了神经，她拥有实战经验，也有理论知识，应该可以讲好这个题目。
听她讲过自己学习写作的一件趣事儿：春天来了，很多学校都会有一个程式化的作业比如《寻找春天》，汪雨萌在作文中用了花团锦簇、万紫千红之类的形容词，她妈妈看到后批评了她，并且带她到郊外看了看花草树木，感受下春天的气息，回来之后她看到什么就写了什么，每一种花草有了自己的名字和独特的形容词，而不是集体的名字和概括性的形容词。
从这件小事儿可以看出汪雨萌有着雅正的写作修养和品味，从一开始就走在反程式化的写作之路上。
认识汪雨萌的时候，她刚刚博士毕业，但已经是一位成熟的评论写作者了，在各种平台上陆续读过她不少文章。
从文字风格看，她一定是一位好学汪雨萌印象记项静的。
博士论文要求有原创性的观点，字数一般都在十几二十万字，远非硕士论文可比。
而能够在三四年的学制中准时完成学业、取得学位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在考虑博士论文的方向时，我征询她的意见。
她说打算做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家庭婚姻问题。
应该说，这是个好题目。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裂变，在家庭婚姻问题的描写与揭示方面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转型，值得深入探讨。
但我也觉得题目太大了，作家、作品不计其数，读博期间完成起来比较吃力。
于是，我建议她能否找个小的切口，比如一个作家群，或者一个作家进行研究？甚至我还启发她：范小青、王安忆、池莉？按理，当导师将学生的题目大幅度缩小时，学生往往会强压制住内心的兴奋而故作遗憾地说：好吧，等博士论文做完后再接着做。
但没想到的是，她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力图在一个时间的跨度中来展开她的论题。
我有些吃惊，也有些佩服。
这是一个有学术野心的学生。
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努力成功的事例3个
努力成功的事例3个执著的追求是成功的一半不懈的努力是成功的起始。
以下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努力成功的事例，欢迎阅读!努力成功的事例1：疼痛，是每个人成长必须走的一步，给成长一次疼痛的机会。
你会发现，我们要走的路，会因迷茫而再现美美丽，因枯萎而再现希望。
之前，我实在是不看好他，不喜欢他，讨厌他。
讨厌他太轻浮，讨厌他所带的那种放荡。
为替父还债，17岁出道，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拍第一部片子《古惑仔》系列电影时，他和300多人打打杀杀，因为太过入戏，他不小心踢到了废钢，脚受伤了，血顿时流了出来。
导演立刻喊停，要送他去医院。
他知道，这一去医院，势必要换人，那他的“星路”也许从此就断了。
于是，17岁的他对导演说：“找来300多人不容易，耽误一天就是好多钱，我能坚持。
”于是，他将酒精直接倒在伤口上，再将塑料袋包脚穿上鞋子继续拍摄。
换了四个塑料袋，倒出四袋血，戏拍完时，他几乎晕倒。
送到医院，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人就完了，而且，极有可能得破伤风。
给他缝针之前，大夫让他签生死状。
在大夫给他缝针时，他就那么看着，不喊、不叫、不哭，没有打麻药，就那样一针一针地缝着。
一个17岁的少年，知道自己面对的会是怎样的人生。
他说，哭是没有用的。
最后一针，他对大夫说：“我来缝!”大夫看着他，他居然笑了，“没有尝试过的人生，我都想尝试一下。
”这句话多么豪迈，在场的人震惊了。
因为大夫说，如果熬不过去，他也只有四天的生命了，所以，他愿意尝试生命中不曾尝试的痛，他要给自己缝一针。
后来，他一直努力，不停地得奖。
在得到金像奖之后，他曾经自傲地对父亲说：“你演了一辈子戏，得过一个奖吗?”父亲黯然。
他一直自认为是骄傲的、成功的，所以，他那时难免轻狂了些。
几年之后，他恋爱了、结婚了、生子了，他才知道，父亲把他这么麻烦的孩子养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次，他又得了百花奖，当主持人问他想对家人或朋友说什么话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了。
多少年来，他没有哭过。
杨士莪观后感
杨士莪观后感哎呀，说到杨士莪教授，那可是咱们国家海洋声学界的泰斗啊！看完他的纪录片，心里头那个激动，简直跟海浪拍岸似的，一波接一波，停不下来。
首先，最让我感动的是杨老那股子钻劲儿。
你说他研究海洋声学，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得往深了挖，往细了抠。
纪录片里头，他讲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就像咱们聊家常一样自然，但那份对科学的热爱和执着，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他说：“科学就像大海，你永远探索不完，但每一点发现都让人兴奋不已。
”这话，简单直白，却直戳人心，让我感受到了科研的魅力所在。
再者，杨老那种淡泊名利的态度，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现在这年头，多少人为了名利争得头破血流，可杨老呢？他一心扑在科研上，把荣誉和奖项都看作是额外的奖赏。
他说：“我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的研究成果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实事。
”这话，朴实无华，却重如千钧，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还有啊，杨老对学生们的关爱，也是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纪录片里有一段，他亲自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那种耐心和细致，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学生们遇到问题，他总是笑眯眯地鼓励：“没事，咱们一起想办法。
”这种师生情谊，温暖而纯粹，让人羡慕不已。
