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建构12页word文档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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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2、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社会
政治效用。他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 文学的存在,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同时亦 反对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 毛泽东的文学观产生对于文学的“规范性” 要求“写什么”(题材)和“怎么写”(题 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1、新中国必然要建立、出现新的文化、新的
文学艺术。其性质描述“革命的民族文化”、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新 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工农兵的文艺”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美学原则:
左翼文学创立了新的美学原则。
“写什么”:首先去表现新中国的光明面,表 现劳动大众的积极性与优美品质; “写作形式”:尽量采用当地人民的口语方言、 民间形式; “怎么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谁来写”:“农民化”的“新型作家”。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多种“话语”构型: 包括“我们”话语、战争话语等 “我们”话语的特征:我们不仅代表着多数,即所谓 人民、群众、阶级、政党的代言人,而且是真理的 唯一占有者、解释者和判决者,即所谓真理的代言 人,与我们相对立的是他们,二者黑白分明,你死 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绝不相容。我们担当 的是真理的捍卫者与审判者的角色,居高临下,你 们与我们不同,因此你们便错,不辩自败。
第一章 四十年代文学环境
影响:
在这一特定的时代里,大部分作家从思想、
感情到审美语言,在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 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丧失了呼应时代的能力, 他们的抒情变得空洞无力、写实变成图解时 事,创作数量下降,艺术质量上也失去了魅 力,即使左翼重要作家如矛盾、艾青、丁玲、 夏衍、艾芜、田间等也无与以前相媲美的作 品。
四十年代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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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作家和艺术家 必须深入工农兵生活。
▪ 结果:党获得文艺的绝对领导权,一批城 市作家销声匿迹
解放区文学的特征
1、服务于时代政治, 有现实功利性 。题材、 主题高度一致。
2、艺术追求的乡村化。形式新颖,运用大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语言大众化,与民族、 民间文艺保持联系。
3、人物新,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取得了主人 公地位,作家心态的“工农兵”化。
四十年代文学
第三个十年的文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战争环境中不同地域的文学状况
1. 战时文学的基调—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2. 文学大众化——作家放弃个性,构筑民
族凝聚力 3. 文学的主要特征——沉思、忧患与崇高,
肩负责任感、使命感 4. 形式多样化发展,但成就不高
张爱玲,钱钟书等;东北的《跋涉》;北京的梅娘
解放区文学创1940年代一个影响重大的综合性文艺社团, 简称“文协”。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 (汉口)。 “文协”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 日爱国的作家,参加民族解放的光荣事业。
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 号,倡导作家深入前线和民间,以反映抗 战现实。
▪ 乔冠华和邵荃麟反对,一直批判到建国后
▪ 能动的反映论,题材自由;“精神奴役的创伤”,反对“民粹主义”, 将人民高尚化、理想化”,不同意对知识分子的贬低;世界进步文艺支 流的说法,强调五四文学和世界文艺的关系
▪ 强调”体验”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重视想象、感觉等作家的才能。 ▪ 把作家体验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感觉和理性思维对立。并不全面。
它的成立是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形 成的标志。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时 期坚持最久的刊物之一。
“战国策”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演变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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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演变提纲
一、引言
- 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和背景
- 概述中国现代文学在过去三十年的演变
二、文学主题的变化
- 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在主题选择上的变化趋势
- 探讨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现象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三、创作风格的演进
-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风格上的演进
- 分析不同作家的风格特点和影响
四、文学流派的兴起与消亡
- 系统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同流派
- 追溯流派的兴起和消亡的原因和影响
五、文学市场的发展
- 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学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发展
- 探讨文学市场对作品创作和艺术性的影响
六、外部因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 分析国际交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推动作用
七、结论
- 总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演变过程和趋势
- 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列出所参考的相关文献和资料
>注意:以上提纲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演变的提纲,不涉及具体内容的概述。
