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

作者：郭正林[提要]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了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

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本文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揭示了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

具体地，在党支部威信高、村委会权力也到位的村庄（“党强村强”），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

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

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经济、家族权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内的民间社会形态。

当中国跨入现代门槛之后，家族就像一条旧式的“辫子”而遭受奚落。

然而，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非集体化改革过程中，这条发黄了的“发辫”又晃荡起来，家族观念仿佛招魂式地盘旋乡野。

对家族问题研究，笔者的焦点就是家族对农村权力结构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试图从民间社会（civicsociety）的视野，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宗族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家族：晃荡的“辫子”1、家族是条什么样的“辫子”？当我们蹲在乡下观察农民的社会生活，家族这条旧式的“辫子”就会晃荡在眼前。

中国80年代初兴起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了自主经营的社会经济单位；90年代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又进一步地确立了农民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

这就为包括家族在内的乡土民间社会复苏注入了活力。

破碎了的家族组织在重新拼接，发黄了的家族记忆在重新建构，古旧的家族仪式在重演。

无论如何，家族这条拖入现代社会的“发辩”被重新梳洗和编织，这多多少少体现了乡土民间社会的特征。

而当下的乡土民间社会具有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社区自闭。

乡土民间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然流动。

这种社会政策强化了农民与村落社区的依存关系，使得农村社会一切组织的发展都限制在村落这一狭小的空间，促成了“社区自闭”的格局。

第二，民间边缘。

农村传统民间组织包括家族、会社、协作单位等，如不被纳入国家的控制，就被边缘化。

伴随民间社会边缘化的，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在农村另建一套组织体系如50年代的农会、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来生产大队、生产队等，80年代的村委会、党支部等。

这些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村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乡村社会“被国家化”的发展过程。

因此，农村正式组织的“国家化”与村落民间的边缘化是相拌而随的。

第三，家庭本位。

乡村民间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本位意识抑制了农民的个人权利观念。

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和消费单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

因此，农村民间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这个私域，乡村民间社会无不浸透了家族文化。

中国农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间社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途径。

然而，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正在稀释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

中国农村的家庭本位观念，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就是小农经济必须以家庭及扩大的家庭——家族来组织农业生活、抗御自然灾害、保护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族道德文化来支持，这种村落家族及宗族文化建构了农民心理归属感或文化安全感。

尽管村落家族经受了长期的“冰冻处理”，家族的原有资源也几乎被掏空，但家族文化的社会土壤并没有触动，也就很难从农民的心灵深处拔除这种文化认同的根脉。

[1]当然，国内学者对村落家族文化的评价褒贬有之，贬之者众。

归纳而言，当下对家族的评判大致上有三种类型。

一是家族性恶论者，认为家族在本质上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反现代性，因而视家族复兴为“封建势力的抬头”、“黑恶势力的汇流”、“现代化的反动”等等。

[2]二是家族性善论者，这些论者大多对家族持文化相对论的立场。

在他们的眼中，家族原本具有社会互助、发展公益、辅弼国家等无法否定的积极作用，[3]而且宗族的社会韧性，使得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

因此，家族也可以现代化。

[4]三是家族中性论者，认为家族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家族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

一祖之脉，绵延蕃衍，子子孙孙，相聚一域，家族社会，浑然而成。

而家规族法不外乎希图家族长盛，上合国法，下合人伦，家兴族旺。

事实上，那些族谱撰修者大多受这种观念的鼓舞而不辞辛劳。

笔者认为家族中性的观点比较中肯。

从历史上看，家族文化具有社会可塑性或韧性。

这种可塑性使得家族有可能采取与国家法统合作的姿态与行动。

而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本身就使得农村居民只能形成一个地缘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的自然聚居群落。

尽管家族是前现代社会拖入现代社会的一条“辫子”，但家族及家族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宗族）仍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

家族是要自然消亡的，而不能强行废除。

因此，即使家族缺乏正统的认同，但它对正统的表面屈服并不表明它没有生存的理由。

追根溯源，当现代国家难以有效提供传统家族给予农民的那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主要是集体安全、道德秩序、经济与社会互助）的时候，家族这种社会形式就会被农民继续利用。

复兴过程中的家族，期望得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可，就像明清时期的家族实践那样能够与国家拉上关系，[5]从而使家族获得正统的认同。

应该看到，家族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或韧性，正是因为它可以成为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如果社会的正统把家族预设为劣性，也许放大的正是家族劣性而非良性。