更别提杨老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科研成果了。
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海洋声学探测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
这些成就背后，是他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
看着纪录片里那些震撼人心的画面和数据，我深深感受到了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总之啊，看完杨士莪教授的纪录片，我是又激动又感慨。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热爱科学、淡泊名利、关爱学生、勇于创新。
这种精神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追求梦想的决心。
余志鸿教授逝世
出版物刊名： 中国语文
页码： 560-560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6期
主题词： 教授;逝世;语言学理论;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大学;语言接触;2010年;复旦大学
摘要：知名语言学者、上海大学文学院余志鸿教授因病于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69岁。
余志鸿教授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张世禄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和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
余志鸿教授在语言学理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词典编纂等领域都富有建树。
他是中国最早引介和研究语言地理类型学的学者之一，是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的中文译者；他也是国内较早研究语言接触问题的学者，在元代蒙汉语言接触方面有重要成果。
父亲29岁就任教复旦,被人称作“娃娃教授”
父亲29岁就任教复旦，被人称作“娃娃教授”作者：鲁传先刘建勇来源：《生活经典·晨报周刊》2017年第10期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他觉得我父亲学识渊博，建议校长吴南轩聘为教授。
复旦大学议论纷纷，因为父亲无任何文凭，又无资历。
陈子展先生坚持己见，和校长联名电邀父亲前往任教。
当时父亲正在老家宁乡道林忙于《史记广注》的著述，已经要木工赶做双人床和课桌，准备收学生授课，他想这样既可以居家写书，又有学费可以补贴家用——他竟然不大想去重庆的复旦任教。
在祖父的敦促下，他才决定去复旦。
父亲鲁实先（1913-1977，宁乡人，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精通文字学、上古历法、《史记》等学术）到台湾只36岁。
我公公（鲁渭平，1892-1977，曾参加淞沪会战并负伤）到台湾也还有到60岁。
他们两父子都有再结婚。
父亲是1951年从香港去的台湾。
他到香港是1950年3月。
到香港后，一时生活无着。
他还一度以做小工为生。
后来在雷震先生（1897-1979，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族叔祖父鲁荡平（1895-1975，早年加入同盟会，教育家，1949年渡台，创办《湖南文献》，在台任“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的帮助下去了台湾。
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因为台北难找住所。
只好暂时去了台南的嘉义中学教书。
在台南安定下来后，把当时也已经到了香港的祖父接到台湾。
1958年，他到东海大学任教授，现在著名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当时在东海大学校读，他说他1959年曾从我父亲学习文字学、历代文选。
1961年9月起，父亲长期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国文研究所教授。
父亲在台湾整整27年，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连系主任也没有当过，被公认为“无权无势的纯粹教授”。
父亲的性格率直坦诚、爱憎分明，他门下弟子邱财贵教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许多人说鲁先生好骂人，但我们都知道，他骂人的背后，有一个极严肃的標准：无其德而在其位者骂之，有其名而无其实者骂之，没良心、薄情义者骂之，他骂历史中亡国败家的昏君贼臣，他骂不学无术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
2021年复旦大学学习心得体会
2021年复旦大学学习心得体会2021年复旦大学学习心得体会1作为我市第45期青年干部培训班成员之一，我有幸来到复旦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大学作为全国知名的百年高校，它的博学，它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是悠久，源远流长。
走进复旦，我慢慢体会到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真正含义，5天亲身体验，耳濡目染，感受着复旦人“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
优美的校园，博学而儒雅的导师，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气息，无一不激发我对知识的渴望，对博学的感知和对无限星空的仰望。
通过复旦教授精心的授课，我深受教育，所学、所获、所悟受益终身。
一、课程设置科学精心，师资力量超强。
