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日长崎贸易
福泽谕吉与中日长崎事件
福泽谕吉与中日长崎事件
董顺擘
【期刊名称】《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14)004
【摘要】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中日两国因朝鲜甲申政变签订《天津条约》后发生的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
作为日本近代化思想先驱的福泽谕吉将事件的责任推给中国，并认为中国所采取的引进西方文明的“中体西用”模式是造成此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及便于处理，他建议政府尽快修建东京到长崎的铁路。
福泽所持对事件处理的强硬立场只不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虚张声势，其言论对日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反华情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支持了日本政府内部对华强硬派的对华政策。
【总页数】6页(P83-88)
【作者】董顺擘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3001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29.313
【相关文献】
1.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展的政治背景微探--以17世纪的广州、长崎和
釜山为中心 [J], 张晓刚;刘钦;万映辰
2.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J],
张晓刚;刘钦
3.明代的澳门与长崎\r——以1608年澳门日本朱印船事件和1610年长崎葡萄牙黑船事件为例 [J], 赖泽冰;汤开建
4.加强中日友好交流促进共同发展——从长崎与中国的友好交流谈起 [J], 王伟光;
5.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J], 张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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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_省略_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_仲光亮
族政权两次入侵给朝鲜人心理上造 成 巨 大的 伤 害： 屈 从于 文 化 程度 远远 落 后 于 自己 的满族， 这对尚 文轻武的朝鲜来说一时无法接受； 忠君 事大 思想 在朝 鲜 社会 中 根 深 蒂固， 放 弃 数 百 年的 “ 事大事 业 ” ， 而 转 侍“ 蛮胡之群” 朝鲜人对此更 是 耿耿 怀。 朝 鲜 蔑 视、 敌 视清朝的态 度 也是 影响 江户幕府对清 观形成的因素之一。 三是江户幕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日关系历史的影响。江户幕府视满族 与 蒙 古 同 种， 满族 崛 。因清朝对日本的态度与“ 起使其想起四百年前曾经入侵日本的“ 元 寇” 当 年 蒙 古 征 服 高丽 并 试图 纳
一、 日本江户幕府的清朝观
清朝建立之初， 就以中国传统的“ 朝 贡” 模式来构 建 以自己 为中 心 的 宗藩 关 系体系。 清 １ ６ ３ ７ 年，
世 界 史 国 别 史 与 文 化 史 研 究 ６１０ ） 。 作者简介： 仲光亮，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山东济南２ ５ ０ １ ０ ０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 的阶段性成果。 Ｉ Ｆ Ｙ Ｔ １ ２ ０ ２ １
二、 江户幕府对清朝 军事 情报的搜集
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与清朝开 展政 治 往来， 却一 直 视其为 潜 在 威胁。 出 于国家 安 全 考 虑， 日本 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积极搜集清朝军事情报。 （ 一） 对清朝舆地情报的搜集。国家舆地信息直接涉及领土安全 问题， 始终 被 纳 入在国家 之 间 军 事情报搜集范围之内， 江户幕府主要通过审讯日本归国漂流民和问询 赴 日华商 两 条渠道 获 取 清朝 舆 地情报。 江户幕府禁止国民渡航海外， 漂 流 民 的行动 亦 被 视为 违 反 幕府禁令。 漂 流 民 归 国 后， 幕府 皆 会 进行详细审讯。 上文所提之日本越前国人漂 流 至 中国 东 北 珲 春， 幸存 者 在 当 地 官 吏 保 护下 １ ６ ４ ４年， 来到 盛 京 ， 后与清朝迁都队伍 一 起 进 入 北 京， 辗 转 朝 鲜 返 回 日本。 返 日 后， 国 田兵右卫 门、 １ ６ ４ ６ 年， 宇野与三郎作为漂流民代表被带至 江户， 接 受 幕府 老 中中 根 平 十 郎 的 讯 问。 讯 问 记 录 《 鞑靼漂 流 记》 中载有大量珲春至盛京、 盛京至海、 盛京至北京、 北京至朝鲜都 城 间 的 交 通 信息。 例 如， 其中对 珲 “ 春至盛京的交通状况记曰： 自日本人被杀害地方至鞑靼都城， 三 十 五 日 路 程， 全 无 耕 田。 一 如 日本， ， “ 沿途皆为山路， 间 有 高 山” 高山 之 外 是 长满 苇 子 的 山 野， 山 间 亦 有 开 阔 地。 自 出 发 地 五 日 路 程 间， ， “ 确无道路， 尽须穿越茅草甸子。沿途 无 旅 店， 故 多 露宿 山上” 距 都 城 三 日 路 程 的 前 方 起， 路旁 方有 ； “ ， “ ， 百姓 家” 关于盛京至北京的交通写道， 道路颇为平坦， 山亦有之” 路宽 七八 间 至十 间， 修筑 颇 好” “ 三十五六日路程， 其中， 沿海路程约有一日。其间有小的河川， 但 皆 不 需 渡船。 北 京 前 方 曰 通 州， 此
唐人在长崎
唐人在长崎——唐人城里玩味中国趣味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明末的中日贸易情况。
1567年嘉靖大倭患告一段落，明政府发布展海令，允许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商，但唯独禁止中日双方的直接通商。
于是，中日间的商贸只能在第三地点进行，这些第三地点是琉球（冲绳）、吕宋（菲律宾）、安南（越南）、暹罗（泰国）。
于是，由这种方式进行的贸易品在到达日本国时，它往往是夹杂着东南亚各国的商品与参与其贸易的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商品的混合物品。
其间，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为把对外贸易利润控制在自己手里，向日本商船及外国商船发放一种盖有红色印章的许可证，由此，人们把这一种贸易称为朱印贸易。
一方面，中国商人们没能很好地执行明政府不许与日本直接贸易的规定，特别是在明末朝政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商人们纷纷绕道将货船开到日本，或直接开到日本。
据明确史料记载，1614年有60多艘中国商船到达了日本的长崎。
这种明政府发令对日本施行海禁，但中国海商不遵守，日本当局想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以控制中日贸易的大权，又得不到中方的回应，只得单方面地通过与中国海商的协作来控制中日贸易的状况是明末时期中日贸易的主流。
（其后，即17世纪中叶，中日双方政府都开始施行锁国政策。
日方的锁国情况是这样的。
自16世纪以来，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在日本的活动展开，大批的天主教传教士登陆日本。
他们讲圣经，建教堂，使得九州的一些大名及江户幕府的某些政要都接受了洗礼，成为了天主教徒。
这使西方的宗教与幕府的礼教时时发生冲突，对幕府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1637年，位于九州北部的岛原地区发生了基督教徒领导的农民起义，与幕府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个事件使得江户幕府决意禁止天主教，施行全面锁国，至1641年幕府已不允许在国内的日本人出国，不允许在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禁止西教的传播。
但江户幕府为保留必要的贸易活动，特许九州的长崎为唯一开放港口，允许中国与荷兰船驶入进行贸易。
中方的锁国情况是这样的。
清前期中日贸易研究
