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

第13卷 第5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13, No. 5

收稿日期：2011-07-10

作者简介：冯蔚宁(1964-),男,福建上杭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

《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

冯 蔚 宁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董仲舒《春秋繁露》20多篇称引《诗经》，篇目主要涉及《大雅》、《小雅》、《邶风》、《卫风》、《魏

风》、《周颂》、《商颂》、逸诗；多引用《诗经》原来诗句，带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改易引用《诗经》部分字词或句序，为释文所用；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进行阴阳灾异观点的阐释；客观上使严肃的论说文章增加了诗意和文采。

关键词：《春秋繁露》；称引；《诗经》；义理论述

中图分类号：(请自行查找)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1)05-0001-03

董仲舒治《春秋繁露》，“把春秋公羊学推向高峰，在当时被尊奉为‘一代儒宗’”[1]47。在汉武帝、汉宣帝之世朝廷“决大疑”、大臣呈奏议乃至“决大狱”，都以《春秋》大义为断，以《春秋繁露》对《春秋》的释义为准的[1]49。“董仲舒对《春秋》经传的阐释，主要包括：突出《春秋》具有纲纪天下的神圣法典的意义；‘大一统’的政治观；‘张三世’的变异观；‘通三统’的改制观；‘德刑相兼’；天人感应和谴告说；经权之说”[1]54。《春秋繁露》81篇(其中有3篇阙文)，约22篇引用《诗经》30余处诗句作为阐释经文的材料，增强了说理文的说服力和文采。

《春秋繁露》引用《诗经》的篇目，根据刘毓庆、郭万金统计，涉及的有：《国风》3篇，即《邶风·谷风》、《卫风·氓》、《魏风·伐檀》；《小雅》8篇，即《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宛》、《巧言》、《小明》、《大田》、《绵蛮》；《大雅》10篇，即《文王》、《大明》、《棫朴》、《皇矣》、《文王有声》、《假乐》、《抑》、《云汉》、《烝民》、《江汉》；《周颂》3篇，即《我将》、《武》、《敬之》；《商颂》1篇，即《长发》；逸诗1篇，同时强调“《诗》道志，故长于质”和“《诗》无达诂”的诗学观点[2]228-234。

一、《春秋繁露》多引用《诗经》原句，内容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

为巩固西汉大一统政治局面、维护君权，《春秋

繁露·玉杯》提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3]31，君王必须受天道和道德制约，接受“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熏陶。所谓“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诗》道志，故长于质”[3]35-36。有很强的经世致用意味。周桂钿认为，社会现实是董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的欣赏，主要是因为有现实的针对性，针对的也是汉武帝关切的问题”[4]356。而思想现实是董学论证方法的依据，《春秋繁露》就是“借阐发《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来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4]357。苏舆解释：“《诗》言志，志不可伪，故质[3]36。”

《春秋左传正义》中有赵孟“《诗》以言志”的话[5]1997，他说的是“赋诗言志”，是从用诗角度说的，而不是指诗的本质是言志的[2]155。刘毓庆采纳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认为《孔子诗论》中“诗亡隐志”，是孔子对诗的人伦道德和政治教化意义进行了开掘，使得“人们开始由对外加于诗上的‘志’的关注，转而为对诗自身所藏之‘志’的关注。……《毛诗序》的美、刺说，就是在‘诗亡隐志’观点的基础上，强化‘志’的政治性、目的性意义而形成的”[2]156。 钱穆先生认为，“汉代儒家之盛，与夫博士之限于儒生经师，其事始武帝，而其议则创自董仲舒[6]195。”董仲舒引《诗》时亦较多关注诗的本意。苏舆《董子年表》曰：“《汉书》本传云：‘少治《春秋》。’知仲舒治《春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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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前。而考其书所引，兼及《诗》、《书》、《礼》、《易》、《孝经》、《论语》。是董子又兼通群经。而以《春秋》为归宿者[3]477。”董仲舒服膺以“六艺”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它是天地间正气之所在，代表着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劝汉武帝“强勉学问”和“强勉行道”[7]2498，“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7]2499。“《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7]2523。极力推崇儒家。“及仲舒封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皆传于后世”[7]2525-2526。

董仲舒修改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发挥出新的“大一统”思想，反对诸侯分封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思想统一于孔子儒学[8]。《春秋繁露·玉杯》中提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3]31。”“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3]32。取苏舆的解释是：“随，犹从也，即伏从之义[3]31。”“屈民以防下之畔，屈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万古不弊之法也。圣人教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谏以纠之，设灾异以警之，赏曰天命，刑曰天讨，使之罔敢私也。视自民视，听自明听，使之知所畏也”[3]32。文中提出“《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3]38，进一步以赵盾不讨贼、许世子未尝药而致许悼公死的例子证明《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故曰：“《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及极者也。是故君弑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莫若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3]39。”苏舆对此引用《公羊》宣六年《传》：“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何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3]39。”对昭十九年“葬许悼公”，既有通过史书“许世子止弑其君买”的未尽“子道”的讥刺，亦有君子（史官和学者）赦免许世子止之“罪辞”的双重含义[3]39。

至此，可见上文所引《春秋繁露·玉杯》中的“《诗》《书》序其志……《诗》道志，故长于质”有了明确具体的史实和释例。董仲舒据此得出结论：“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拒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3]41。”

这首诗引自《诗经·小雅·巧言》。《毛诗正义》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5]453。”“因已能忖度谗人之心，故列道之尔”[5]454。断章取义和断章“变”义是董仲舒引诗特色。此诗即为改变《巧言》反映谗人的意义，只取“推测他人之心”，以外在的语言和行动等推知他人的内心实际想法的做法。可以说在断章取义中产生了变义。陈子展先生解释为“圣人君子有猷有为，光明正大，人皆见之。而谗人之用心险恶，予亦不难忖度”[9]。董仲舒以此论证赵盾“始终无篡弑之志”但要承担不“讨贼”的“过”，其行为与许世子要为父尝药而未尝致使父亡一样要承担“弑君”的舆论谴责一样[3]41。董仲舒依据《春秋》而诠释经典亦是为了西汉大一统的长治久安，故此阐发《春秋》深奥的意义，经世致用。姜广辉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中指出：“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武帝时代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春秋公羊学则无疑地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指导思想的主角。董仲舒以毕生精力治春秋公羊学，既深得经典的焜奥，又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大胆而成功地诠释《春秋》大义，构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10]552-553。”

《春秋繁露·玉英》强调《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集中表达了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确保封建国家得以大治的根本纲纪的大义[10]559。“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3]70。相反，如果“非其位，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如宋穆公；如果“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如吴王僚。假如能够“行善得乐”，“《春秋》弗危”，如卫宣公[3]71。徐复观先生认为董仲舒主要是反法家的严刑峻罚、反纵横家的虚言诡说，推明孔儒，企图“以德治转移当时的刑治，为政治树立大经大法”[11]。

姜广辉先生认为董仲舒提出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的原则，“可以视为汉代儒学的发展纲要。它标示：面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新局面，儒学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原始儒家是以民为本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儒家虽亦讲尊君，却不赞成君主专制。儒学在汉代争取到官方哲学的地位，是以背离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代价的。第二，原始儒家是以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为特征的。汉儒一反其道，发展‘天命神学’，虽欲以‘天’限制王权，却开启了一代以灾异所经的风气”[10]44-45。

《必仁且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