本次学习共设置了11个专题讲座和2个现场教学，主要课程有《卓越领导力》、《齐家与治国》、《领导干部创新思维》、《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运行一年的回顾与未来展望》、《区域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选择——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等，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大，既有传统国学，也有现代管理学，既有宏观方面政策分析研究，还有有针对性的在新形势下工作方法思考，既立足国内改革现状，也放眼世界发展方向。
本次培训的授课老师不但有复旦本校的知名教授，也有上海市委党校的知名教授，他们是代表了国内本行业里的一流水准，通过深入浅出并结合实例的解读让我们很容易接受，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二、开拓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这次培训很多课程内容很新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第一次课黄兴华博士的《卓越领导力》，我平时大多学习的都是西方的现代管理学，而黄博士却完全从中国七千年悠久文化入手，并结合古往今来的实例来讲解领导力，使我耳目一新，触动很大，感觉他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在工作中更实用可行。
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姜鹏教授，以汉代霍光为例讲解了《齐家与治国》，我们通常理解“齐家治国”是“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通过姜教授讲解我让我们理解能治国者不一定能齐家，提醒我们每一位年青干部在做好人民公仆的同时也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这才是真正的担当。
远望先生们的背影
先 生是 一种称谓 ，也是一种修为；先生是一种风度 ，也是 一种力量 。这些卓尔 不群的先生在时光流逝中渐行渐远 ，留给我们 的背影如一面镜子，照 出的是我们的
浮 躁 、 浅薄 和苍 白。 （ 摘自 《 中 国教 育 报 》 ）
后 中进士，成为清朝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毅然离开翰林院，以一介布
衣 的身份回到家乡绍兴 ，走上 了教书育人之路。马相伯是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的创 办人 ，为了创办震旦学院，他做过一件惊人的事情：捐献 自家位于松江、青浦等地 的３ ０ ０ ０ 亩 田产 ，并立下字据，永不反悔 。抗 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重庆创办 了育才 学校 ，招收 的是流离失所的难童和当地穷苦人家 的孩子。办学经费来 自募捐和陶行
气 ，顶撞道 ： “ 先生不也抽烟吗？您能抽烟我为什么不能昵？ ”张伯苓一时语塞。 半晌 ，他拿 出随身携带的烟杆和烟袋，将烟杆撅成两截 ，坚定地说 ： “ 我不抽 ，你
也 别抽 ！”从此 以后 ，张伯 苓再 也没 有抽 过烟 。
远望这些先生，最令人感动 的是他们的教育情怀 。蔡元培少年时期饱读经书，
石 ，善演艺 ，被 学术界誉为通才与奇才 。陈寅恪青年时期在欧美游学１ ３ 年 ，不仅精 通十几种语言，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 被誉为 “ 教授的教授 ”。金岳霖在回忆陈寅恪 的文章中讲过一件事 ： “ 有一天我到
他那里去 ，有一个学生来找他 ，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 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 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 的材料 。”钱穆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在教学之余静心 苦读，潜 心治学，著作等身 ，成为继章太炎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国学大师 。 远望这些先生，最让人敬重 的是他们的人格 。梅 贻琦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在西 南联合大学时期，他与普通教师一样租住的是窄小的民居 ，两把木椅放在 台阶上算 是客厅。当物价飞涨时 ，他封存 了学校配给他 的小车，辞退 了司机 ，上下班全靠步 行 。蔡元培就任 北京大学校长 ，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 日子 。当校 工们站在校 门口恭
杏茶
龙源期刊网 杏茶作者：王安忆来源：《人生十六七》2012年第11期作家名片：王安忆，生于1954年，上海人，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代表作品有《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寻找上海》。
其中，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小时候，家里用过一个名叫杏茶的保姆，浙江诸暨人。
她的叫做杏茶的名字，令我很难忘。
杏和茶，都是清淡与香馨的植物，同时，杏仁和茶叶，又都有丝丝的苦味和醇醇的甜味。
她的模样还留在我心里，很素净的：齐耳的短发，斜挑的头路，在发多的一面卡一个夹子，总是穿斜襟蓝布的衫子和带纽襻的布鞋。
她不结婚，长吃素，而我已记不得她究竟信奉不信奉菩萨了。
在空闲的时候，她总是坐着绣花。
她绣花并不描摹现成的人们传来传去的花样，而是捏一支我们用剩的圆珠笔芯，自己在白布上画，有时是花，有时是鸟。
记得她绣过一个花样，是一幅风景：一条河，岸上有苇子，河中间有一条小船，船上坐了两个小人儿，穿了和尚领的衣服。
我们和邻家的孩子最爱看的就是这对“小和尚”。
当我们看这对小人儿时，杏茶就掩着嘴笑，笑得很快乐。
现在回想起来，杏茶其实是很风趣的。
母亲也问过她为什么不结婚，又为什么“长吃素”这一类的问题，却没有印象她是怎么回答的了。
