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鱼的好日子

香蕉鱼的好日子

塞林格聂建军译

旅馆里住着九十七位从纽约来的广告推销员，他们简直把长途线都给占了。507号房间里这位姑娘从中午12点直等到几乎是下午两点半才要通电话。不过这段时间她也找了点儿事情干。她看了一篇登在一个袖珍本妇女杂志上的文章，题为《性不是乐趣就是苦难》；洗了洗梳子和刷子；去掉了米色西服套装裙上的污点；重钉了一下那件从萨克斯（萨克斯，Saks，是美国一家高级商店，出售的商品比较昂贵。——译注）买来的罩衫上的扣子；又用镊子把痣里长出的两根毛拔掉。当接线员终于要响她的房间的电话时，她正坐在窗座下染指甲，左手差不多已经染完了。

她这姑娘是决不会因为电话响就放下手中任何事情的。看她那样子就像自从进了青春期，她的电话铃声就一直没有断过似的。

她任凭电话铃铃作响，仍用小刷子染着小手指，在上面重重地描了一条月牙儿线。然后盖住了指甲油瓶，站起身，前后甩动着那只潮湿的左手，用干着的右手把窗座上塞满烟头的烟灰缸拿到床头放电话的小桌旁。她在一张整洁的、由两张单人床合并排成的床上坐下，然后拿起了话筒，这时，铃声已响了五、六次了。

“喂，”她应道，左手五指张着，伸开去，尽量离她那白丝绸晨衣远点。除了一双平底拖鞋外，她身上穿的只有这件晨衣。她的戒指都放在洗手间了。

“格拉丝太太，您要的纽约长途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谢谢。”姑娘说着，在小桌上腾出了个放烟灰缸的地方。

“穆丽尔吗？”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姑娘把听筒从耳边稍稍斜开了一些。“是的，妈妈。你好吗？”她说。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怎么一直没来电话？你没事儿吧。”

“我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都给你打了电话。这儿的电话一直……”

“你没事儿吧，穆丽尔？”

姑娘又把听筒再斜开一些。“我很好。我觉得热。佛罗里达从没这么……”

“你怎么没来电话？你可让我担……”

“妈，亲爱的，别冲我喊。你的声音我听得再清楚也没有啦，”姑娘说道。“我昨晚给你打了两次，一次正好是过了……”

“我明明跟你爸爸说过，你昨晚可能会来电话。可没用，你非——穆丽尔，你没事儿吧？要跟我说实话。”

“我很好。别老问我这个，我求你。”

“你们什么时候到那儿的？”

“不知道。星期三早上，一大早。”

“谁开的车？”

“他开的，”姑娘回答。“别激动，他开得好极了，真让我惊奇。”

“他开的？穆丽尔，你向我保证过……”

“妈妈，”姑娘打断道，“我刚才告诉你了，他开得好极了，实际上时速从没超过五十。”“他没有跟树耍那些把戏吗？”

“妈，我说过了，他开的好极了。好吧，请听我说，我跟他吩咐了要贴着白线驾驶等等这些话。他明白我的意思，也照办了。他甚至连树都尽量不看一眼——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了，爸爸把车修好了吗？”

“还没呢。他们要四百美元，说是无非是……”

“妈妈，西摩已经和爸说过要由他来出钱嘛，根本不应该……”

“好了，回头再说吧。他行为怎么样……在汽车里，还有所有其他场合？”

“挺好的，”姑娘说。

“他是不是还总叫你那个难听的……”

“没有，他现在改新的了。”

“是什么？”

“哦，有什么大不了呀，妈妈？”

“穆丽尔，我要知道。你爸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1948年的精神流浪小姐’。”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穆丽尔。根本就不可笑。太可怕了。说实在的，是太可悲了。我一想到……”“妈妈，”姑娘打断道，“听我说。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来的那本书吗？知道吧，就是那些德国诗。我把它弄到哪儿去了？我怎么想也……”

“你没丢。”

“真的吗？”姑娘说。

“当然了，也就是说我没丢。现在放在弗莱迪的房间里。你把它忘在那儿了。这书我又放不进去——怎么了？他问你要了吗？”

“没，只不过在路上他问到了那本书。他想知道我看了没有。”