清前期中日贸易研究清前期，即清朝前期的历史阶段，中日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双方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本文将围绕清前期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和影响，以及贸易往来、贸易品种和贸易政策等方面展开论述。
清前期，中国处于康乾盛世，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而日本则经历了德川幕府的统治，社会稳定，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中日贸易额逐渐增加，贸易路线也得到了拓展。
据史料记载，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活动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港口则主要集中在长崎、宁波、广州等地。
中日贸易往来方面，清前期中日贸易的双方贸易活动主要表现为互通有无。
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等，而日本则向中国出口黄金、白银、铜、漆器、海产品等。
此外，中日贸易的品种还包括药材、香料、珠宝等。
在这一时期，中日贸易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清朝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而日本则实行了锁国政策，禁止本国船只出海贸易。
因此，中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政策的影响。
中日贸易的影响方面，清前期中日贸易对双方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日贸易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
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在日本市场上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而日本出口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其次，中日贸易对双方文化也产生了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日贸易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日本的茶道文化也随着贸易传到了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此外，中日贸易还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随着贸易的进行，中日两国之间的社会交往也逐渐增多，对双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分析中日贸易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方面，可以看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日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
未来，中日贸易将呈现出以下趋势：一是贸易总量将持续增长；二是贸易结构将不断优化，从传统的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领域拓展；三是贸易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包括跨境电商、直销等方式将逐渐普及；四是中日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以促进贸易的健康发展。
【精品】清初中日长崎贸易
清初中日长崎贸易（作者:___________单位: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内容提要]清初的中曰贸易实际是中国商船到长崎的贸易。
日本政府为防止国内白银和铜的大量外流，多次采取各种限制措施。
中国商人在长崎除了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外，还要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和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
至乾隆初年，云南铜矿产量大增，取代了日本铜的使用，中日长崎贸易遂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清初；中日；长崎；贸易清政府入主中原后，在海外贸易方面一反明朝对日本实行海禁的政策，鼓励商民到日本从事贸易。
此时正值日本实行锁国，仅准许中国船和荷兰船进入长崎贸易。
故清初的长崎实际已成为“位于中国东海及南海沿岸贸易圈中最北端的港口”，“是锁国体制下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
”⑴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翌年即宣布开海贸易。
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商船涌向海外，其中以到日本的贸易船为最多，据统计，1683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是24艘，1684年为20艘，到1685年却激增至85艘。
此后逐年增加，1686年102艘，1687年115艘，1688年193艘，这年为清初中日贸易期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最多的一年，随船到达长崎的中国人多达9128人。
⑵这些商船大多数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和广东各省，另部分来自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船只。
如从1685年一份由在长崎的42名中国船长签署的申请书中看出，来自中国南方港口的船30艘，来自中国中部的船仅5艘。
⑶另在1651—1700年，有130艘由华人经管的船从暹罗各地到长崎，这些来自阿瑜陀耶的王室船只和那些来自下暹罗各港口，如六坤、宋卡、北大年的船只，实际上原先都是来自中国的华人船只。
⑷这些船只从暹罗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鹿皮，其他还有苏木、牛皮、象牙、犀角、槟榔、锡、铅和檀木等，他们也把在广州、澳门获得的生丝转运到日本。
⑸还有一些商船是从福建的福州、厦门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贸易，返航时习惯于带着白银到长崎贸易，然后从长崎购买日本铜载运回国。
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前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举国废墟，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兴，更是在短短的数十年中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其发展速度堪称奇迹。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中国自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两国谁也无法否认对方的客观存在和与己方利益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经济互补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
由于种种原因，中日经贸关系出现过许多问题，经过两国的不懈努力，求同存异，中日经贸合作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走来，两国经贸摩擦的阴影也逐渐消散。
但这并不代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在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中仍然要面对许多分歧和问题。
这无疑是我国对外经贸发展中的一大障碍。