只记得她有一个弟弟，得了绞肠痧，肚痛得叫喊了一夜就死了。
她平时言语极少，不喜欢人多，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绣着花。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到我们家来的。
她是我弟弟的奶妈介绍来的。
她是奶妈的同村人，到我家来做饭。
我有时看见杏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落泪，问她，她又不说；后来听邻家的保姆说，是受了奶妈的气了。
奶妈是一个多嘴且多事的女人；杏茶来了不长时间，就辞了回诸暨乡下去了，想来也是与奶妈合不来的缘故。
《上学记》读后感
《上学记》读后感《上学记》读后感1从来我的阅读速度很快。
这次也不例外。
何兆武先生之名我是听过的，但却未真正了解过。
当我进入其话语时，才知道他为人之零星。
如果照记录者所说，何先生是个温和、儒雅的谦逊学者，那么他所表达的观点，便是清华园那自在的议论氛围所致。
如果说他是从岳阳这小城出来的名人，不如说他受到的是北京现代化的教育，英语流利，思维敏捷的学者。
因为他不是沈从文。
在他的话语里，我们清晰的看到了从前的中国。
但那不是战火弥漫的战场，而是战火芬芳的后方。
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集大成的梅校长，与之对比的吴晗，还有他怀念的数学家兼哲学家王浩……何先生必是儒雅的，但他的观点却也不失锋芒，他坦率的说出喜欢与不喜欢，讨厌黑暗的政治，为文革时期的受迫害者呐喊着。
历史原来并不像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苍白，在何兆武先生的话语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学生生活，更多的是争鸣着的思想精神。
空虚在何先生的世界里似乎不存在。
与清华园，北大未名湖畔，西南联大的学究们在一起，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名家的思想，名家的风貌，更多的是与之碰撞的一种少年的狂妄。
那时的杨振宁，原来就批判过爱因斯坦的__。
那时的王浩就在谦虚中迸出狂妄之言，作者自谦说没有这种骨气，他便成不了大气。
可另一番大气是蕴于自身，就像他所说的梅贻琦一般从容着，如世间仅存，不，明明就是世间仅存的绅士。
何先生爱的或许更多是美英文化，看的更多是英美影片。
季羡林文中处处可见随手而来的古词章句，而何兆武的英文名言也如雪花片片，层出不穷。
最爱那句雪莱的墓志铭中的：我的名字写在水上。
何先生理解为：边写便边消逝，短暂的，无法持久带着一种超脱的佛家姿态，这话也便若佛家真言。
可我毕竟与何先生不同，带着小小的傲气，想象为：名字在水上才会不朽，不论它消逝与否，这便存在过，这便是永恒，这比写在沙上更为深刻，因为那水上的涟漪不曾褪去。
正如雪莱的名字在水上，在时间的长河里，未曾褪色。
《上学记》读后感2“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
风骨刚毅的孙大雨教授
风骨刚毅的孙大雨教授作者：房群来源：《世纪》2016年第01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大连海关工作。
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每位干部都写了一份《对苏联看法的思想演变过程》思想汇报，万万没想到，时隔八年，这份汇报成了我“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证，我被打成“右派”。
此后二十多年，我一直努力为自己翻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因此，我后来受人之托，到上海著名的大“右派”孙大雨（1905—1997）教授家传授自己丰富的翻案经验，也算是一段因祸得福的际遇吧。
如今，孙大雨教授已经去世多年，但他高大、坚韧、坦荡的身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愿意提起笔来，回忆耿介清正的教授，完成教授生前对我的嘱托，以此寄托对他的敬佩缅怀之情。
诉讼风暴1957年苦夏的台风季节，台风还没有降临，狂飙般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上海滩。
被卷入风口浪尖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
大字报铺天盖地，报纸、电台等宣传舆论都调动了起来，来势异常凶猛。
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钦点”了死不悔改硬骨头的孙大雨，他成了轰动全国的大“右派”之一。
此后，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召开会议，面授机宜：由《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带上“工人”到孙大雨的家里开现场批斗会。
令人惊诧的是这位被批斗的教授，非但不低头认罪，承认错误，反而指责批判他的人是“反革命”，“出口伤人”！“钦点”的大右派如此嚣张怎么得了？于是，书记挂帅，四方行动，找了在公开场合被孙大雨斥责骂过的领导干部、社会名流共16人，联名向法院递了诉状，控诉孙大雨诽谤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为了批捕孙大雨动足了脑筋，副检察长方行连夜查阅资料找法律依据，总算找到了可以“传唤”孙大雨的法律依据。
孙大雨接到“传唤”通知，奉命准时来到检察院。
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位于外滩15号（中山东一路15号），上海市总工会的隔壁，中间隔了一片篮球场大的院落。
在外滩的建筑群，这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只能算是个矮胖子。
事隔半个多世纪，这里已变成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除大楼的轮廓还在，内外已面目全非。
陈尚君简介_陈尚君的资料介绍、故事传奇
陈尚君陈尚君：20年埋首“打捞”唐宋湮灭历史中国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由于过去的《旧五代史》并不完全，大量史料散逸民间，还有一些处于“地下”未被发掘，因此“镜面”始终是模糊不清的。
