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建构12页word文档

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建构编者按：这组来自高校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20世纪中国文学形态演进问题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对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及在文学观念主导下文学形态的演进历程，进而厘清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及中国文学艺术精神失落与复归的背景脉络，建构起一个合乎艺术精神与时代走向的文学史理路，为正确评价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以及规范文学思想和潮流取向提供依据，体现出将文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开掘的努力和尝试。

也许还不够完整和全面，但视野和用意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也是现代中国追求其“现代性”实现的过程，蕴涵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君主社会向民主国家，从经学时代向科学时代转型的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转型，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的转型。

而社会思潮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观念构成直接影响，继而引起文学形态的发展演变。

1940年代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学形态面临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分庭抗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错综复杂，自由主义、左翼力量、民族主义等各种文学成分、文学力量发生了分化、重组与位移，文学的工具理性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工农兵作为抗战主体力量的崛起，农民大众文化的审美接受心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现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在这个变动、混融、转型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传播和接受，以延安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在酝酿、生成，文学的观念、形式及生产方式、传播机制等都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新旧政权的更迭更进一步确立了解放区文学的正统地位，原有的文学格局被解构，“人民文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了中心，并最终成为了共和国文学的奠基与雏形。

一“人”的内涵的拓展与“人民文学”话语的张扬中国传统文学是为“圣贤”立意、“存天理、灭人欲”的载道文学，自然鲜活的人性被封建思想意识所牢牢地禁锢。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便是“个人”的发现、对“自我”的肯定、对“平民”的关注。

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倡导、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还是郭沫若对个性和自我的颂扬与礼赞、郁达夫反叛封建礼教的大胆姿态、梁实秋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论，以及沈从文对“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向往等，都体现出了对“人的主题”的不同理解与多元化表达。

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要求以文学来反映现实、观照人生。

可以说，从五四到19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的内涵”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具体到文学层面，则是“从起初‘泛人性’地描绘人的自然存在，发展为‘人生化’地描写人的社会存在，进而达到‘个性化’地表现人的主体存在”，但在延安文学之前，因为中国文学的主要形态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主的通俗文学、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因此其接受对象被局限在了城市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

而占据全国最广大人口比例的农民大众的文学审美特征及接受心理则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无论郭沫若《女神》中狂飙突进个性张扬的“我”、徐志摩《再别康桥》中依依惜别眷恋不舍的“我”、戴望舒《雨巷》中苦闷仿徨忧郁感伤的“我”、穆旦《我》中痛苦分裂困惑突围的“我”，实际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表达及情感的抒发。

1940年代以来，在伟大的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急风暴雨般的时代唤醒了长期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农民“人的意识”，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而崛起。

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国共之争的白热化，使长期以来“沉默的大多数”――工农兵浮出了历史地表，作为抗战的主体而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地位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已经忝列“人民”的末席，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工农兵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张扬，成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人公。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要求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在毛话语以阶级论对“人民”释义后，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概念一起成为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倡导的文艺方向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并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构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被确认为一种以“工农兵”为主体，以民族化、大众化为特征的文学形态。

“如果说人的文学的范畴基缘于人本主义的主体性理论，那么人民文学范畴则基缘于人民本位的主体性理论。

”九叶派诗人袁可嘉认为“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精神内涵的差异在于：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来说，前者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后者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特别是政治活动）对照着说，前者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而后者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

总的来看，五四层面上的“人的文学”的精神内涵因工农兵的加入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丰富，但因工农兵文化水平的低下，再加上其话语权力的获得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因此真正原生态意义上的纯粹的“民间”并不存在，民间话语无可避免地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相裹挟，后者为“人民”代言，“人民”成为了后者的传声筒，“个人”汇聚到“集体”的洪流中，人的主体力量淡化，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异。

从鲁迅小说中愚昧麻木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到鲁彦笔下庸俗冷酷狡诈的乡镇市侩、老舍笔下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王统照小说中的破产农民奚大有，到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笔下的翻身农民小二黑、小芹、水生嫂、赵玉林，乃至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浩然小说中的萧长春。

