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之体系化解读及立法完善

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之体系化解读及立法完善作者：杨巍来源：《东方法学》 2015年第6期——评“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80、181条杨巍*内容摘要：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指直接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权，而非最终受保护的原权利。

因中德两国分别采“债权——民事责任”两分法模式与“债务与责任结合”模式，导致两国在请求权适用范围、债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定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不应被解读为原权利属性的债权请求权，而应为民事责任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第180、181条关于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规定应以此为基础作出修改。

关键词：诉讼时效适用对象请求权民事责任请求权*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武汉大学“70”后学术团队“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问题研究团队”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受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影响，我国学界普遍认为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请求权，但一方面现行法对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表述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请求权概念在中德两国不同立法体系下具有不同意涵，因而对作为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请求权亦应作出符合现行法体系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权，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1条规定，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

虽然这两条均规定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请求权，但两者性质迥异：其一，前者规定的请求权是为了保护民事权利而行使的请求权，即在某种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而主张的救济权；后者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是原权利而非救济权，其核心内容是债权人依债的本旨向债务人主张的给付请求权而不涉及权利受侵害或权利保护的情形。

其二，前者规定的请求权必须借助法院等公力救济机关才能得以实现，在我国现行法框架下，该请求权主要是民事责任请求权；后者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发生在平等地位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而尚不涉及公力救济。

“建议稿”第181条第1款规定：“义务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该款系继承《诉讼时效规定》第1条之规定，而与《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不同。

建议稿规定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是否妥当，并与相关规则是否具有兼容性，尚需斟酌。

一个必须澄清的前提问题是：“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涵义究竟为何？该问题看似简单，但实则被学者有意无意地采取不同的解读而造成学理及实务上的诸多困扰。

概言之，“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有以下两种可能的理解：1）原权利A受侵害——→救济权B，B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A。

2）原权利A受侵害——→救济权B，B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B。

按照理解1，原权利A受到侵害时，〔1 〕产生救济权B，〔2 〕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原权利A。

依此理解，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不是诉讼时效直接限制的对象，而是通过诉讼时效最终保护的原权利。

“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主要是债权”、“人身法律关系、物权关系均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3 〕等观点即是以理解（1）为基础。

而按照理解（2），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救济权B，而非原权利A。

依此理解，诉讼时效直接限制的权利才是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救济权请求权”、〔4 〕“财产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5 〕等观点便是以理解（2）为基础。

笔者认为，应采理解（2）为宜，即诉讼时效适用对象应为直接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权。

理由如下：其一，从历史产生原因来看，诉讼时效制度发端于罗马裁判官法的直接原因是权利人在裁判官任期内提起诉讼才能获得救济。

〔6 〕该制度的初始价值是对权利人获得公力救济划定时间范围，该制度系针对权利人的救济权而设。

其二，从制度价值来看，诉讼时效具有的多重价值均与权利人寻求公力救济密切相关。

国内外主流意见认为，时效法意在鼓励原告不要眠于权利之上，而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地提起诉讼；〔7 〕时效法便于尽可能保证证据的收集，等等。

〔8 〕该制度价值着眼于对权利的救济而非权利的正常行使。

其三，从文义与体系解释来看，《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诉讼时效针对的对象是为了保护民事权利而“请求”的权利，即请求权。

由于行使该请求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事权利”，因而该请求权具有救济权性质。

例如物权、人格权本身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但当这些支配权受侵害时，受害人为保护其权利而通过诉讼向加害人主张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即为诉讼时效适用对象。

如果把诉讼时效适用对象解释为该条中被保护的“民事权利”，将得出物权等支配权为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结论，此与学界通说相悖。

其四，司法实务主流意见亦采取该观点。

例如在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农业发展银行青海分行营业部诉青海农牧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9 〕和“张艳娟诉江苏万华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万华、吴亮亮、毛建伟股东权利纠纷案” 〔10 〕中，在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为诉讼争点的情形下，主审法院均认为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为救济权而非原权利。

因此，在我国现有学理体系和司法实务语境下，诉讼时效适用对象即指直接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权性质的请求权。

二、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不是债权请求权1.中德两国之请求权存在的差异性第一，从概念的产生及功能来看，德国法的请求权概念系由罗马法中诉的概念发展而来，其经历了从程序权利到实体权利的演变过程。

在德国，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由温德沙伊德从罗马法和普通法中的“诉”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

〔11 〕温氏认为，在法庭起诉的权利或诉权，只是请求权的结果，而非原因；请求权在法庭的可诉请性（诉权），是请求权的一个侧面，而非构成请求权的东西。

请求权概念不包括可诉请性（诉权）的因素。

这样，通过剥离罗马法上的诉所内含的诉权或可诉请性的因素，温氏提出了纯粹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请求权是指“法律上有权提出的请求，也即请求的权利，某人向他人要求一些东西的权利”。

