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引起各方的关注。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本文将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大部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实行大部体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否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然会朝着大部制管理方向迈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也许有人说，我们不是一直倡导小政府吗，如果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描绘，是人们期盼政府规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的新领域需要政府管理。

如伴随网络的出现，有了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网络传播媒体等，这些对社会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非常大，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理。

过去政府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功能，现在政府就要配备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引导。

所以“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制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不应该简单地等同或者对立。

退后一步说，即使在“小政府”内部，也不可能是“一锅粥”，而是要设置必要的部门，各司其职，对社会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

这就是说，即使政府规模较小，内部也需要科学分工。

而大部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科学设置部门的管理需求。

大部制改革值得注意的四个问题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笔者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冷静地看待大部制改革，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是我们更值得关注的。

比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更加重要；再比如，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叠？还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

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笔者看来，当前有四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如何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为监督大部制的权力，提供保障。

在我看来，大部制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监督权。

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机构的功能要进行分化，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

这实际类似如国外政府机构实行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分离，执行机构内部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弹性管理。

比如《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后，财政部是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构，但不是执行机构。

执行权交给设在国务院办公厅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的国务院政府采购中心。

这样就把决策和执行分开了。

当然，对大部制的约束监督，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如何从外部对其进行监督。

实践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媒体等方面的作用，将会形成大部制改革的外部监督力量。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也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

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

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

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

比如有人说，目前的发改委就是把若干政府部门整合到一起的“大部”，据观察，很多地方官员现在不跑国务院，只跑发改委，要钱、要物、要政策，使得发改委成了“小国务院”。

大部制改革会继续走发改委模式吗？笔者认为，发改委模式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制，两者是有差别的。

发改委主要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专业部门都有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等，所有这些部门都和发改委的某个处、司相对应。

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发改委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何发挥综合协调职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发改委的运作模式不是大部制的模式，倒是要对这种管理运行模式，进行认真研究和反思，进行相应的改革。

举一个例子，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把专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的部门合并到了发改委，现在看来，这样把整个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放在一个机构内，不一定合适，这个部门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如果放在一个政府部门内，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

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终必然会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因此是跨党政的，甚至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比如文化部、广电总局与中宣部的关系，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与政法委的关系，中组部与人事部的关系等。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把中纪委与检察部合署办公，联动作战，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也许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也许更具有长远性。

第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和方法也至关重要。

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

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将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整合为一个“人口与健康委员会”，但真的要这样整合恐怕难度还是很大的。

不管这个动议能否被采纳，但这明显是一种大部制的思维。

另外，“大部”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划分？我们过去毕竟没有这方面经验，所以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的结合。

建议中编办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建立一个直属于中央编制委员会的高层专家委员会，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讨论，使整合性的大部制方案经过充分论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领导者个人喜好的因素，也能够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的改革。

铜鼓县以便民、高效、公正为文化市场管理的目标，着力文化市场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规范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工作。

一是健全完善文化市场分级管理制度，逐步推进制度的落实，做到用制度规范行政管理、执法工作，确保文化市场服务对象的满意。

二是健全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在部门协作与配合仍存协调瓶颈的情况下，铜鼓县率先成立“文化市场管理执法联动领导小组”，为充分发挥办公室的职责作用，组建执法联动大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政出多门的联席会议改成了简单统一的快速行动队，部门联络、信息共享、队伍集结、执法协作、案件处理都快速简便，不断加强了联合执法力度，实现文化市场群防群治，节省了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投入，一致认可。

三是完善社会监督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在发挥“五老”人员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热情的基础上，增加了团县委开展的“守望者”行动的力量，由10名家长组成了联动执法的守望者监督员队伍。

利用文化市场举报监督电话，发动群众全面快速打击文化市场各类违法经营活动，得到市民好评。

四是加强文化市场经营业主的行业自律意识，充分落实“五五普法”普及行业法规知识的要求，建立一年一度的“文化市场经营法人行业法规培训班”制度，帮助建立行业服务平台，建立经营场所专设安全巡查员制度，提高业主的行业自律、行业培训、行业引导、行业协调、行业宣传等工作水平，也确保文化市场竞争有序。

五是加强乡镇文化站制度建设，充分利用乡镇文化干部平台，延伸服务触角，加大服务基层的力度，繁荣农村文化产业，净化了农村文化市场，发挥了基层文化阵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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