中国农民的形象谱系呈现出由抑到扬的发展轨迹，逐渐褪去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成为了代表历史前进力量的、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的主人翁――人民，而伦理关系错综复杂的乡村宗法社会也被分化为了敌我分明的两大阵营。

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无限丰富的人性被政治话语所抽离，亲情、爱情等无不被政治理性所左右、制衡，人不再是“人”，或者被英雄化、神化、典型化，或者被丑化、异化、符号化。

这一叙事模式在十七年红色经典中更进一步地得到了强化，到“文革”十年中则发展到了极致，演化成了人物塑造的“三突出”原则，一方面出现了“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另一方面被否定的对象也常常被作为一种阶级的象征定型化地出现在文本中，反而不如一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形象更加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等。

同时，对“私人生活”及爱情的描写也成为了文学题材中的禁区，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情调的体现。

综上所述，在从“人”的文学向“人民文学”的转变过程中，在从“人”到“人民”、从“我”到“我们”的话语指代中，内现出的是中国文学中“人的内涵”的发展演变，体现出的是对“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而人作为文学创作、接受与表现的主体，其地位变化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体制化的生成与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现代文学变革既是一场审美意识的革命，也是文学制度的革命。

现代职业作家的创作机制、报纸杂志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和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与审查的规约机制等，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体制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它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着重要的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

在1940年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演进的过程中，首先表现为文学体制化的生成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从自由的创作个体成为了党的文艺工作者。

中国传统文学生存于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文学的生产、流通和传播局限在人际传承和手工作业。

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学生产方式，具有显著的个人性和主体性特点，没有形成独立完备的文学制度。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传统绅士结构的解体，新兴知识阶层的兴起，创建学会与社团成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显示自身力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如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等。

但此时的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大多是作家自愿原则组合的同人性质的团体，组织起来的目的或者为加强作家之间的艺术交流，或者为保障作家们的权益，固不受政党的控制，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占据文坛主导地位。

1930年3月2日，伴随着左联的成立，中国文学的组织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正式领导文学的开始。

到了延安时期，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一种新的文学生产传播体制开始形成。

文学的重新定位和作家的思想改造把文学纳入了一种体制规范中，文学被组织起来，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

作家不再具有个人的自由写作身份，而隶属于党的工作机关或党所领导的专业文化团体或研究机构，如鲁艺、文抗、边区文协等，在享受着不同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的同时。

也必须严格遵循与职务相关的组织原则而自觉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行为，从而由文学机构、文学批评等诸制度因素共同建构了一个迥异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空间。

文学团体、机构、刊物等被文化体制统管起来，成为了国有生产资料，作家们衣食无忧。

刊物间缺乏竞争意识。

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由国家统一安排。

至此，现代文学制度日趋单纯与完善，并借助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讲话》精神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地的传播力量，初步建构了新中国文学秩序的雏形。

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拨乱反正，也体现了共和国文学体制的初建、巩固、松动、重构的历史进程。

第三是“集体写作”方式取代个人写作成为了这一时期最流行的文学生产方式。

中国传统文学的书写基本都是由作家独立完成的，而五四时期更是一个高扬“自我”的年代，因此新文化运动之后，以个人为主的文学写作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1940年代之后，集体写作却成为了解放区最流行的写作方式。

由于采用这种写作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作家们犯政治上、政策上的错误，减少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所以成为处于思想改造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应对机制和自我防御机制，在戏剧、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等文学形式中被广泛采用。

这一方式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写作中，也存在于工农兵写作中，更普遍运用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中。

知识分子集体创作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及新歌剧《白毛女》，农民集体创作的如秧歌剧《减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代表如秧歌剧《惯匪周子山》。

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主义的写作方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文革”时期便形成了“三结合”的方式，即“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结合，《金训华之歌》、《牛田洋》、《桐柏英雄》、《理想之歌》等都是“三结合”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