请根据需要进一步完善每一部分的内容,以展开详细的论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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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建构编者按:这组来自高校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20世纪中国文学形态演进问题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对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及在文学观念主导下文学形态的演进历程,进而厘清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及中国文学艺术精神失落与复归的背景脉络,建构起一个合乎艺术精神与时代走向的文学史理路,为正确评价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以及规范文学思想和潮流取向提供依据,体现出将文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开掘的努力和尝试。
也许还不够完整和全面,但视野和用意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也是现代中国追求其“现代性”实现的过程,蕴涵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君主社会向民主国家,从经学时代向科学时代转型的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转型,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的转型。
而社会思潮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观念构成直接影响,继而引起文学形态的发展演变。
1940年代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学形态面临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分庭抗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错综复杂,自由主义、左翼力量、民族主义等各种文学成分、文学力量发生了分化、重组与位移,文学的工具理性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工农兵作为抗战主体力量的崛起,农民大众文化的审美接受心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现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在这个变动、混融、转型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传播和接受,以延安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在酝酿、生成,文学的观念、形式及生产方式、传播机制等都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新旧政权的更迭更进一步确立了解放区文学的正统地位,原有的文学格局被解构,“人民文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了中心,并最终成为了共和国文学的奠基与雏形。
一“人”的内涵的拓展与“人民文学”话语的张扬中国传统文学是为“圣贤”立意、“存天理、灭人欲”的载道文学,自然鲜活的人性被封建思想意识所牢牢地禁锢。
新中国文学变化
![新中国文学变化](https://img.taocdn.com/s3/m/c24ac2d36137ee06eff9185f.png)
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是在曲折中不断开拓自己的广阔道路的。
从解放之初的筚路蓝缕到新世纪的繁荣,因文学生态环境和发展特色的差异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
前3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
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广大作家同人民一起欢欣鼓舞,一起经历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当时,歌唱新社会的光明,回顾革命斗争的艰难,很自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和主题。
1958年后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大多作家高扬革命理想的同时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
特别是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他们受到"五四"以来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哺养,创作了许多至今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优秀作品。
其中,"回顾革命史"的代表作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和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写革命战争的戏剧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等反映地下悲壮斗争的作品。
"歌颂新社会"的代表作,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公刘的《在北方》等诗歌,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明朗的天》等剧作,还有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等长篇小说。
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这类作品更多。
如歌颂英雄人物焦裕禄、向秀丽、王杰、雷锋等的报告文学,还有如徐迟、华山、周钢焰、李若冰等人反映新中国建设战线的诸多作品。
同时,还有写古代历史的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文成公主》等历史剧,此外,儿童文学中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刘厚明的《马兰花开》、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童话和金近、圣野、袁鹰、柯岩等的儿童诗。
以上作家生活基础深厚,艺术描写生动,人物形象刻画鲜活,他们的作品大多抒发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突出地刻画人民革命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新人,风格明朗欢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1940年代文学思潮
![1940年代文学思潮](https://img.taocdn.com/s3/m/0897ca90d4d8d15abe234ea0.png)
的关系: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此时创作方面的风气
和主潮,是顺应了这种要求的“赵树理方向”。
1948年,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策划的文学理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 创刊,不仅激烈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也对左翼文学阵营 内部的胡风文艺理论进行了集中清算,同时,热情洋溢地介绍、肯定了解放区文学。 这是中共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前夜,政治在军事以外的另一条“文化战线”中发动的第一 次批判运动,也可以说是1949年后许多场批判运动的预演。