因此，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正确而清醒地认识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尤其是平稳健康地渡过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分析（一）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自二战结束至今的六十余年里，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有了很大发展。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经历了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半民间交往再到官方交往的变化，特别是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三十多年，在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的经济关系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贸交往领域逐步扩大到了商品贸易、技术贸易、企业投资、资金合作等广泛的领域。
回顾这六十年来中日经贸交往的过程，从经贸关系的性质来看，以1972年中日复交为分界线，可分为民间交往时期和“政府主导、官民并举”时期。
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情况
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情况在跨入近代社会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几乎处于相同的困难境地。
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物美价廉的商品铺天盖地而来，社会旧有的经济秩序与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面临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附庸的危险。
当清朝政府开始兴办洋务，对现有经济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时候，在日本，倒幕废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进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开始了闻名于世的“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两国从此走上了不一致的进展道路。
日本逐步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并最终进展成为军国主义，而中国则慢慢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一致的进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要紧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与清晰的反映。
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能够使我们熟悉其贸易本身的进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一致进展道路的认识与懂得。
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往常，基本处于进展停滞状态。
要紧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
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
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
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
“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
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
”（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
）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
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
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
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
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_以生丝_丝绸贸易为中心
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16至19世纪前期的中国对日丝、绸贸易，前后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究其原因，实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的减少。
输日华丝的由盛转衰，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
到19、20世纪之交，中日丝绸生产的格局变化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关键词：明清；中日贸易；生丝；丝绸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1－0005－10 Changes of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from the16th to the early19th centuries———a study based on the trade of raw silk and silkFAN Jin－min（Histor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Abstract：From the16th century to the early19th century，the Chinese export of raw silk and silk to Japan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from booming to slump．The reasons should be found not only in China，the exporter，but also in Japan，the im-porter．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was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textile industry in Japan，which lowered the demand of Chinese raw silk and silk．The vicissitude of the Sino－Japanese silk trade actually reflected the changed balance of silk textile indus-tries，especially the production capaci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w silk production in Japan re-lieved its dependence on Chinese silk．At the turn of the20th century，the changed situation of silk textile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howed even more clearly．Key words：Ming－Qing period；Sino－Japanese trade；raw silk；silk自明后期至清前期大约300年间，中日两国之间无论通过合法还是走私的形式，商品贸易始终兴盛，只是贸易的大宗商品及其比重，前后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长崎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长崎事件的真相是什么长崎事件是1886年在北洋水师造访日本长崎期间违法乱纪所引发的一起暴动事件，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长崎事件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
