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必须知道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

二、类比思维
1.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的含义与古代汉民族对事物类别的认识
类比思维是指依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分析与表述的目的。
古代汉民族很早就发现天地万物、人事习俗存在着类别，并按照特定时期汉民族的心理、观念与认识水平对事物的类别加以区分。《易?乾》指出：“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易?系辞传上》指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上古时代集中记载汉民族划分出的天地万物类别的专书，主要有《尔雅》和《说文解字》。现存《尔雅》十九篇，表述了不同的类别，计有五大类：第一是语言类，包括《释诂》、《释言》、《释训》，是古代文献词语训释的汇编。第二是人文关系类，有《释亲》，是解释亲属关系的称谓。第三是建筑器物类，《释宫》是解释宫室的总体名称和各个部位的名称，《释器》解释一般器物名称、材料名称和制作工序的名称，《释乐》专讲乐器。第四是天文地理类，《释天》包括四时、祥、灾、岁阳、岁阴、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十三类。《释地》解释地域名称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包括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七类。《释丘》讲自然形成的高地，包括丘和涯岸两类。《释山》讲山脉。《释水》讲河流，包括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第五是植物动物类，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分别对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昆虫、水生动物、鸟类、兽类、家畜的名称进行解释(见陆宗达、王宁《经书浅谈》之《尔雅》)。《说文解字》中字词记录的类别，依照许冲《上九<说文>表》，有“六艺群书之诂”、“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等。
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典型的言论，例如儒家的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道家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们把“上下与天地同流”跟“万物与我为一”联系起来看，可以知道无论是先秦的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把人与天地万物看做是一个整体系统的。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一”的含义。例如《易?系辞传下》说：“天下之物，贞乎一者也。”老子说：“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荀子说：“百王之道—是矣。”从根本上看，“一”都是讲整体、系统及其贯通的。
在类比思维中，有一种叫做“观物比德”，是人与物的类比，是说用物的外部特征与内在属性来类比人的品德、志行。“观物比德”在上古运用十分普遍，《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可知“水”是类比智者“动”、“乐”之德的，“山”是类比仁者“静”、“寿”之德的。“寿”不是“长寿”，而是指“山”可用于耕畴，为万物为民众提供衣食之源，表明山有“正德、利用、厚生”的“生生”之“德”。又《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是用“风”类比君子之德。又《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屈原用江离、辟芷等香草和兰花类比自身的“内美”与“修能”。
2．中国古代整体思维是重体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
从中国古代整体思维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出，整体思维是一种重体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
古代整体思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对于“天一地一人”的系统，仅仅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去认知是无法穷尽其奥义的，必须凭借对于“象”的直觉、顿悟去把握。《易?系辞传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它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对照这两段话，可知“天地之道’，就是“幽明之故”，就是“天下之赜”，这些“道”、“故”、“赜”都是指天地万物与人整体贯通的原理与规律。先哲是怎样“察”、“知”、“见”这些原理和规律的呢?首先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简言之就是观象。这是指直觉。如果只是停留于直觉还不行，接着还必须“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这是指领悟。对于天地“形容”之“拟”，对于万物“物宜”之“象”，就是“领悟”。这是很难的，又是必需的，因为如果缺了对于“观象”的“领悟”这个环节，“天下之赜”就不能认知，“圣人之意”就无从表述。所以《易?系辞传上》明确指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显然，“立象”包括了对于“观象”、“体悟”的过程与结果的表述。
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最有特色的是整体思维、类比思维、辩证思维。
一、整体思维
1．中国古代整体思维的含义与发展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做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以修身为本”，逐层往下类推。
三、辩证思维