[1]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页。
胡风自身理论上的矛盾:他理智上始终接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文艺观,但感情上又亲近并继承了鲁迅精神,所以用“精神奴役
的创伤”代替国民性,以“主观战斗精神”置换个性,意图将“五
文学的个性精神、批判传统与“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大众立场予以 嫁接。胡风的整合自有可取之处,但其文艺思想的内在悖论则 是无法消除的。
同年,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周恩来任副 部长。其中,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分艺术、电影、国际宣传 等处,专司宣传工作。 中共的特别支部
《抗战文艺》
《文艺阵地》
国统区文艺论争
一、文艺与政治(时代)的关系 1、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之争
张天翼:《华威先生》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姚雪垠:《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的核心命题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提出 艺服从政治”的“工农兵方向”,要求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 思想改造。
“讲话”后,延安文艺界开始自我反省和检查,一些作家作品被 重新审查,受到程度不同的责难,许多批判不可避免地超出了 正常的文艺批评。究其实,延安整风是中共内部统一思想的政 治行为,其后果,包括文艺界的整风对 “五四”新文学个性解放 思想的否定,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
文学史范式的开拓——关于钱理群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讨论
![文学史范式的开拓——关于钱理群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讨论](https://img.taocdn.com/s3/m/63d4791cae45b307e87101f69e3143323968f5a8.png)
文学史范式的开拓——关于钱理群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讨论文学史范式的开拓——关于钱理群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讨论导论20世纪40年代,钱理群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范式,对中国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钱理群的学术成就进行讨论,以探究他在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一、对文学史的重要贡献钱理群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文学史范式的开拓上。
他对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看法和观点。
他强调文学史研究应注重作品的内在发展规律以及时代背景对作品的影响,提出了“关注时代”和“文学史的阶段划分”两个重要概念。
钱理群认为,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
他强调了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认为文学作品应被视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关注时代”的研究方式,拓宽了中国文学历史研究的视野,引领了后来的学者。
此外,钱理群提出了“文学史的阶段划分”观点。
他将中国文学划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三个时期,并进一步将古代文学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代五个阶段。
这种分阶段的方法,帮助研究者更加系统地理解并把握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促进了文学史的研究与学科发展。
二、对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钱理群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倡导“文学史的科学化”和“文学批评的科学化”,提出了“历史日本文学的地理学划分法”和“文学样态”的概念。
钱理群主张将文学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等方法对文学进行分析。
他的“历史日本文学的地理学划分法”被后来的学者借鉴,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他还提出了“文学样态”的概念,强调文学作品的个性特点与时代风貌的统一。
这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内涵,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三、学术争议与发展钱理群在1940年代的学术观点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与一些学者和文艺界人士产生了分歧。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https://img.taocdn.com/s3/m/3d15c4a7bb4cf7ec4afed08f.png)
二、中国现 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 论述
之前 的古典文学作 品来讲 ,样式虽然是新鲜 的 、有创意
在我 国古典文学 中 ,有些经典作 品在代代相传 中广 的 ,但是却缺失 内容 ,因此便毫无意义可言。
泛被人们所 翻阅 、评论 、甄选 ,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知
最后 ,人文精神 的展现 。 自孔子 主张 的以人文本思
鱼公主 》为例 ,其从幼儿时期一直到 中年时期每次阅读 动作用 ,所 以在其读物 中始终 占有 主要位置 。
《人鱼公主 》这篇作 品,所产生的人生顿悟均有不同。
经典作 品最大一个特点便是其 自身就带有艺术魅力的光 【参考文献 】
环 ,能世世代代熏染世人 。而且经典作品常常会变成文
[1]张 光芒,徐先智,陈进 武.如何重构 中国现 当代 文
会发展 中逐渐地在这些作 品 中搜 寻生活的价值 和内涵 , 以人们相应 的引导作用的 。因此 ,经典的文学作 品中必
并且这些经典作品在人的一生之中不同阶段 去品位 ,所 须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意识 ,就和冰心创作 的文章一样 ,
拥有的感受也大有不同 。以毕淑敏写的 《常读 常新的人 是一种爱 的哲学 ,在促进儿童健康发展中有 着积极 的推
关键词 :中国 ;现 当代文 学;经典建构
现 当代文学发展史可分为 四大时期 ,第一时期处于 竟是怎样建设 的,可 以从 以下几方 面着 手研究 :
五 四运 动时 期 ,文学作 品 围绕政 治展开 ;第 二时期 在
首先 ,文学作 品只能够被称之为经典 ,最关键在于
1930 ̄ 1940年 ,把文学作 品投 向工人 阶级 ;第三时期在 其体现出的浓 厚艺术底蕴 ,有着极其渊源且普遍 的社会
在 ,仅有少部文学作 品中才有所 呈现 ,代表作 家以沈从 例如 :沈从 文一生创 下了大量湘西 景色的文学著作 ,这
近四十年来我国“东方文学史”的三种形态及其建构
![近四十年来我国“东方文学史”的三种形态及其建构](https://img.taocdn.com/s3/m/936a52c20b1c59eef8c7b4ec.png)
文化1092019.4 | SOCIAL SCIENCES DIGEST近四十年来我国“东方文学史”的三种形态及其建构文/王向远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来,我国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学史建构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模式。