长崎事件的真相1886年7月，在李鸿章的命令下，丁汝昌率领军舰岛长崎进行维修。
之所以前往长崎，一个原因是因为只有长崎才能修理军舰，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李鸿章想在日本人的面前炫耀清廷的军事实力，其中大有震慑之意。
关于长崎事件有人认为完全是清廷过错，但有人却不是这么认为，那么到底长崎事件真相是怎样的?8月13日，北洋舰队休息一天，水兵们便上岸去购物，其中有几个水兵到妓院酗酒斗殴，捅下了大篓子。
日本警察前来处理事端，水兵人多势众，将前来平息事端的警察打成了重伤。
在当日的事件中，一名水兵轻伤，一名日本警察重伤。
事情发生后，丁汝昌下令不许再生事端，因此14号大家都平安无事，事态似乎有所平息。
15日下午，李鸿章下令可以上岸进行购物，当时上岸的有四五百人。
傍晚时分，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堵住，持刀追杀水兵，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加入了混战。
由于之前没有防备，水兵这次吃了大亏，当场死亡5名，有40多人受伤。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报复行动。
长崎事件看似是清廷的水兵先动的手，其实真相却不是这样，日本看到清廷军队发展如此强大，心中充满仇恨、愤懑的心理，于是就有预谋地采取报复行为。
虽然在最后的赔款上看似中国赢了这场谈判，其实对于这次重大事件，只采取赔款措施而没有惩凶，而且也没有追究背后的阴谋，显然是日本占了更多的便宜。
长崎事件的影响长崎事件是中日关系上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日本称长崎事件为清国水兵暴动事件。
关于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中国人都不太清楚，而连日本人对于这事件也不太知晓。
但是这一事件，却像是清日关系上的一根导火线，对清日双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长崎事件的历史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个方面是对日本的影响，长崎事件虽然说是以和平进行了结，但是日本对此耿耿于怀，在日本当局的教唆下，民间的泛华、仇华思想逐渐被煽动起来。
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doc23
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doc23在跨入近代社会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几乎处于相同的困难境地。
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物美价廉的商品铺天盖地而来，社会旧有的经济秩序和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面临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附庸的危险。
当清朝政府开始兴办洋务，对现有经济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时候，在日本，倒幕废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进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开始了闻名于世的“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两国从此走上了不同的进展道路。
日本逐步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并最终进展成为军国主义，而中国则慢慢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潭。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进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专门是作为要紧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
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能够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进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进展道路的认识与明白得。
本文论述内容的时刻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往常，差不多处于进展停滞状态。
要紧缘故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
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
清朝政府鼓舞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
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
“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
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
”（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
）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
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刻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
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
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钞票6,000贯，降到2,740贯。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１ ７ 、ｌ ８世 纪之 交 的东 亚世 界 ，“ 锁 国” 构 成 了历 史 发展 的基 本 脉 络 。处 于 “ 明清 鼎 革 ” 政
治变局下的中国并没有 因为政权交替而使国家政策有革命性 的变更 ， “ 闭关锁 国”一以贯之于 明、清两朝 。同时期的 日 本 ，德川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 ，亦颁布 “ 锁 国令” ，实行 “ 闭关锁国”
１ ４ ０
社会 科学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２期
张晓刚
刘
钦 ：锁国时期中 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
析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状况有极大地借鉴价值 。国内学界对广州 “ 行会贸易”等相关研究 成果累累，日 本学界也对长崎 “ 出岛贸易”作了详实考察。不足之处是对输出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不
多且没有 充分展开 ，对广州 与长崎 的 比较研究更 是凤 毛麟角 。鉴于此 ，笔者 拟对两 港 口对外 贸易输
出品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比较分析 ，以期对该课题的深入开展作有益探讨。
一
、
广州港 口对外 贸易输 出 品结构
广州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港 Ｅ ｌ 城市 ，自早期秦汉 时的 “ 岭南贸易” 至中古唐宋 期的 “ 南洋贸易” ，基本上是以广州地区为主要历史舞 台的。至 明末清初 ，广州虽历经重大政治 波动 ，然仍能保持较强连续性的对外交流 ，且伴随着世界范 围内的新航路开辟 ，其贸易对象不断 扩大 、贸易量及额度不断增加 、贸易商品种类亦不断丰富。总体上看 ，此一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 大宗输出品为生丝及丝织 品、瓷器 、茶 叶 ，主要输 出品为棉布及糖 ，一般输出品包 括药材 、皮
东南亚地区亦是生丝出口的主要地区生丝流通主要在朝贡贸易式下进行每年约有至婆罗洲船13艘马来各口岸艘马尼拉等地13艘苏门答腊10安南20艘暹罗89这些船只带去大量生丝及丝织品甚至改变了当地人们的衣着装饰如马来西亚人衣服装饰亦受中国之影响摩罗妇女所服之有袖短衫与宽大衣裤玻璃珠各式礼帽雨衣履底等皆由中国传入