1．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含义与来源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曾经对中国古代光辉的辩证思维加以总结，他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
华夏民族经过长时期的观察、领悟，到《易经》和《洪范》时代形成了由“天一地一人”组成和谐整体的宇宙观念。《易经》以代表天的乾卦和代表地的坤卦领头，以象征天的阳爻和象征地的阴爻作为构成六十四卦的基本单元，以解说人事祸福的卦爻辞附着于象征天地变化的卦象之后，以表明天地和同，万物化生，人与天地分而相合。这种结构布局初步确定了宇宙系统论的模式，以及人如何与宇宙系统相统一的规范。而《尚书?洪范》则对早期五行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洪范》以事物的功能属性为本，依次对世界各种事物进行分类，按照五行结构模式将它们组织成多层次的系统整体。战国至秦汉时代，《吕氏春秋》以儒家为核心，将道、法、墨、兵、农、名诸家加以改造，糅合为以阴阳五行家的宇宙图式为理论框架的天道、地道、人道统一的思想体系。它抛弃了《易经》的卦象，采用了“十二月纪”的形式。此后，《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也都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综合先秦以来的学术成就，编制“天一地一人”系统的秩序，进一步论证人与天的统一。在整体思维上，汉代较先秦有了巨大的进步，汉代使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得以完善，对阴阳概念及其无所不包的特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阴阳相互调节维持整体平衡的功能，都作了充分的说明。汉代还借助“气化”和四时更迭之说在理论上完成了阴阳与五行的统一，使之在体系上融合为一。阴阳五行统一体的学说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理论模式和一般系统的双层结构模型，为人类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到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上篇讲天地，下篇论人，认为天地系统的秩序结构，就是人的行为道德的规范，人的思想、行为与天地秩序相合，才能真正实现“天一地一人”宇宙大系统的和谐统一。邵雍的象数哲学和来自陈抟的先天图，对《易经》、《易传》中的体系原理做了重大发展，《六十四卦次序图》、《六十四卦圆图》、《方图》、《八卦次序图》表明：现实世界的大系统，其分支系统之间一定存在着亲缘关联；对称现象既表现于世界的现状中，也表现于万物演变的过程中；系统内部质量和能量的不均匀分布，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对应性关联。宋代把古代中国整体系统的思维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探索宇宙的本体和深层的内在联系，注重从直观体验、心性、精神去接近天理。
类比思维，是就“天、地、人、万物”之间的外部特征与内在属性进行类比。就内在属性而言，比如“观天象知人事”的事例，在《左传》中就多有记载。《僖公五年》：“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注：“云物，气色灾变也”，“素察妖祥，逆为之备”。这是说要把天地之间异常的现象(即云物、妖祥)记录下来，以便在相应要发生的人事变故上做好应对的准备。又《春秋经?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北斗。”董仲舒说：“孛者，恶气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弑君。”(董仲舒《论五行灾异》)这些都是“妖祥”与“人事”的类比。所以《春秋繁露》总结说：“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第五十七》)
《诗经》的比、兴则是类比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孔颖达疏》引郑司农的话并评论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兴先也。毛诗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毛诗正义》卷一)。可见，“比”是用他物打比方，其表述的标志是有“如”字，例如《诗?淇奥》：“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兴”是托事于物，其表述标志是举草木鸟兽以见意，例如《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兴也。”《孔疏》认为这是用“关雎”来兴起、引发“后妃悦乐情深”，这一意义。这表明“比”与“兴”都是凭借着具体的事物来类比其他与之有联系的事物或意义。
3．类比与类推
类比已含有类推，可以发展出类推，因而类比思维中包含了类推。例如《孟子?告子上》中“指不若人，则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就是在作类推。可以看出，类推是把两个以上有联系的类比排列出来，按照意义发展的顺序逐层往下推导。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述了治政应经历的几个阶段：修养个人道德，和谐家庭人伦，治理国家政事，安定百姓与治平天下。《大学》上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阐明了上述几个阶段的本末先后关系。《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就告诉我们，修、齐、治、平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本末始终的关系，因而可
儒家、道家都主张以直观、经验为基础去领悟、把握宇宙、人生之整体、系统。儒家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孟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都是讲直观、经验与体悟的。道家老子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庄子的“乘物以游心”(《人间世》)，“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是说感悟与认识一切存在的根源与自然运行的规律。宋代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相冥契，则是强调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