社会学模式的东方文学史长期流行的形态模式是“社会学模式”,它把东方文学史视为东方社会历史的直接反映,使文学史从属于一般社会历史,使东方文学史的发展演进从属于东方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
它注重的是组成人群的社会,强调人的社会关系,认为决定这种关系的首先是政治与经济,然后是宗教信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
它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性(而非个性)、功利性(而非超越性)、阶级性(而非个体性),其关键词是“古代-中古-近代(现代)”,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有“物质-精神”“进步-反动(落后)”“压迫-被压迫”等。
这一点最早体现在我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东方文学史专著兼教材中,那就是1983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该书虽然被称作“简编”,所采用的却是纵向的“文学史”结构,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编,在各编中按国别分为若干章,在各章之下又按“概述”和重点作家分成若干节,并以此方式评述了从古到今的亚非文学。
该书在结构体例、内容选材、观点和方法各方面都具有独创性、开创性。
此后出版的各种东方文学史类教材著述,在章节结构上基本上不出此例。
“社会学模式”的东方文学史是对社会历史的诠释与延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揭示文学现象及文学发展史的某些属性,但是,用“古代-中古-近代”这一来自西方的史学与社会学模式来整理和阐释东方文学史,难以从根本上揭示“东方文学史”的特殊性与独特发展规律。
而且,由于没有对“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作出清晰界定,只好把西方以外的文学,即“非西方”的文学(亚非文学)作为“东方文学”来看待。
文化学模式的东方文学史“文化学模式”的东方文学史建构,是把一般社会历史作为文学史背景,既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更注意文学性、审美性的凸显,宗旨是揭示东方文学之不同于一般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规律。
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摭谈
![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摭谈](https://img.taocdn.com/s3/m/7751691b0b4e767f5acfce2f.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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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年 代 的现 代 主 义 文 学 思 潮
2 0世 纪 2 0年 代 , “ 五 四” 运 动 由高 潮 开 始 退
落, 尤其在 1 9 2 5年 “ 五卅” 惨案之后 , 人 们 面对 复
发展的 自身矛盾和 内在规律相联系的。作为诗歌 流派 , 它 因其 自身 的局 限 , 不 能 成 为 新 诗 发 展 的 主
收 稿 日期 : 2 0 1 3— 0 1—1 5
基 金项 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项 目编 号: 1 2 X Z W0 2 0 ] ;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 划项 目[ 项 目编号 : 1 2 J K 0 3 8 4 ] 。 作者简介 : 王 俊虎 ( 1 9 7 4一) , 陕西大荔 人 , 延 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 延安大 学学报 ( 社科版) 》 副主编 , 文学博士。
杂多变 、 惨淡沉痛的现实社会感到茫然失措 , 普遍 陷入一种彷徨、 不安的状态 。孤独 、 痛苦 、 惶惑成为 当时人们主要的心理情绪特点 , 这一阶段的中国社 会 心理 与 1 9世 纪 中后 期 的西 方 社 会 有 某 些 相 似 ,
发, 它 以独 有 的 特 征存 在 于 2 O年 代 的 中 国 。象 征 诗 派 的 出现是 进步 的 时代潮 流 的产 物 , 也 是 和新诗
第3 1卷 第 2期 2 0 1 3年 3月
墙州 火 . 学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J O U R N A L O F G U I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改革与转型时期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改革与转型时期](https://img.taocdn.com/s3/m/76124428a88271fe910ef12d2af90242a895ab08.png)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改革与转型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改革与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革和创新,不仅在形式上有所突破,而且在主题和风格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篇文章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改革与转型时期,以及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首先,改革与转型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引入了新的思想和观念。
在这个时期,许多作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他们试图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他们的作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而是更加注重展现现实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和虚伪,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反思。
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使得文学成为了一个批判社会现象和探索人性的工具。
其次,改革与转型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推动了文学形式的创新。
在这个时期,许多作家开始尝试新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例如,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采用了多种叙事视角和时间结构,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和生动。
这些创新不仅使得作品更加引人入胜,而且也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改革与转型时期的文学形式创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改革与转型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要的反响。
