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艘民营军舰-宁波宝顺轮

中国第一艘民营军舰－宁波宝顺轮

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海面上，突然出现一股浓浓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船。船的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转动着。大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粗的圆筒，黑烟正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一门锃亮的西洋大炮。人们又疑惑又恐惧，急忙报告官府。官府毕竟见多识广，马上弄清这是一艘西洋轮船，而且是兵船。这艘西洋兵船到北洋干什么来了？当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才十几年，虽已五口通商，但通商口岸全在东南沿海，北洋并无西洋船的影子。现在居然气势昂昂来了一艘，难道又要生出什么战祸不成？

山东巡抚崇恩命令火速查明。不久报告上来，原来这船确是西洋船，但非西洋人所有，而是大清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船，是宁波商人集资自西洋购买的，为宁波商船队的武装护航船，它的名字叫“宝顺”轮。崇恩大为光火，为虚惊一场，也为胆大妄为的宁波人。他立马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圣谕诘问浙江巡抚，厉令查明是谁发给宝顺轮执照，允许它开到海上，要治经办人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宁波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绅士们，商议如何回复旨意。一位叫董沛的从容说道：“这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保护商船，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于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律例的，不管这船是谁造的，来自何处。”段光清一听十分有理，就照此话回奏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丰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一次大怒，只是硃批三字：“知道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不问，不了了之了。

《清实录·文宗实录》中记载了宝顺轮闯北洋这个事件。我们不禁对这艘名叫宝顺的轮船产生了浓厚兴趣：它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呢？在1855年的中国，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能让皇帝龙颜大怒，又不动声色地化解一场雷霆。它不过是一艘船，但是它在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中，肯定扮演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色。当初，那些集资购买它的宁波商人们是怎么想的？而咸丰皇帝，又为什么不再追究这只船了呢？

我们知道的是，咸丰是一个不太走运的皇帝。自他1851年刚登上龙椅，便听到了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名字：洪秀全。正是这个广西的穷秀才，竟然揭竿而起，组成了一支让八旗子弟丢尽脸面的太平军。自从四年前太平军起事后，举国为之动荡，南方更是被太平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南京早已在两年前被攻陷，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为小刀会所据。南方的战乱，又加之黄河的决堤，使得关乎国家生存命脉的内河漕运完全阻断，朝廷就要断粮了。而正是宁波商人的船队，从海路为京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什么叫漕运？漕运是指历代将所征粮食由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漕粮是供应官吏和军队的口粮。漕运始于秦始皇，自古有之。有清一代显得更为突出。浙江素称鱼米之乡，所担负的漕运任务自然繁重。在19世纪50年代，据戴槃《两浙宦游记略》中说，浙江“正耗漕米为1 00多万石”，而在当时，全国漕粮是400多万石，浙江一省就要占全国漕粮的四分之一。浙江的漕米以前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后，内河漕运已经阻断，于是，户部仿效元朝，改内河漕运为海运。

自古便有海运传统的宁波商船，便成了漕运的主力。航运业是宁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宁波人有着从事沙船、帆船运输的有利条件。宁波地处浙东沿海，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内河外海的便利交通，使宁波造船业一贯发达。“造小船一只，只需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自数只、数十只不等。”东乡船匠善造浙西诸郡各帮粮船及出海大小对渔船。南乡段塘船匠善造南北洋商用蛋船。蛋船又名“三不像船”，通称宁船，船身较重，不畏风浪，是通航南北洋各海港的著名海船。

自清代以来，宁波便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道光年间，宁波港出现了繁荣势头，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五口通商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国，轮船排挤帆船，到了1850年，南北号商行只剩下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正当宁波的船主们愁苦不已的时候，商机到了。浙江漕运改为海运了。商人们抓住机会，迅速修造船只，木帆船大量增加，呈现兴旺景象。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宁波300多艘沙船、卫船中的180艘被雇佣运送漕粮，其中北号一个商行能单独派出6艘船以上的就有11家。当年便由鄞县、镇海、慈溪三邑九户北号船商捐资10万，在宁波江东木行路建成了“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这是北号商船帮

事业发达的象征。史料记载：“北号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应付官差的办法是：“由商自派，以三股之二当差，以一股自留运货。”咸丰年间，宁波南北号商船达到了鼎盛，拥有蛋船、像船等海船不下六七百艘，加之其他商号的船只，当时宁波以北沿海航运的土著船只在三千艘以上。如此兴旺的财运，让宁波船商们欣喜不已。可是，随之一个令人恐惧的拦路虎狰狞地出现了，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了他们的金钱，甚至生命。这个让宁波船商寝食不安的恶梦，就是海盗。

郑广南著《中国海盗史》中述，早在宋代，东南海洋便为“海寇之渊薮”，海上“盗贼啸聚”，“盖常有之”。宁波也多为海盗荼毒。明代宁波沿海更有倭寇肆虐。清代到了咸丰初，太平军起义，朝廷官员忙于内地的防剿，无瑕顾及沿海，海盗复又蜂起。《定海厅志》记载：海盗“自咸丰初年，即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洋面海盗猖獗，上面命令水师护送商船出洋，驻在镇海口的清军水师畏惧不出。提军叶绍春赴镇海催促，水师仍不出口。段光清亲自前往催促，到了叶绍春的坐船上，厉声对水师将官们说：“你们平时捕盗不敢去，现在护粮又不肯去，朝廷白花了这么多银子，水师真是可以废了！”当地官员早已看透了腐败无能的清军水师，他们根本不是骁勇善战的海盗的对手，于是就雇佣招安的广东籍海盗来剿捕海盗，后又雇佣葡萄牙人剿灭海盗。随后美利坚、荷兰、英吉利等国水手也相继受雇。福建巡抚徐继畲奏疏曾说，澳门葡萄牙人“制小夹板数十只，编列号数，每只配夷人五六名，广东水手十余人，安设夷炮数门，护送商船往来各省港口”，“从福建护送载松木赴浙各商船，每只索银二十五元，合二十五只为一邦，每邦共银六百二十五元。间有商船凑不成邦，要其护送，随时议价，多寡不等。”这些护航划艇以浙江舟山、宁波、镇海三角地带为中心，出入沿海各口，且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以致发展到进出甬江口的渔船，每年也要向他们交纳数达5万元的“护航费”，福州至宁波间木材运输每年要交20万元。1852年一年，葡萄牙人以护航“保护捐”为名，从渔业、木业运输和其他船只中勒索所谓税银达75万之巨。因而后来英国公使普鲁斯也说：“这些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临近水面当起土匪和强盗来了”，“镇海卫已成为各国坏蛋的渊薮”。

1854年，被夺走生计的广东艇的海盗脾气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和洋人大动干戈，击沉英船三艘，打死三名英人，俘获六艘外国船。法国派上海领事来索赔白银数万两，宁波官衙叹称广勇凶悍，难以制服，英法也无奈，只能讨得被俘船只，其余都只好作罢。当时海盗，多是广东、福建船。据《定海厅志》载，广东艇形如蚱蜢，所以海边人称蚱蜢艇。广艇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