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福清人东渡日本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叶就有福清人前往日本贸易。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福清冯淑等340人泛海通番”，(明：董应举《崇相集》第二册《谩言》)在海上遇风，被朝鲜李岖王朝连人带货一并解往辽东。
“咨称闽人向无汛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
(明：茅瑞徵《皇明皇胥》卷一《朝鲜篇》)。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海商因遇台风漂流到朝鲜的就有1000多人(清道光《福建通志》、《通纪九明二》)，其中也不乏福清人。
因倭寇(中国人对14至16世纪经常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的简称。
)侵扰而流落海外的福清人也不少。
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清，不但抢夺财产，还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
福清人俞体仪和俞添祖的儿子均是被倭寇掳掠出去的。
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倭寇仍在福清新厝一带掳掠人口。
被掳掠到外洋为奴，或是逃往海外谋生的福清人也成为华侨。
从明朝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福建沿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商人要求扩大市场，加强海外贸易，积极贩货到海外。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日本)语者也，为之通事”(王在晋：《越镌》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由长乐起航，前往日本贸易。
此后因经商而滞留、移居日本的福清人渐多。
当时日本政府曾划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
福清海商船主林太卿(字楚玉)，1609年东渡到鹿儿岛，在当地娶妻生子，1619年全家移居长崎。
另一福清人何高材(字毓楚)，也是海商船主，1628年移居长崎，1671年逝世，葬于长崎。
随兄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魏之琰，从事安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
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年)，魏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
由于日本也是崇奉佛教的国家，当时也有不少福清人是因弘扬佛法而移居日本的。
中日关系史
古代中日关系史古代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长期的友好经济文化交流。
汉朝西汉时，日本有三十多个小国与汉朝有来往。
东汉初，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赐给“汉倭奴国王”金印。
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这时也传入日本。
20世纪初，日本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铜镜。
唐朝1、“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原名晁衡）。
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
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
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做诗相酬赠。
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空海与鉴真和尚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
他于804年（贞观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
3、政治和教育在政治方面，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参考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至；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4、语言文学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
5、日本生活习惯在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
茶叶；唐服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由唐朝传入日本6、文学艺术文学方面，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受到喜爱。
而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橘逸势等人对中国的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
长崎唐馆图
长崎唐馆图作者：王振忠来源：《读书》2014年第04期在现存的长崎唐馆图中，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崎阳唐馆交易图》，尤其值得重视。
所谓崎阳，亦即长崎之别称。
清代杭州儒商沈燮庵，曾作有《舟抵崎阳即景一首》，诗曰：岛合重重叠叠山，天教设险锁雄关。
万家烟火朝霞里，千舶帆樯暮霭间。
陇亩铺青舒野色，松篁滴翠破孱颜。
此中绝似吾乡景，畅好乘风一往还。
在长崎期间，沈燮庵曾受德川吉宗之命，负责校订《唐律疏议》。
根据大庭修教授的看法，江户时代来日的中国人中，沈燮庵之学术造诣最为精深。
该诗状摹了长崎的风光景色，夸赞可以与家乡杭州相媲美。
京都大学所藏的这册《崎阳唐馆交易图》计有八幅，图画与文字相间，以唐船与长崎贸易为中心，描绘了从唐船抵埠到交易完成的各个环节，以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民间信仰等诸多方面，设色淡雅，摩画细腻，是了解十八世纪东亚历史景况的绝佳史料。
书中的第一图为“起货”，是指唐船抵达长崎后，日方官员率唐通事、搬运人夫等上船，照货册查点货物，并以小船搬运上岸，堆放于库楼。
第二图“南京寺”，系“三江帮”商人在长崎资助、建立的寺庙。
所谓三江帮，系指江苏、浙江和江西的商人。
当时，从事长崎贸易的唐船皆供奉天妃（妈祖）神像。
起货之后，船商要鸣钲击鼓，将神像抬送到南京寺内祭祀。
第三图“王取货”，这是指将唐船携来的货物送至地方衙门，由日方派专人审查，选择其中成色最好的呈献给幕府当局，然后才标价出售其他的商品。
第四图“丢票”、第五图“出货”和第六图“开漆器店”，则分别描摹了货物标售给日本商人之后，接着的连续几天，日本人在唐馆内设铺，兜售洋漆、铜器以及其他的日用商品，听凭客商购买并采运回国。
此外，第七图和第八图分别是“唱戏”和“看会”，这是对有关日本神会的刻画。
届时，中国商人也可以前往观看。
关于“唱戏”，画幅的说明这样写道：日本神会，在王府后空地，迎面盖供佛松棚一座，三面俱盖席棚。
是日备酒饭，请众商于平明时至棚内坐落。
戏从街巷来，每出，先抬大木床一张，安放地中，即为坛场，然后挨班上场，或舞扇，或舞花，或舞草帽、花篮等物，齐声唱舞。
雍正时期的中日长崎贸易
年）， ： 》东京 创文社，９ ７ ， ２ ６ － ５ ￣。 １８ 年 第 ５－２ ７ －
可见 ， 唐船从 日本 运 回的商 品主要 是铜 和银 。当
铜 不够 供应 贸 易需 要 的时候 ， 日本 便 以 “ 物 ” 依 是 依 （ 稻草包． 用稻草 包包装的物 品称依 物 。在 江 户 时代 的
但 由于 日本铜 产量减 少 。 政府 的办铜船 常常 完不成 清
行 ．在 赴 日贸 易 商 人 中 出现 了 夹 带 违 禁 人 货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现
象 ． 而 引 起 中国官 方 的高 度 警 惕 以 及 相 关 的 中 １ 从 ３
采 办指 标 ， 因而清政 府把每 年 的额 定办铜 指标 降为二 百 七 十余 万斤 ＿ 除铜之外 ， １ １ 。 唐船 从 日本 输 出的另一大 宗 商 品便 是银 。