中国现代文学逐渐走出国门,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例如,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这些作品通过文学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然而,改革与转型时期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作品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一些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批评和挑战当时政权的,而受到了审查和打压。
这些限制和约束使得一些作家不得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隐喻和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1940年文学参与现实
![1940年文学参与现实](https://img.taocdn.com/s3/m/b62db2270812a21614791711cc7931b765ce7b33.png)
1940年文学参与现实20世纪40年代文学特征相当明显,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
国统区文学整体呈现出开放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是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其次是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
从作家创作内容看,里面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氛围:紧张、愤激、嘲谑和痛苦,希望、期待、焦躁与不安,从而呈现出繁复的音响,但仍可看到讽刺的主调,突出的现象是讽刺暴露性的喜剧蜂起。
极具特色的是,文章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且通过许多途径迅速及时地反映出人民的爱憎,喊出人民的心声;符合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具有大众化的讽刺幽默艺术特征;文学风也格十分多样化。
国统区讽刺文学具有独特价值:切中要害的战斗作用;勇于剖析民族的痼疾,勇于批判的可贵文学精神;充实了现代文学的内涵。
解放区文学的总特点是审美意识与主题意蕴的现实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问题形式的大众化,创作的基调为明朗、素朴,表现在处理作品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描写方面有其鲜明的特点。
作家们很少再写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甚至也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所替代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
解放区文学叙事中主题表现在革命伦理,。
总体文学内涵彰显了革命战争年代崇高的革命意识,并通过与文学叙事的有机结合,参与了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沦陷区的作家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他们只能在夹缝中进行艰苦的挣扎,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从注重人生斗争、飞扬的一面转向注重人生的和谐与安稳,从用“斩钉截铁”的“强烈的对照”写“极端的人”转而用“参差的对照”写“不彻底的人物”;从追求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的悲壮转向追求苍凉的人生与审美境界。
这样的从时代中心主题向“日常工活”与“永久的人性”的转向,所形成是更靠近社会现实的"反英雄、反浪漫"的倾向,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
重构转折时代的综合视野——路杨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
![重构转折时代的综合视野——路杨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https://img.taocdn.com/s3/m/62de078632d4b14e852458fb770bf78a65293afa.png)
今日批评家前一段时间,路杨发给我她即将问世的三本学术专著的电子版,其中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一书日前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日新文库”第三辑;《革命作家的战时迁徙与文学想象(1937—1949)》则被收入李怡、张中良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第三辑“革命文学与红色文学研究”,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关于新文学的论集《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也列入“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
从2010年秋天路杨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现代文学硕士算起,十几年的光阴逝去了,但对路杨来说,这逝去的时光已经沉积在这三本著作中。
在电脑屏幕上“翻阅”这些我大都已经读过的文字,一时间有些激动。
或许因为作为路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我见证了其中大部分文字或顺利或艰辛的创生过程,多少了解一些文字背后的心迹,也就似乎格外感受到它们的分量。
路杨2022年夏天重新回到北大中文系,任职于当代文学教研室,她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也向共和国文学以及当代批评转向。
不过如果对她的这三本著作做一个总体性的观照,可以看出核心话题领域是关于1940年代文学的,其中前两本都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史领域的具体课题,而在第三本论集中,40年代文学也占据了醒目的位置。
纵观路杨的40年代文学研究,可以说已经重构了一个天地玄黄的转折时代的综合视野。
大约在两年前,钱理群先生编辑了自己关于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论集,计五卷,总共近四百万字。
我浏览钱老师发给我的论集目录,发现他把路杨关于他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篇评论文章《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①作为五卷论集的代序,当时很为路杨感到欣喜。
等疫情稍缓,我去看望钱老师,在一下午的长聊中,他谈到了对路杨这一代学人的期待,谈及他当初参加路杨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兴奋,也提及他非常看重路杨对他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总结,但更加看重的是路杨的这篇文字所反映出的年轻一代学子在194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40年代文学(或称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指从卢沟桥事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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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口号”论争的主要观点分歧 • 于是“论战”的序幕急速拉开,冯雪峰说:“文 艺界本来已经不很团结,两个口号论争一起来, 对立的现象还更厉害。”这场论争牵涉面非常之 大,上海、北平、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纷纷参加。 •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 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 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 文艺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该协会包容了更广泛的作家,标志 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 一战线。 •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坚持最久 的刊物之一。 • “文协”成立后开展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运动。文学的民族解放意识空前高扬,文学的社 会教化功能空前强化。“文艺不再是少数文人和 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 工具。”
