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

【编辑说明】这是姚念慈先生2009年10月在庆祝王戎笙先生七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同意，象牙塔网络发布。

对“康乾盛世”这样的大题目，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对清初历史做的一点探讨，都属于实证性和辨析性的，至多只是透过具体的分析来窥视清前期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类似管中窥豹。而“康乾盛世”则属于综合性的讨论，我还没有充分的思考，只能就所看到的一些论述提出一点感受。

讨论“康乾盛世”，实质上就是对清前期进行历史定位，我觉得首先必须分疏出许多分支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才谈得上综合性的结论。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是在具体研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预先设定一些前提，并以这些预设前提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当前清史研究的“主流”对清前期的研究，约而言之，就是以“统一中国”、“满汉平等”、“康乾盛世”这三言十二字要诀作为基本预设，然后在这些预设下进行具体“论证”。但这些预设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究竟是否成立，其实很难定论。例如清军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究竟是“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征服？或者还是什么“轮流坐庄”？是否因为明清之际距离世界近代民族国家潮流尚早，或者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就可以模糊和淡化对清军入关的正义性的质问？清廷对蒙古，尤其是厄魯特蒙古的战争，究竟是克服分裂势力，还是扩张？清廷的民族政策究竟是满洲统治者所标榜的“满汉平等”，还是存在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都是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再深入进去，又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子课题，甚至像“中国史”的基本定义或“历史上的中国”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在这些具体课题有了相对明确的结论，或者达成基本共识之后，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研究。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论。目前清史的研究状况和思想分歧，似乎并未成熟到可以进行这样的综合性研究的程度。

就我个人看来，“盛世”这个词本身带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的味道和明显颂扬的主观色彩。今天我们论述历史，是否一定要沿用“盛世”这样的字眼，也值得考虑。描述一个王朝的上升或顶峰阶段，我们可以用兴盛、强盛、兴旺、全盛、鼎盛时期等等词汇，都可以反映出相应的内容，而比“盛世”更符合现代史学的要求。

清前期是否出现过“康乾盛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陈述和不同的标准。因为这不是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论述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必然会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投射在他的历史研究上。故而他就不能只是一个历史从业者，而且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

从表象而言，知识分子基本特征，在于它的相对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但我们必须说仅此还不够，仅仅具有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并不见得就具备知识分子的良知，还要看他对谁保持独立，他的批判对象是针对谁。众所周知，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其实他对清廷统治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政治上毫无批判精神。他是痛恨当时占据学术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拿了官方的科研津贴却又游离于政治之外，而他自己虽不具备资格享受官方津贴，却偏要自觉地站出来做满洲统治者的“卫道士”，来颂扬清朝统治的“时为大”。这就是他的所谓“救弊补偏”、“扭转世风”。所以，撇开学术不论，从思想潮流来看，章学诚绝对算不上进步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必须作为人民大众主体利益的自觉代言人。当统治者或者强势集团的利益与弱势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方。人道主义应该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这与历史研究的理性精神并不矛盾。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寻求历史的现实意义时，在以现代史学的要求来诠释中古史时，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准则，即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对近现代社会的形成贡献了多少积极的因素这一点出发，来衡量中古史晚期，也就是从所谓“近代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给清史定位。如果以这样的立场来对待清前期的历史，在今天是否还值得大力宣扬

所谓的“康乾盛世”呢？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如果研究清史、尤其是政治史，完全以清统治者的立场为皈依，或以官书的基调为准则，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他的研究能体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

当下一些著作常用以支撑“康乾盛世”的基本根据，例如疆域如何广大，国库如何充盈等等，这些东西确实可以说是客观事实。但客观事实很丰富，问题是当你选择某些“客观事实”作为“康乾盛世”的支撑时，所从事的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意义的主观采择。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对各种“事实”完全可能赋予不同的意义，进行不同的史实采择。进而言之，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的判断，也完全可能出现根本对立的标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判断很可能截然不同，彼此之间是无法进行对话的。

比如说，康熙后期国帑积累四、五千万两，康熙五十年实行三年内全国轮蠲一遍，随后又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事实。但这些事实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否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人民大众生活的安宁富裕，应该是“盛世”的主要标志之一，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康熙朝何以能实行大量蠲免的“德政”？清史研究者们往往忽视清代赋税的沉重。稍微比较一下明清赋税，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清初全国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的横征暴敛为基准的。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并未超过明万历时期，然而其赋税收入却较明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清廷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康熙朝实行的大量而频繁的蠲免，实质上是变换手法，将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部分宣扬成朝廷的惠政。至于康熙朝百姓的生活状况、地方财政保证如何？清廷的官书当然是讳莫如深，即使有，也是粉饰、歪曲的记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当时人邵廷采、唐甄、方苞、甚至靳辅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相反的看法，民间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在倒退。即使进入雍、乾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总量的提高，也不见得就代表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典范。他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将其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收入与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加、以及家庭成员卷入劳动大军等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的，并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以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而且是以他们的绝对贫困为代价的。那么，在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极其严重的清前期，生产者主体的生活水平出现类似的下降和倒退，并不是不合逻辑的。而紧接着“康乾盛世”之后，清帝国大厦在乾嘉之际的砰然倾倒，败相毕露，并不是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蚕食鲸吞，而是长期潜伏着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五省白莲教起义的具体原因的探索，更不能将农民大起义仅仅归结为官吏腐败或所谓“和珅现象”，而应该从“康乾盛世”中追寻社会矛盾的根源，追寻人民大众贫困化的积累过程。很遗憾，现在清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还很少看到这方面令人满意论著。再说，一个王朝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层民众起义，这个王朝当然不能说是盛世。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王朝没有出现大规模起义，就是盛世一个标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王朝的社会秩序稳定与否，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与人民大众对这个时代的统治是否接受、拥护的程度，并不形成对应关系。简言之，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不是论证“盛世”的充要条件。

现在许多人喜欢谈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以及别的许多盛世。不知道什么原因，时下的论说一下子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扩大了许多。例如西汉盛世，传统史学是以武帝一朝为代表。而依照戴逸先生的概括，则是从汉文帝算起，将文、景二帝都包括进来；论唐代盛世，则将太宗时期也包括进来。他论清代盛世超越前代，比前代的盛世时间更长，自然要将康熙一朝包括进来。但这似乎不太符合他本人概括的清朝的历史特征，即“兴、盛、衰、亡”。顺便说一下，兴盛衰亡不仅可以概括清朝历史，也可以用来概括许多以前的封建王朝。但是，“兴”和“盛”应该还是有差别的。文帝对匈奴屈辱，景帝时吴楚等七国叛乱，西汉前期的经济状况《史记•平准书》记载得很清楚，也还是比较贫乏的。所以文景时期还是称作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