然而，记者近日获悉，一直残缺遗漏的五代史经过重辑首次露出全貌。
而这项篇幅浩帙达300万字的皇皇巨著竟然出自一人之手，这位以一己之力，完成浩繁的“擦镜”工作的就是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
——引子20年埋首故纸堆这是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在明朝亡佚后数百年来首次完整重辑，为此后的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完备的五代文献。
陈尚君长期致力于唐代文献的搜辑整理、考订补正，在20年的里，他整理出近1000万字的古籍。
在300万字的重辑《旧五代史》之前，陈尚君已整理出120万字的《全补编》、500余万字的《全唐文》，而他的《全唐文补编》也于近日由中华书局隆重推出。
“陈尚君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历史研究者‘打捞’出了唐、宋之间湮没、缺失的历史。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葛兆光说。
窗台上也码满了书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而唯一的不同在于家里随处可见的书和资料。
陈尚君的家，几乎是用书堆出来的。
儿子的房间被占领了，妻子的梳妆台被占领了，窗台上都码放得满满当当，书房里自是不用说，据说不经过整理连脚都踩不进去，而陈尚君居然能在其中非常自如地取用他的“工具”。
而这些还不是全部，据说在“外面”，他还有一间专门用来堆书的工作室。
到陈尚君家的那天下午，复旦大学出版社刚刚送来《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样书，这是该书正式出版前的最后一“校”。
“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错字”，记者随即看去，在发现错字的那一页，俨然夹了一张黄色的便条纸。
即使第二天就要开研讨会，前一天的晚上，陈尚君还在一字一句地仔细校看那些他已经看了许多遍的书稿。
像这样夹着便笺纸的书本，在他的房间里还有很多很多。
五代史编修先天不足五代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学界已有公论，五代是唐朝士族社会向宋朝市民社会发生巨变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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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作者：罗银胜来源：《世纪》2020年第02期朱東润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藏龙卧虎，十几位老教授个个学问高深，身怀绝技。
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敬仰的教授之一。
“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这是朱东润先生生前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学不辍的真实写照。
朱东润先生崇尚正义，作品总是充沛着激越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怀。
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结束时说道：“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他说的寓意是极其令人深思的，而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
朱东润是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
他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当年9月初中文系召开迎新会，身为名誉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也莅临会场，向一群乳臭未干的学子训话。
他一身素雅的夏布装，留着短发，戴一副玳瑁眼镜，严肃端庄……记得朱东润先生训话的主旨无外乎“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所能培养的”。
他老人家的一番话，给在座沉浸于“作家梦”的同学们，无异当头一棒！多年后，每当回想这一情形，不能不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话是对的，他深谙文学的真谛。
经院学习固然重要，但作家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
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水照，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所里给他指派了一名导师，此人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
直到1978年，王水照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笔者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王水照先生曾经给我们班级上过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唐宋段，以及选修课《苏轼研究》。
在课堂上，王水照先生经常提及钱锺书的名字。
一次还特意提到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
”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