中 图分 类 号 ：７ ２９ ９ Ｆ ５ ．４ 文 献 标 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６ ３ ９ ９ ２ １ ） １ １ ２ ３ １ ７ －１ ９ （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作 者 简 介 ： 淑 华 （９ ７ ， ， 江 人 ， 士 ， 徐 １ ７ 一） 女 浙 硕 中国 计量 学 院 （ 江 杭 州 ３ ０ １ ） 文社 科 学 院 讲 师 ， 究 方 向 为 中 外 关 浙 １ ０８ ． ＆ 研
交 涉 。但 另 一 方 面 ， 日长 崎 贸 易 由于 其 开展 的特 中
表 １ ７４ １２ １ ２ — ７ ５年 部 分 赴 日唐 船 运 输 的铜 、 统 计 银
资料 来 源 ：水 积 洋 子 编 ： 唐 船 输 入 品 数 量 一 览 （６ ７ １ ３ 《 １３ ８３
物 ” 依物 ” 。“ 以外 的各 色物 品中 ， 以黄 铜器皿 、 金器 镀 皿、 描金器皿 、 伊万 里 陶瓷等 的输 出为多 。但 是 “ 客商 止 于铜 斤得 获 利息 ， 其余 之 货具 系 抬算 高价 ， 原无 所
明末清初僧人东皋心越东渡赴日的舟山行程
2019年9月第15卷 第3期Sept. 2019Vol.15 No.3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明末清初僧人东皋心越东渡赴日的舟山行程朱燕青 孙峰 胡海瑛（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舟山 316021）摘 要：明末清初的浙江金华浦江籍僧人东皋心越，是一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
文章通过解读东皋心越的相关诗篇，对其东渡赴日的舟山行程进行梳理考证，并分析清初海禁时期的普陀山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海路艰辛。
关键词：明末清初；东皋心越；舟山；普陀山；衢山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志码：AJourney in Zhoushan When Monk Donggao Xinyue to Japa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Zhu Yanqing Sun Feng Hu Haiying(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316021, China)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Donggao Xinyue, a monk from Pujiang, Jinhua, Zhejiang province, was a person wh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ed poems of Donggao Xinyue, 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journey of Donggao Xinyue in Zhoushan, and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Mount Putuo during the period of ban on foreign trad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ich reflects the hardships of the sea route of the Sino-Japanese folk trade at that time.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onggao Xinyue; Zhoushan; Mount Putuo; Qushan 基金项目：2019年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海上诗路起航地’舟山诗篇整理”。
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基本内容
1、强调民族平等。清朝统治者认为，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应 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基本内容
2、主张民族团结。清朝统治者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国家的 统一和稳定。
3、倡导务实开放。清朝统治者注重实际情况，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相 应的民族政策，同时积极开放与外界交流，吸收外来文化和科技。
基本内容
中日贸易的影响方面，清前期中日贸易对双方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日贸易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中国出口的丝绸、 茶叶等商品在日本市场上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而日本出口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次，中日贸易对双方文化也产生了影响。
基本内容
关键词：清前期、督抚、制度、 研究
清前期督抚制度的研究现状和历 史背景
清前期督抚制度的研究现状和历史背景
清前期督抚制度是在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行政管理和维护中央集权而实 行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总督和巡抚是地方行政的最高长官，他 们分别负责军事和民政事务，同时也对地方官吏的任免和考核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清朝建立以来，督抚制度一直受到学界的和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清前 期督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形成、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等方面。
探讨清前期督抚制度的意义和作用
对于现代的启示，清前期督抚制度让我们认识到了制度创新在国家治理中的 重要性。同时，督抚制度的成功实行也提示我们，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必须 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实现真正的统筹兼顾。
结论
结论
清前期督抚制度是清朝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行政管理而实行的一种 地方行政制度。该制度的实行对于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通过对清前期督抚制度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一制度的形成原因、 特点和作用，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江户初期幕府对长崎唐人住宿制度的调整
江户初期幕府对长崎唐人住宿制度的调整作者：吕品瞐来源：《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04期[内容摘要]江户初期长崎贸易勃兴，唐船商人于此中贡献突出，与住宅唐人共同构成当时长崎的唐人主体。
最初唐船商人自由散居于市中，但随着与商品市场广泛接触，问题不断滋生。
幕府为了强化管理，不断对唐人的住宿形式进行调整，自由散居逐渐发展为有条件的“差宿制”，进而到有限制的“宿町制”。
最终在锁国政策的推进下于元禄二年（1689）开设唐馆，令到港唐商聚居于长崎一隅。
江户初期长崎唐人的住宿制度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变化，即由“私”到“公”性质的渐变，以及由“散”到“聚”形式的转变。
住宿制度是江户幕府的唐人管理中的重要事项之一，江户幕府从保证利益和维护统制出发，适时地调整唐人在长崎的住宿形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当时对外政策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唐船商人;住宿制度;差宿;宿町;唐馆[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21）04-0013-0617世纪活跃于中日海上的唐船商人是当时东亚世界里的特殊群体，他们既背负着贸易获利的经济使命，又在频繁的往来互动中推动中日多维关系的走向。