口号之二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 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产生 • 冯雪峰询问上海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坦言关于 “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有些人对它的解释有误, 而且有些“国防文学”的作品,也只强调了民族 矛盾,而忽视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于是,冯 雪峰和胡风商量,决定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 众文学”的口号,鲁迅赞同,并同意由胡风写文 章提出这一口号。1936年5月底,胡风的《人民 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发表。
• 1936年,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战线问题》,指出:“国防文学”口号没有指明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整个文学运动的领导权问题, 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正是要表明 这种关系。同时他还指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 1936年9月20日,鲁迅、巴金等21名文艺界知名 人士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 宣言》,宣告“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
探讨1940年代的中国诗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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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1940年代的中国诗论图景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文学经历了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同时也涌现出不少文学流派和学术思潮,其中,诗歌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1940年代的中国诗论图景,了解当时的各种诗学思潮、诗评家以及他们的观点和方法。
一、诗学思潮在1940年代,中国的诗歌领域出现了多种流派和诗学思潮,如“诗海派”、“新诗派”、“象征主义”、“抒情主义”以及“死亡诗”等等。
这些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展开了对诗歌表现形式、主题、风格、意义等方面的思考,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其中,诗海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诗歌流派,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也不是一种特定的诗学思潮,而是一种“无派无限制”的诗歌写作态度。
诗海派诗人们强调诗歌表达的自由性和纯粹性,主张诗人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性。
这种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氛围相吻合。
而新诗派则是一种以现代性为基础的文学流派。
在这个时期里,新诗派的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郑振铎、朱自清等。
他们注重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以及诗歌与现代性的关系。
象征主义是一种向内寻找的诗学思潮。
它认为诗歌是一种内心感受的表达,可以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
而抒情主义则是一种情感主义的诗学思潮,注重诗歌对情感的表达和描写。
死亡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诗歌流派,它以死亡为主题,表达了当时战乱、苦难的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悲凉和绝望情绪。
二、诗评家除了多种流派和诗学思潮外,1940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诗评家和文学评论家。
这些诗评家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文坛的多元化和学术性。
代表人物有徐志摩、余光中、郑振铎、朱自清等。
这些诗评家不仅对当时的诗歌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和写作方法的看法。
例如,徐志摩倡导诗歌应该准确、简练,不张扬,不故作高深;而余光中则认为诗歌应该注重自然、生命以及人的情感。
三、诗歌批评方法在诗评家的引领下,诗歌批评的方法也逐渐得到了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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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建构编者按:这组来自高校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20世纪中国文学形态演进问题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对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及在文学观念主导下文学形态的演进历程,进而厘清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及中国文学艺术精神失落与复归的背景脉络,建构起一个合乎艺术精神与时代走向的文学史理路,为正确评价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以及规范文学思想和潮流取向提供依据,体现出将文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开掘的努力和尝试。
也许还不够完整和全面,但视野和用意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也是现代中国追求其“现代性”实现的过程,蕴涵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君主社会向民主国家,从经学时代向科学时代转型的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转型,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的转型。