朱东润先生平时生活简朴而有规律。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不喜广事交游，很少参加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
平时，除了备课、授课，与学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谈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作文，数十年如一日。
他每天坚持写作两张稿纸，写完了便休息，或看点轻松的书刊以消遣。
朱东润先生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的积极用世而自律，但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
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校园文化风起云涌，校门口两端一溜玻璃橱窗，轮番陈列各种展览，朱东润先生的书法作品经常现身于此，这些笔力遒劲、气度不凡的字体，具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令人不能自已。
我们总是驻足慢慢欣赏，从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景深先生我在母校读书时，听闻不少老教授的故事。
赵景深先生也是我非常仰慕的老师，由于他当时年事已高，难得到校，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研究家，他毕生笔耕不辍，著书甚富。
我曾经读过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赵景深印象》（李平、胡忌编）一书，掩卷遐思使我更加怀念赵景深先生。
见过赵景深先生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
赵老胖墩墩，笑呵呵，手温而软，给人温煦的感觉，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傲视一切的架势。
我无缘见到赵景深先生年轻时的面影，不想读了收在《赵景深印象》中的赵易林的几篇文章，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万一。
赵易林先生是赵老的公子，他以他的亲见亲闻和亲历，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诸如《父亲与“女星社”的组织者邓颖超》《父亲与幽默大师老舍》《父亲与落魄才子朱湘》《父亲与小峰舅舅》《关于绿波社》等文，勾勒了赵老早年投身革命、耕耘文坛的一些侧影，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赵景深先生作为戏曲专家，不但精通理论，还妙解音律。
他很早就爱好昆曲演唱艺术，常常登台演出。
他与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过从甚密，并一直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
记得有一次系里组织聚会，他当场来了一段曲子，赢得满堂彩。
虽然时光流逝多年，但留在脑子里的印象还恍如昨日。
记得我还读过赵景深先生的日记，这些日记除了记录日常起居之外，还详细记载了他晚年的学术活动、学人往来等内容，为读者展示了这位戏曲研究大师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场景，令人浮想联翩，心向往之。
特别是读到赵景深先生在日记中，提及与我的同班同学王岗、邱辛晔等人的接触，尤感亲切。
王岗、邱辛晔当时都是李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李平则是赵老的嫡传弟子。
据邱辛晔告诉我，赵景深先生病重后，李平老师安排王岗和他去病房“值班”，看护照料赵老，送赵老最后一程。
刘季高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中文系，虽经“文革”浩劫，系里的老教授仍然名声煊赫，刘季高先生就在其中。
我从母校毕业后，有一年听说刘老所撰《斗室文史杂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上到书店购得。
尽管只是薄薄的一册，拿在手里却觉得颇似千钧。
大学时代亲承謦欬的情形，又重新浮在眼前。
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虽说早已“解放”，但却似“古董”一样，轻易不露面，与本科生的接触机会更是比较少。
然而，刘季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
记得刘先生教我们的是《左传研究》，每周两课时。
他上课很有特色，没有讲义，不用教材，每次上课时，也不带拎包，而在口袋里装有若干纸片——一种类似卡片﹑又似练习本的薄纸，上面直书文字，蝇头小字，密密麻麻。
每当讲到一篇章节，他就摸出一张纸片，吟诵相关文字，然后就此内容作一些解释或说明，十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
在我的印象中，刘季高先生总是身着一件靛蓝色的哔叽中山装，有点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气色闲定安详，且又优雅慈和，略带微笑，给人一种非常和蔼可亲的感觉。
在授课过程当中，刘先生始终神采奕奕，一丝不苟，广征博引，又不乏自己的见解，同学们听了大受启发。
刘季高先生的《斗室文史杂著》荟集了他的百余首旧体诗，展示了刘老鲜为人知的诗人风姿。
读着这些品格高雅﹑寓意殷切的诗歌，我仿佛又见到刘先生执鞭的场景。
书中有一首《西江月·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届毕业同学》词：文史三冬足用，海天鱼跃鸢飞。
冬冬腊鼓报春回，几处寒梅吐蕊。
惜别西腔动魄，论文笔阵惊雷。
前程无限莫低徊，子曰后生‘可畏’。
（西腔：西北民歌之代称。
元萨都剌句：“步虚声里带淮腔。
”）贾植芳先生贾植芳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母校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我在校求学期间，有幸面聆謦欬，毕业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去看望贾植芳先生。