〔12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接受了温氏的观点，在民法典中将请求权规定为实体权利，其基本功能为连接实体权利和诉权的桥梁。

在中国，因请求权为舶来概念，其在立法和学理上初始即被定位为实体权利，而未经历其在德国的演变过程。

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请求权就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权利，其法律意义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

〔13 〕《民法通则》只界定了债权概念，而未规定请求权概念，但学理上均认为请求权为实体权利。

〔14 〕而且被认为构成实体权利与诉权之桥梁的并非请求权，而是民事责任制度。

〔15 〕第二，从适用范围来看，德国法的请求权是总则概念，该概念适用于民法典各部分而不仅限于债法领域。

《德国民法典》第194条第1款规定了请求权的概念。

“向他人请求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该条位于总则编“消灭时效” 〔16 〕一章。

在德国，请求权可以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继承关系而产生。

〔17 〕根据请求权产生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为债法上的、物上的、婚姻家庭法上的以及继承法上的请求权。

〔18 〕债法领域之外的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等为非独立请求权，此类请求权是某些支配权的权能，其作用是当支配权受侵害时使其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

在中国，请求权主要被运用于债法领域。

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是否对应规定物权请求权存在极大争议。

其后《物权法》虽然规定了物权请求权，但对物权请求权的性质、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关系等问题在学理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19 〕而对于人格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也存在较大争议。

笔者无意梳理和总结这些争议，仅指出对于此类属于救济权性质的恢复权利圆满状态的请求权，现行法仅规定了物权请求权，其他请求权仍属于法律上未明确规定、学理上存在争议的状态。

第三，对债权和民事责任的不同立法模式，导致债权请求权在中德两国具有不同的涵义和性质。

在德国债法领域，请求权与债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两者适用同样的规则。

德国通说认为，在请求权与债权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

有关债权的规定，因此可以准用于请求权。

〔20 〕在债法范围内，请求权也被称为债权。

请求权与债权从结构上看是一回事，并且两者也常常作为同义词使用。

〔21 〕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德国民法典》采取“债务与责任结合”的立法模式，没有独立的民事责任制度，对债权提供公力救济的纽带由债权所包含的救济权能来完成。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76条和第277条所称“责任”实际上是指“债务”，只是为了避免重复使用“负担债务”才采“责任”概念。

〔22 〕因此，德国法的债权请求权包含了给付请求权、诉请公力救济权的双重涵义。

《民法通则》采取“债权——民事责任”两分法的立法模式：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二节“债权”第84条第2款规定了债权的概念；而违约责任则被独立地规定于第六章“民事责任”第二节“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第111条。

在《民法通则》体系下，债权请求权为原权利性质，而债权之救济权能被剥离出来单独规定为民事责任请求权以实现对债权的救济。

在学理上，我国学界亦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民事责任被认为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民事责任请求权并非债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而是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时由债权人主张的一项独立权利。

〔23 〕因此，在我国民法语境下，债权属于原权利的范畴，其内容主要包括给付请求权能、处分权能等，而不包括救济权能；债权请求权与违约责任请求权为相互独立的权利，两者为原权利与救济权的对应关系。

第四，对侵权之债与侵权责任的不同立法定位，导致侵权请求权在中德两国具有不同的涵义和性质。

德国法中，侵权行为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因实施侵权行为而给他人造成损害，行为人对受害人负担损害赔偿义务，在受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的是债务关系。

〔24 〕由于采取“债务与责任结合”立法模式，德国法将损害赔偿有时认定为义务，有时认定为责任，对义务与责任，特别是对债与责任未作严格区分。

〔25 〕德国法中的侵权请求权既是一种债的关系，也是一种责任关系，其具有原权利和救济权的双重属性。

我国现行法则与之不同，《民法通则》“债权”一节没有将侵权行为规定为债的发生原因，而是在第六章“民事责任”中专设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

立法机关对《侵权责任法》的定位是“民事权利保护法”、“民事权利救济法”，〔26 〕该法的名称亦未采用“侵权行为法”或“侵权之债法”。

该立法定位坚持了《民法通则》将侵权请求权界定为独立的民事责任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的作法，因此在我国现行法语境下，侵权请求权即指侵权责任请求权，其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救济权，而不具有原权利属性。

综上所述，中德两国请求权的差异性如下表所示：2.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诉讼时效适用对象不能解读为债权请求权由于德国法未采独立的民事责任制度，违约请求权系债权的救济权能而非独立权利，且坚持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而非独立的民事责任的发生原因，因此德国法的请求权包含了原权利和救济权的双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