而社会思潮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观念构成直接影响,继而引起文学形态的发展演变。
1940年代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学形态面临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分庭抗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错综复杂,自由主义、左翼力量、民族主义等各种文学成分、文学力量发生了分化、重组与位移,文学的工具理性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工农兵作为抗战主体力量的崛起,农民大众文化的审美接受心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现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在这个变动、混融、转型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传播和接受,以延安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在酝酿、生成,文学的观念、形式及生产方式、传播机制等都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新旧政权的更迭更进一步确立了解放区文学的正统地位,原有的文学格局被解构,“人民文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了中心,并最终成为了共和国文学的奠基与雏形。
一“人”的内涵的拓展与“人民文学”话语的张扬中国传统文学是为“圣贤”立意、“存天理、灭人欲”的载道文学,自然鲜活的人性被封建思想意识所牢牢地禁锢。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便是“个人”的发现、对“自我”的肯定、对“平民”的关注。
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倡导、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还是郭沫若对个性和自我的颂扬与礼赞、郁达夫反叛封建礼教的大胆姿态、梁实秋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论,以及沈从文对“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向往等,都体现出了对“人的主题”的不同理解与多元化表达。
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要求以文学来反映现实、观照人生。
可以说,从五四到19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的内涵”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具体到文学层面,则是“从起初‘泛人性’地描绘人的自然存在,发展为‘人生化’地描写人的社会存在,进而达到‘个性化’地表现人的主体存在”,但在延安文学之前,因为中国文学的主要形态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主的通俗文学、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因此其接受对象被局限在了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
而占据全国最广大人口比例的农民大众的文学审美特征及接受心理则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无论郭沫若《女神》中狂飙突进个性张扬的“我”、徐志摩《再别康桥》中依依惜别眷恋不舍的“我”、戴望舒《雨巷》中苦闷仿徨忧郁感伤的“我”、穆旦《我》中痛苦分裂困惑突围的“我”,实际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表达及情感的抒发。
1940年代以来,在伟大的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急风暴雨般的时代唤醒了长期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农民“人的意识”,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而崛起。
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国共之争的白热化,使长期以来“沉默的大多数”――工农兵浮出了历史地表,作为抗战的主体而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地位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已经忝列“人民”的末席,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工农兵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张扬,成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人公。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要求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在毛话语以阶级论对“人民”释义后,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概念一起成为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倡导的文艺方向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并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构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被确认为一种以“工农兵”为主体,以民族化、大众化为特征的文学形态。
“如果说人的文学的范畴基缘于人本主义的主体性理论,那么人民文学范畴则基缘于人民本位的主体性理论。
”九叶派诗人袁可嘉认为“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精神内涵的差异在于: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来说,前者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后者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特别是政治活动)对照着说,前者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而后者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
总的来看,五四层面上的“人的文学”的精神内涵因工农兵的加入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丰富,但因工农兵文化水平的低下,再加上其话语权力的获得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因此真正原生态意义上的纯粹的“民间”并不存在,民间话语无可避免地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相裹挟,后者为“人民”代言,“人民”成为了后者的传声筒,“个人”汇聚到“集体”的洪流中,人的主体力量淡化,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异。
从鲁迅小说中愚昧麻木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到鲁彦笔下庸俗冷酷狡诈的乡镇市侩、老舍笔下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王统照小说中的破产农民奚大有,到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笔下的翻身农民小二黑、小芹、水生嫂、赵玉林,乃至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浩然小说中的萧长春。