受航海条件和贸易形式的影响，唐船商人抵达长崎后往往停留数月，与先期定居于此的住宅唐人“里应外合”活跃于对外贸易港长崎。
从初期多形式的散居到最终聚于一隅，幕府对于唐船商人的住宿制度几经变化，起初准许自由行动且居于市中熟人家宅，后来逐步给予限制，直到开设唐馆，规定抵达长崎的唐船商人只能在馆内居住和贸易。
唐人住宿问题既是唐人在日活动中的关键一环，也是江户时代幕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唐船贸易政策的一个侧面。
住宅唐人居所相对固定，而唐船商人的住宿形式则变动不居，因此本文在进行唐人住宿制度变化的考察时主要以唐船商人为对象。
以往学界对唐船商人群体及其贸易活动多有关注，①揭示了该群体处于幕府管理体制下的处境，虽涉及唐船商人的住宿形式，但鲜有关于其渐变过程的专门研究。
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
宁波简介 六、城市特色 东方大港：港口是宁波最大 的优势，宁波港有1200余年历史， 其中北仑港是我国四大深水枢纽 港之一，可通航30万吨级巨轮， 居国内港口之首。集装箱远洋干 线100余条，与世界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通航2008 年世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排名中， 宁波港以年吞吐1084.6万标准箱 的优异成绩跻身世界第八强。
宁波简介 七、与日本贸易现状 2008年宁波对日本的 年宁波对日本的 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５８亿 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５８亿 ５８ 美元，累计吸收日本投资９ 美元，累计吸收日本投资９ 亿多美元。接待日本游客１ 亿多美元。接待日本游客１ ０万多人次，日本在甬投资 万多人次， 企业有８００多家。 企业有８００多家。 ８００多家 2009年头两个月宁波口 年头两个月宁波口 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132.6 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 亿美元,美国、 亿美元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 美国 宁波口岸前三大贸易伙伴。 宁波口岸前三大贸易伙伴。
宁波
宁波简介 四、社会情况 宁波占有土地总面积936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033 平方公里，下辖海曙区、江东 区、江北区等6个区，余姚市、 慈溪、奉化等5个县市。 2008年，宁波市总人口 568万，其中市区总人口220 万。
宁波简介 五、经济情况 2009年上半年，宁波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20亿 元，同比增长4.6%。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2.7 亿元，同比增长2.8%，第二产 业实现增加值898亿元，下降 1.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849.0亿元，增长12.6%。 半年实现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457.4亿元，同比增长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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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
隋唐五代 确立了明州（宁波）对日交往重要港口地位 ① 隋唐时期日本的遣使活动 ② 日本遣唐使与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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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中日长崎贸易（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内容提要]清初的中曰贸易实际是中国商船到长崎的贸易。
日本政府为防止国内白银和铜的大量外流，多次采取各种限制措施。
中国商人在长崎除了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外，还要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和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
至乾隆初年，云南铜矿产量大增，取代了日本铜的使用，中日长崎贸易遂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清初；中日；长崎；贸易清政府入主中原后，在海外贸易方面一反明朝对日本实行海禁的政策，鼓励商民到日本从事贸易。
此时正值日本实行锁国，仅准许中国船和荷兰船进入长崎贸易。
故清初的长崎实际已成为“位于中国东海及南海沿岸贸易圈中最北端的港口”，“是锁国体制下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
”⑴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翌年即宣布开海贸易。
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商船涌向海外，其中以到日本的贸易船为最多，据统计，1683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是24艘，1684年为20艘，到1685年却激增至85艘。
此后逐年增加，1686年102艘，1687年115艘，1688年193艘，这年为清初中日贸易期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最多的一年，随船到达长崎的中国人多达9128人。
⑵这些商船大多数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和广东各省，另部分来自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船只。
如从1685年一份由在长崎的42名中国船长签署的申请书中看出，来自中国南方港口的船30艘，来自中国中部的船仅5艘。
⑶另在1651—1700年，有130艘由华人经管的船从暹罗各地到长崎，这些来自阿瑜陀耶的王室船只和那些来自下暹罗各港口，如六坤、宋卡、北大年的船只，实际上原先都是来自中国的华人船只。
⑷这些船只从暹罗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鹿皮，其他还有苏木、牛皮、象牙、犀角、槟榔、锡、铅和檀木等，他们也把在广州、澳门获得的生丝转运到日本。
⑸还有一些商船是从福建的福州、厦门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贸易，返航时习惯于带着白银到长崎贸易，然后从长崎购买日本铜载运回国。
⑹当时日本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但也不是绝对的，如对朝鲜的传统贸易仍在继续，日本人也到琉球购买中国货物。
此外，中国货物还经由许可入境的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载运到长崎，只不过因数量有限，供不应求，故造成价格骤增。
下面是18世纪初一些商品在广州和长崎的差价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8世纪初大部分中国商品在广州和在长崎的差价大概在2—3倍之间，也就是说，当时对日贸易的利润是相当可观。
而日本国内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较不发达，无多少货物可以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换，只好以白银来支付差额，如1711年进口到长崎的货物价值约170000磅白银，从日本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20000磅，必须支付的差额达50000磅。
再如1715年支付给中国商人的白银25000磅，给荷兰的12500磅，后来因白银数量减少，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增加出口干鱼的数量，除此之外，幕府再也找不出其他货物可替代白银。
⑺于是，为了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日本政府决定对中国商船数及贸易额进行限制。
