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

复旦中文系老教授印象记

作者：罗银胜

来源：《世纪》2020年第02期

朱東润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藏龙卧虎，十几位老教授个个学问高深，身怀绝技。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敬仰的教授之一。

“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这是朱东润先生生前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学不辍的真实写照。

朱东润先生崇尚正义，作品总是充沛着激越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怀。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结束时说道：“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他说的寓意是极其令人深思的，而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

朱东润是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他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年9月初中文系召开迎新会，身为名誉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也莅临会场，向一群乳臭未干的学子训话。他一身素雅的夏布装，留着短发，戴一副玳瑁眼镜，严肃端庄……记得朱东润先生训话的主旨无外乎“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所能培养的”。他老人家的一番话，给在座沉浸于“作家梦”的同学们，无异当头一棒！多年后，每当回想这一情形，不能不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话是对的，他深谙文学的真谛。经院学习固然重要，但作家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

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水照，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所里给他指派了一名导师，此人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直到1978年，王水照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笔者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王水照先生曾经给我们班级上过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唐宋段，以及选修课《苏轼研究》。在课堂上，王水照先生经常提及钱锺书的名字。一次还特意提到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

朱东润先生平时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他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不喜广事交游，很少参加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平时，除了备课、授课，与学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谈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作文，数十年如一日。他每天坚持写作两张稿纸，写完了便休息，或看点轻松的书刊以消遣。

朱东润先生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的积极用世而自律，但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校园文化风起云涌，校门口两端一溜玻璃橱窗，轮番陈列各种展览，朱东润先生的书法作品经常现身于此，这些笔力遒劲、气度不凡的字体，具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令人不能自已。我们总是驻足慢慢欣赏，从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景深先生

我在母校读书时，听闻不少老教授的故事。赵景深先生也是我非常仰慕的老师，由于他当时年事已高，难得到校，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研究家，他毕生笔耕不辍，著书甚富。我曾经读过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赵景深印象》（李平、胡忌编）一书，掩卷遐思使我更加怀念赵景深先生。

见过赵景深先生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赵老胖墩墩，笑呵呵，手温而软，给人温煦的感觉，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傲视一切的架势。我无缘见到赵景深先生年轻时的面影，不想读了收在《赵景深印象》中的赵易林的几篇文章，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万一。赵易林先生是赵老的公子，他以他的亲见亲闻和亲历，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诸如《父亲与“女星社”

的组织者邓颖超》《父亲与幽默大师老舍》《父亲与落魄才子朱湘》《父亲与小峰舅舅》《关于绿波社》等文，勾勒了赵老早年投身革命、耕耘文坛的一些侧影，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赵景深先生作为戏曲专家，不但精通理论，还妙解音律。他很早就爱好昆曲演唱艺术，常常登台演出。他与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过从甚密，并一直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记得有一次系里组织聚会，他当场来了一段曲子，赢得满堂彩。虽然时光流逝多年，但留在脑子里的印象还恍如昨日。

记得我还读过赵景深先生的日记，这些日记除了记录日常起居之外，还详细记载了他晚年的学术活动、学人往来等内容，为读者展示了这位戏曲研究大师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场景，令人浮想联翩，心向往之。特别是读到赵景深先生在日记中，提及与我的同班同学王岗、邱辛晔等人的接触，尤感亲切。

王岗、邱辛晔当时都是李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李平则是赵老的嫡传弟子。据邱辛晔告诉我，赵景深先生病重后，李平老师安排王岗和他去病房“值班”，看护照料赵老，送赵老最后一程。

刘季高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中文系，虽经“文革”浩劫，系里的老教授仍然名声煊赫，刘季高先生就在其中。我从母校毕业后，有一年听说刘老所撰《斗室文史杂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上到书店购得。尽管只是薄薄的一册，拿在手里却觉得颇似千钧。大学时代亲承謦欬的情形，又重新浮在眼前。

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虽说早已“解放”，但却似“古董”一样，轻易不露面，与本科生的接触机会更是比较少。

然而，刘季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记得刘先生教我们的是《左传研究》，每周两课时。他上课很有特色，没有讲义，不用教材，每次上课时，也不带拎包，而在口袋里装有若干纸片——一种类似卡片﹑又似练习本的薄纸，上面直书文字，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每当讲到一篇章节，他就摸出一张纸片，吟诵相关文字，然后就此内容作一些解释或说明，十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

在我的印象中，刘季高先生总是身着一件靛蓝色的哔叽中山装，有点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气色闲定安详，且又优雅慈和，略带微笑，给人一种非常和蔼可亲的感觉。在授课过程当中，刘先生始终神采奕奕，一丝不苟，广征博引，又不乏自己的见解，同学们听了大受启发。

刘季高先生的《斗室文史杂著》荟集了他的百余首旧体诗，展示了刘老鲜为人知的诗人风姿。读着这些品格高雅﹑寓意殷切的诗歌，我仿佛又见到刘先生执鞭的场景。书中有一首《西江月·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届毕业同学》词：文史三冬足用，海天鱼跃鸢飞。冬冬腊鼓报春回，几处寒梅吐蕊。

惜别西腔动魄，论文笔阵惊雷。前程无限莫低徊，子曰后生‘可畏’。（西腔：西北民歌之代称。元萨都剌句：“步虚声里带淮腔。”）

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母校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我在校求学期间，有幸面聆謦欬，毕业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去看望贾植芳先生。

记得贾植芳先生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特地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贾植芳先生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人精神，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脊梁。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一代学人，贾植芳更入世，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贾植芳先生倡导把“人”字写端正，这些饱含生命意义的精神遗产，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血脉传承，也是十分宝贵、值得珍视的。

出了鲁迅公园，我径直来到宝兴殡仪馆，参加贾植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贾老的遗像两边挂着大幅挽联——“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贾植芳好友兼难友何满子、吴仲华夫妇在挽联上写道：“受屈常将屈辱视为特种幽默故能历劫坚挺，做人要把人字写得格外端正诚乃匡世嘉言。”

贾先生一生追求是“把一个人字写端正”，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其跌宕起伏的经历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一腔热血、爱国之情始终不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引博征，侃侃而谈，十分引人入胜。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毕业以后，只要回母校，我总要到国定路第九教工宿舍的贾老家里，坐在贾老身边，望着他瘦小的身子，心想：这八九十斤的身躯里，一半是热血，一半便是铮铮铁骨了，他多么像沙漠中的胡杨，他不会死，死了也不会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