“那是德文书！”

“是呵，亲爱的，那也没关系，”姑娘说着，把腿翘了起来。“他说恰好那些诗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诗人写的。他说我该买本译本什么的。要不就把德语学会，要是你不反对。”

“可怕，可怕。简直是可悲。真是可悲。昨晚你爸说……”

“等会儿，妈妈。”姑娘说。她走到窗座前拿过香烟，点了一支，又回到床边坐下。“妈妈？”她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穆丽尔，你好好听我说。”

“我听着哪。”

“你爸和西维茨基大夫谈过了。”

“哦？”姑娘说。

“他什么都告诉他了。至少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你是了解你爸的。那些树、对着窗户玩的那些把戏、对你奶奶说的有关他对于故世的打算的那些可怕的话，还有他用那些来自百慕大的那些漂亮画片干的那些事——所有这一切。”

“怎么样？”

“嗯，头一条他就说，军队把他从医院放出来就是一大罪孽——我敢起誓，他就是这么说的。他非常肯定地告诉你爸说有可能——用他的话说，是非常大的可能——西摩会完完全全失去自我控制。他真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旅馆里住着个精神病专家，”姑娘说。

“谁？叫什么？”

“不知道。好像叫瑞泽还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很出色。”

“从没听说过这人。”

“不管怎么说，人家说他很出色。”

“穆丽尔，别那么幼稚了。我们太替你担心了。你爸昨晚就要给你打电报叫你回来。实话对你说……”

“妈妈，我这会儿可不回家。你们且放心。”

“穆丽尔，我起誓，西维茨基大夫说过，西摩会完全失去……”

“我刚到这儿，妈。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次休假。让我这就打行李回家，我才不呢，”姑娘说。“再说我现在也走不了。我让太阳晒坏了，动都动不了。”

“晒得很厉害吗？我放在你包里的那瓶布朗兹防晒油，你没用吗？我把它放在……”

“用了，可我还是挨了晒了。”

“真糟糕。哪儿晒坏了？”

“浑身上下，好妈妈，浑身上下全晒坏了。”

“真糟糕。”

“我死不了哇。”

“告诉我，你和精神病专家谈过吗？”

“嗯，算谈过了吧。”

“他说什么？你和他讲话时，西摩在哪儿？”

“他在海洋厅弹钢琴呢。我们到这儿后连着两个晚上他都弹钢琴。”

“好了，那他说什么？”

“哦，也没说什么。是他先跟我讲话的。昨晚玩宾戈（Bingo，一种赌博性质的游戏。——译注）时我坐在他旁边。他问我在另外那间屋里弹钢琴的是不是我丈夫。我说是。他又问西摩是一直有病还是怎么的。我就告诉他……”

“他为什么会问起这个？”

“我哪儿知道，妈妈。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太苍白了吧。反正宾戈散了以后，他和他太太请我一起去喝一杯，我就去了。他太太那幅样子真叫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邦恩维特（Bonwit，美国一家高级商店。——译注）橱窗里看见的那件难看的礼服吗？就是那件你说如果你要穿就得有个极小极小的……”

“那件绿色的吗？”

“她穿的就是那件，就只显得臀部了。她老问我西摩是不是和在麦迪逊大街开那个妇女用品商店的苏珊娜·格拉斯是亲戚。”

“那他到底说什么？那个医生。”

“唔。咳，他其实也没说什么。我是说我们只不过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那里面吵得要命。”“确实吵。可——可你告诉他西摩用奶奶的椅子干嘛来着吗？”

“没有，妈妈。我没跟他谈那么具体，”姑娘说。“我想也许有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一天到晚都呆在酒吧间里。”

“他说没说过他认为西摩有可能会变得——那个——失常什么的？对你干出点什么来？”

“倒也没那么说，”姑娘说。“他得多了解点情况才行。妈妈，他们要知道病人小时候的事情等等。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几乎没法交谈，那个酒吧里吵得要命。”

“嗯，你那件蓝衣服怎么样了？”

“还好，我把里面的垫料拿出了点。”

“今年的服装怎么样？”

“糟透了。可样式很古怪。上面尽是金属片什么的。”姑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