1685年，限制中国商船的年交易额为6000贯(1贯约合中国旧制银100两)，额满之后，其他商船一概不许交易，令其退回。
1688年，限制每年人港的中国商船数为70艘，具体开航时间及发船地点规定如下：春船20艘(南京5艘、宁波7艘、普陀山2艘、福州6艘)；夏船30艘(南京3艘、宁波4艘、泉州4艘、漳州3艘、交留吧2艘、柬埔寨1艘、厦门5艘、普陀山1艘、大泥1艘、福州4艘、广东2艘)；秋船20艘(南京2艘、交趾3艘、暹罗2艘、高州2艘、福州3艘、宁波1艘、广东4艘、东京1艘、潮州2艘)。
⑻与此同时，还限制中国商人的行动，把到长崎贸易的商人及船员集中在一处，周围砌以高墙，称为“土库”，拨重兵看守，不许私自出入。
当货物运到时，全部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皆其提供，返航时逐一清算扣除，交还所换铜斤、货物，押往开行。
⑼然而，这些限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大量无法交易、被勒令退回的中国商船仍徘徊在长崎一带，从事秘密的走私贸易，因此日本的金银铜照样大量流出。
据1709年长崎奉行报告，自1648—1708年的60年间，流出金约2397600余两、银37422000两；自1662—1708年的46年间，流出铜约114498700余斤。
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贸易，制止金银铜的大量外流，日本政府于1715年采纳了新井白石的建议，发布了新商法。
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每年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限定为30艘，即南京、福州、宁波计21艘，厦门2艘，台湾2艘，广东2艘，交趾、暹罗、交留吧各1艘；(二)贸易额限定为6000贯，每艘船约191贯，可略有出入；(三)每年铜输出量不超过300万斤，如铜量不足，以其他商品替代；(四)限额内的中国商船，每年发给信牌，有信牌者准许贸易，否则不许。
这就是著名的“正德新令”。
⑾当年中国商船获得信牌的有江浙商人胡云客等42船，他们归国后则引发了所谓的“信牌事件”。
浙江巡抚徐元梦认为他们“以中国商船受长崎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定生弊端。
”胡云客等人的信牌不仅尽为浙江海关监督没收，而且九卿还议将他们定罪。
但是当徐元梦的奏摺送到朝廷时，康熙皇帝则旨谕：“此牌票只是彼此贸易之一认记耳，并非行与我国地方官之文书”，“我国海关官员给与洋船牌票，亦只为查验之故，并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
”康熙认为，巡抚及朝廷各部未悉内情，小题大做，势必影响商人贸易，于是下令：“将原票给回商人，照常贸易。
”⑿“信牌事件”虽然平息了，但中国商船却延误了第二年往日本贸易的机会，到1717年始再陆续进入长崎港。
这年日方因去年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甚少，故特许把船数增加至43艘，信牌加10面，交易额定为8000贯，而到1720年又重新恢复每年30艘的规定。
此后，中日长崎贸易则呈现逐渐衰落的趋势，无论是特许船数或交易额都一直在减少，如1736年特许船数25艘、交易额4000贯；1749年船数15艘，交易额4400贯。
⒀二中国商人在长崎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荷兰，因荷兰是当时唯一获准继续留在日本贸易的欧洲国家。
有关荷兰能取得这种特权的原因，一位日本学者认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采取了如下三种措施：1、除掉欧洲的竞争对手；2、迎合日本政府的爱好；3、满足日本民众的需要和口味，控制日本市场。
此外，荷兰商馆的头目每年都到京都(后来称为东京)拜访，带去大量的礼物，后来几年都有名医随行，这些名医为日本官员提供医疗服务和指导。
⒁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日本幕府的要求，把荷兰商馆从平户搬到长崎河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每年必须付给日本人5500两白银(相当于19530荷盾)作为出岛的租金。
即便如此，荷兰船进港时还要受到严格的检查，船上的小炮、火药和其他弹药都被搬下船，存放到幕府的仓库里；船帆被绑扎起来，船舵被搬走，直至船要出航那天才归还。
检查官对待荷兰船员和官员都非常粗暴无礼，甚至经常用棍棒打他们，还规定未经检查官特许，船上的任何人都不能上岸。
实际上，荷兰人在出岛的地位就如同囚犯，但他们无论如何都忍受着，因为其他欧洲人都被赶走后，他们就可做自己想做的事。
⒂荷兰从日本主要出口小金元(Koban)、银、铜、樟脑、谷物、漆器和瓷器。
小金元、银和铜的出口时而受限制，时而被禁止。
按幕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铜出口限制在40万斤，最多不超过400万斤，在1670年后每年大约保持在200万斤左右。
这些铜被载运到东京、暹罗、巴达维亚、孟加拉、锡兰、科罗曼德尔、苏拉特、波斯和东南亚其他地方，有相当大量被荷兰船从巴达维亚再转运到欧洲。
瓷器是另一种重要的日本出口商品，荷兰从中得以赢利。
荷兰早在台湾设立基地时就已购买了中国瓷器，并将之运到亚洲各地和欧洲，而台湾基地丧失后，他们则改变策略，开始进口日本生产的瓷器。
荷兰船上的船员私人购买日本瓷器带回国，售卖之后可赢利100％，后来这种做法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禁止。
波斯每年经荷兰进口日本生产的茶杯多达12000件。
小金元的出口也逐年增加，它们大多被运到印度各地，如1675年有16800块小金元被运到孟加拉、21000块被运到科罗曼德尔；1681年有6438块被运到科罗曼德尔、另有同样数量被运到锡兰。
据记载，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把需要数量的小金元分配给辖区内的商馆，同时以这种日本金元发放其官员的工资。
因此，总督在1688年总共发了9009块日本金元、1689年发了11083块作为工资。
这些金元经由荷兰回国船只载运到荷兰的数量却不多，如1693年49位荷兰官员寄了总共6350块小金元回国，其中有一位名叫JuliaenBeck单独寄了4000多块回家。
在这些有利情况下，荷兰的对日贸易很兴旺，每年纯利润达40—50万荷盾，有时高达100万荷盾。
这些纯利润比荷兰在亚洲任何其他商馆的赢利都高，在台湾和在波斯的商馆赢利分列第二和第三位，仅相当于日本商馆的一半。
⒃中国商人在与荷兰的竞争中总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中国商人可直接把日本人喜爱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到长崎，以交换日本铜，而荷兰船则不能直接到中国购买在日本市场上畅销的生丝，因此在贩铜的竞争中就处于劣势。
168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委员会曾给巴达维亚方面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他们设法取得对日本铜的实际垄断，以谋略挫败中国人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竞争。
起初，东印度公司并不想直接打击中国人的竞争，仅是在1657年由巴达维亚总督命令长崎商馆大量收购日本铜，因为前一年有中国商船把17000—18000担日本铜运到巴达维亚，使他们深感烦恼，这些铜以每担20—21里亚尔卖给私商，有些还被公司自己的船只转运到科罗曼德尔沿岸、苏拉特和波斯。
荷兰虽然垄断了欧洲国家的对日贸易，但是他们在亚洲的铜贸易也象在欧洲一样，都遇到了竞争。
中国商人对日贸易首先有生丝为基础，于是把大量的日本铜运进了公司以外的市场，导致英国、葡萄牙和其他国家都有可能在澳门、东京、暹罗、马六甲、爪哇等地与华人贸易而获得日本铜，因此荷兰在欧洲市场的日本铜贸易中就无优势可言。
⒄另一方面，日本对外贸易额的限制也影响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贸易的优势，他们每年给荷兰的贸易限额是银30万两，而给中国商人的限额是60万两，高出两倍。
此外，幕府每年限制荷兰进入长崎港的船数也一直在减少，1688年一年限4—5艘，至1743年仅限1艘。
因此，在1715—1743年，荷兰每年对日贸易的利润从50万荷盾下降到约20万荷盾。
荷兰把下降的原因归咎于日元的贬值，按他们的计算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每年的花费大约17．5万荷盾，有时(如1686年)高达19．3162万荷盾。
由此，荷兰对日贸易越来越不满，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想对日本政府宣战，但在长崎出岛居住的荷兰官员和商人都建议停止这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