记得贾植芳先生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特地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贾植芳先生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人精神，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脊梁。
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一代学人，贾植芳更入世，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贾植芳先生倡导把“人”字写端正，这些饱含生命意义的精神遗产，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血脉传承，也是十分宝贵、值得珍视的。
出了鲁迅公园，我径直来到宝兴殡仪馆，参加贾植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贾老的遗像两边挂着大幅挽联——“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
”贾植芳好友兼难友何满子、吴仲华夫妇在挽联上写道：“受屈常将屈辱视为特种幽默故能历劫坚挺，做人要把人字写得格外端正诚乃匡世嘉言。
”贾先生一生追求是“把一个人字写端正”，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其跌宕起伏的经历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一腔热血、爱国之情始终不坠。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
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
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引博征，侃侃而谈，十分引人入胜。
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毕业以后，只要回母校，我总要到国定路第九教工宿舍的贾老家里，坐在贾老身边，望着他瘦小的身子，心想：这八九十斤的身躯里，一半是热血，一半便是铮铮铁骨了，他多么像沙漠中的胡杨，他不会死，死了也不会倒下。
贾植芳先生是性情中人，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一起去他府上看望，正好他老人家的旧译《契诃夫手记》一书，收入由彭燕郊主编的《散文译丛》，在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版了。
此书的旧版是1983年11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早就购读了。
那天看见我携太太一起看他，贾植芳先生满脸堆笑，连忙拿出新版的《契诃夫手记》，要送我们俩分享。
我谢辞道，此书我已经有了老版本了，还是送别人吧……贾植芳先生听后，有些不乐意了。
他说：“我又不送给你，我送给你太太。
”能够一再受赠贾先生的大作，当然是我们晚辈的荣耀。
贾植芳先生还在赠书上留言，我们真的受宠若惊。
回到寒斋，打开《契诃夫手记》，突然看到书中夹着一张汇款单（影印件），原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送他的20本样书，根本不够送人，他又自费向出版社邮购样书。
后来我又选编了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这部题为《我的人生档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收录了贾植芳先生回顾自己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这样全面地汇集先生忆舊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
由忆旧性文章组成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先生那种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对知识和学问的深邃思考和忠于友情的人格，以及“生命不止、战斗不已”的坚韧精神。
透过这些历史风云的文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史，同时也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希冀和企求。
贾植芳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我们可以透过他以生命书写的这些书页，感受到先生的正直刚毅和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贾植芳先生道德文章的绝好写照。
章培恒先生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章培恒先生不幸去世，已有多年。
每当回想与章培恒先生生前交往的点滴往事，不禁神情黯然。
1980年我考入母校时，正巧章培恒先生应邀到日本讲学，回国后即继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之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
我们在系里召开的会上，经常能够领略章培恒先生的风采。
此时，章培恒先生早已摆脱“胡风冤案”的阴影，以厚积薄发的《洪昇年谱》一举成名！作为章培恒先生治下的中文系年轻学子，我们都想听他的课。
但是，系里却没有给八○级排他的课。
我只好出一下策，探听到课程表，到别的班级去旁听章培恒先生的课，对他在课堂上心无旁枝、博闻强记、舒缓自如的讲课风格，终身难忘。
毕业以后，我有时去章培恒府上看望先生，一如既往，又是风轻云淡的惬意闲谈。
一次，谈话中章培恒先生正色而言：“小罗，我记忆当中，我并没有给你们八○级上过课。
”确实，章培恒先生没有正式上过八○级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