中国农民的形象谱系呈现出由抑到扬的发展轨迹,逐渐褪去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成为了代表历史前进力量的、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的主人翁――人民,而伦理关系错综复杂的乡村宗法社会也被分化为了敌我分明的两大阵营。
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无限丰富的人性被政治话语所抽离,亲情、爱情等无不被政治理性所左右、制衡,人不再是“人”,或者被英雄化、神化、典型化,或者被丑化、异化、符号化。
这一叙事模式在十七年红色经典中更进一步地得到了强化,到“文革”十年中则发展到了极致,演化成了人物塑造的“三突出”原则,一方面出现了“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另一方面被否定的对象也常常被作为一种阶级的象征定型化地出现在文本中,反而不如一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形象更加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等。
同时,对“私人生活”及爱情的描写也成为了文学题材中的禁区,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情调的体现。
综上所述,在从“人”的文学向“人民文学”的转变过程中,在从“人”到“人民”、从“我”到“我们”的话语指代中,内现出的是中国文学中“人的内涵”的发展演变,体现出的是对“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而人作为文学创作、接受与表现的主体,其地位变化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体制化的生成与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现代文学变革既是一场审美意识的革命,也是文学制度的革命。
现代职业作家的创作机制、报纸杂志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和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与审查的规约机制等,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体制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它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着重要的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
在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演进的过程中,首先表现为文学体制化的生成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从自由的创作个体成为了党的文艺工作者。
中国传统文学生存于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文学的生产、流通和传播局限在人际传承和手工作业。
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学生产方式,具有显著的个人性和主体性特点,没有形成独立完备的文学制度。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传统绅士结构的解体,新兴知识阶层的兴起,创建学会与社团成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显示自身力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如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等。
但此时的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大多是作家自愿原则组合的同人性质的团体,组织起来的目的或者为加强作家之间的艺术交流,或者为保障作家们的权益,固不受政党的控制,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占据文坛主导地位。
1930年3月2日,伴随着左联的成立,中国文学的组织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正式领导文学的开始。
到了延安时期,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一种新的文学生产传播体制开始形成。
文学的重新定位和作家的思想改造把文学纳入了一种体制规范中,文学被组织起来,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作家不再具有个人的自由写作身份,而隶属于党的工作机关或党所领导的专业文化团体或研究机构,如鲁艺、文抗、边区文协等,在享受着不同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的同时。
也必须严格遵循与职务相关的组织原则而自觉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行为,从而由文学机构、文学批评等诸制度因素共同建构了一个迥异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空间。
文学团体、机构、刊物等被文化体制统管起来,成为了国有生产资料,作家们衣食无忧。
刊物间缺乏竞争意识。
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由国家统一安排。
至此,现代文学制度日趋单纯与完善,并借助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讲话》精神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地的传播力量,初步建构了新中国文学秩序的雏形。
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拨乱反正,也体现了共和国文学体制的初建、巩固、松动、重构的历史进程。
第三是“集体写作”方式取代个人写作成为了这一时期最流行的文学生产方式。
中国传统文学的书写基本都是由作家独立完成的,而五四时期更是一个高扬“自我”的年代,因此新文化运动之后,以个人为主的文学写作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1940年代之后,集体写作却成为了解放区最流行的写作方式。
由于采用这种写作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作家们犯政治上、政策上的错误,减少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所以成为处于思想改造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应对机制和自我防御机制,在戏剧、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等文学形式中被广泛采用。
这一方式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写作中,也存在于工农兵写作中,更普遍运用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中。
知识分子集体创作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及新歌剧《白毛女》,农民集体创作的如秧歌剧《减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代表如秧歌剧《惯匪周子山》。
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主义的写作方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文革”时期便形成了“三结合”的方式,即“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结合,《金训华之歌》、《牛田洋》、《桐柏英雄》、《理想之歌》等都是“三结合”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