中国的农村何时才能摆脱这条旧“辫子”的拖累，最终决于市场经济这把剪刀的力量。

2、招魂：村落家族文化何以复兴？从乡土民间往上看，自上而下建构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等，都不是农村社会的原生形态。

而家族、宗社等民间组织则是乡村原生组织。

农村正式组织与家族、宗社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

家族作为村落原民间社会的形态，随着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正统对家族的排挤，使家族这种典型的乡土民间社会组织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家族衰败的现实原因，在于原有的家族资源如族田、族产、祠堂等遭没夺，族权被打倒，家族观念不合正统。

[6]然而，国家摧毁的只是家族的象征符号（如祠堂、族谱等），在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下，农民不能自由流入城镇，“画地为牢”的人口控制政策又在客观上强化了农村聚族而居的格局，因此国家未能消除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家族及家族关系，也就存留了家族文化的社会载体。

在此，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二律背反：一个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把家族看成封建社会拖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辫子”，采取了“剪辫子”的政策行动。

然而，国家的社会政策不但没有反而强化了适合于家族生长的人口格局（如户口控制、外出流动限制等等）。

这种矛盾的政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动员的那些政治运动，往往成了家族复仇的社会机会。

在这些村庄，村庄的集体财富、行政大权往往控制在得势的家族手中，[7]并借势排斥和打击所敌视的家族。

[8]80年代农村家族的复兴是农村经济向农民家庭本位回归的产物。

土地承包的实质意义是重新确立农民家庭的社会经济主体地位。

当农民家庭成为农村基本经济单位的时候，村集体组织也就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控制权，除非村集体能够通过乡村工业化来提取更多的经济资源。

实际上，大部分农村在非集体化之后，村级正式组织所能控制的权力资源减少，在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民的负担有增无减，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农民求助于传统家族力量，来抗衡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其次，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社会正统观念在农村有组织的传播频度和力度的减弱，农民的社会归属感也出现了迷茫。

因此，寻求社会归属感也是村落家族文化、杂神崇拜等传统文化卷土重来的原因。

[9]不少地方的农民自愿捐资缮谱、修祠、祭祖、修庙、拜神等行为，既表现了他们心理归属的寻求，也暴露了农村的愚昧习俗。

在笔者调查的村庄，家族意识、家族组织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复兴。

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子如万丰村、古溪村等，重修族谱，修缮了祠堂；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村如古岭村、珠桥村等，重修了族谱；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钟水村，也出现了认祖归宗的家族活动。

[10]在这些村庄，家族发挥了经济协作、社会互助及促进公益等良性作用。

例如，万丰村通过家族关系引来了第一批港商，拉开了本村工业化的序幕。

在古溪村，家族关系成了市场分工与协作的天然力量。

在古岭村，非农经营的合作伙伴首先来自家族成员。

在珠桥村，家族精英对维护村庄的景观利益（防止村里的古树林被砍伐）发挥了关键作为。

在钟水村，家族集体行动是防止邻村侵占本村集体土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家族认同得以强化以后，村民选举的结果往往受强族大姓的左右，小姓村民的权利容易受到忽视甚至侵害，这的确需要警觉。

[11] 二、家族与政治：经验研究当代农村家族组织的结构对村党政组织的权力配置有直接的影响。

在某些农村，家族势力格局决定着公共权力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配置，这种状况是村政的家族化；而在另一些农村，各家族(或房族)在村庄的地位决定于其代理人在农村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这种状况就是家族的政治化。

村庄的家族结构取决于两个因子，一是姓氏结构，二是房系结构。

从姓氏结构来看，最基本的类型就是复姓村落与单姓村落；从房系结构来看，任何家族内部又可分嫡系和支系房族，并用字辈、嫡支等形式规范族内关系。

复姓村落存在两个以上的家族，家族内部成员自称“本家”，本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血缘关系或共戴一个祖宗，在其下又可细分出不同的房族。

而村庄利益摩擦主要发生在不同姓氏的家族之间而不是房族内部。

复姓村落提供了村庄内婚的社会条件，各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一方面提供了调节家族利益矛盾的天然机制，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复姓村落的社会凝聚力。

在复姓村落，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由两个次级网络构成，一是以男系为链条的本家亲缘关系网络，二是母系为链条的娘家亲缘网络。

因此，那些具体的家庭就是这两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连结点。

处于这种亲缘网络中的人们，既可以从本家中寻求社会帮助，也可以从娘家获得援助。

一个和谐的家庭，亲家之间一般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

复姓村庄的这种亲缘网络关系对村庄的权力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

对于单姓村落而言，村民一般存在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可以区分出一些次级的亲缘团体，这就是房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