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转自丁以寿）
来源：婷Via臻的日志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
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丁以寿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

此外，各种茶学类杂志以及一些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类杂志、大学学报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

全国数十家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

初步统计，近30年来全国刊发的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共出版的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

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一、茶文化总论
（一）“茶文化”概念的确立
尽管中国茶文化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出现却是在当代的事。

在20世纪70年代末，吴智和撰著《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78年）。

20世纪80年代初，陈椽在《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列“茶与文化”专章。

其后，茶的文化、茶与文化、茶叶文化、茶艺文化、饮茶文化等频见文著，“茶文化”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茶文化”新名词在中国海峡两岸先后出现。

1984年，庄晚芳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中，最早使用“茶文化”一词。

1987年，张宏庸在《茶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一书中使用“中国茶文化”。

1988年，范增平等发起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研究发展茶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中华茶文化”。

[1]尽管如此，“茶文化”一词在当时还未被普遍接受。

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大型茶文化展示活动仍称“茶与中国文化”。

1990年6月，孔宪乐主编《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还是称“茶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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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新名词的“茶文化”已成潮流，势不可挡。

1990年8月，安徽省茶文化学会在合肥成立。

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王泽农等向研讨会共提交了50多篇论文，后来出版了《茶的历史与文化——九０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着手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计划编辑《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茶文化译丛》。

到1990年，“茶文化”作为新名词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1991年，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的《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同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

在第1辑上，发表了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纲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1992年，《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由台
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

同年，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概念明晰、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简明扼要的力作；而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简明实用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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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到1992年，“茶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而被确立。

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概念进行阐释。

如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农业出版社，2000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如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韩金科《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茶文化：自然与人文精神的综合体》（《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及《茶文化与中国人生哲学（论纲）》（《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周渝《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陈香白《“茶文化”通义》（《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施由民《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和《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鲁明《试论中国茶文化新世纪走向》（《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余悦《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和《中国茶文化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及《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朱红缨《基于专业教育的茶文化学体系研究》（《茶叶科学》，2006年第1期）、丁以寿《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试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
与科学发展》（《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关剑平《从文化理论看茶文化研究属性－兼论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茶叶科学》，2008年第5期）等论文，进一步阐明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系和精神。

（二）茶文化学科的确立
茶文化学科是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科。

早在1991年，余悦就撰文呼吁建立“中国茶文化学”，[2]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

王玲也同时提出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的构想。

[3]两位在当时就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难能可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统为主体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为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

王玲《中国茶文化》、于观亭《茶文化漫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等为茶文化学科建设添砖加瓦；阮浩耕、梅重主编《中国茶文化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中华茶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览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人在草木中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多方面进行专题研究。

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本的专题性茶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

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12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直属机构——学术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

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规划，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库，组织全国茶文化专家进行课题攻关，目前已经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2005年8月，江西社会科学院在婺源县晓起村主办“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次年8月，又主办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发展研讨会”，标志着茶文化学科建设的自觉。

更为关键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高校中，不仅有茶艺、茶文化专科专业和茶学本科茶艺、茶文化专业方向，而且在茶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有“茶文化”方向，事实上已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一个子学科，尽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本世纪初，不约而同，全国许多省市教育、科研人员都在致力于茶文化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终于使得“茶文化学科”地位初步确立。

二、茶史研究
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中国茶史研究起步最早，目前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热门。

茶史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

《茶业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作了全面论述，是一部体大思精之著，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著。

其后，陈椽又著《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从茶的发展史、饮用史等来论证茶的发源地，并着重论述了茶的栽制技术的演变以及茶叶科学研究的进展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茶之纪原、茶文化的摇篮、秦汉和六朝茶业、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我国传统茶业的由盛转衰、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为茶史学科建设作了重要贡献。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选择中国茶史研究薄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迄初唐时期入手，从文化史角度阐明当时饮茶习俗的发展状况以及饮
茶习俗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饮茶习俗产生的原因、茶文化在中国酝酿的过程，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按本书的实际内容应该取名为《长江流域茶文化史》”；[4]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作了细致的研究。

夏涛主编的《中华茶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茶史，对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各个时期的中华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和茶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茶界大事记载尤详；沈汉、朱自振的《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这是第一部中国茶文化史；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陶德臣等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论述中国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

断代茶史或专门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还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贾大泉和陈一石著《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阮浩耕主编《浙江省茶叶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谢文柏著《顾渚山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

王旭烽的《茶者圣——吴觉农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茶人的传记。

一些综合性茶著，如《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
也涉及到中国茶史的内容。

此外，各种杂志上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茶史的研究论文。

关于茶叶科技史研究，有陈文怀《茶树起源与原产地》（《茶业通报》，1981年第3期）、王潮生《古代茶树栽培技术初探》（《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史念书（朱自振）《略论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和《我国古代茶树栽培史略》（《茶业通报》，1986年第3期）、陈以义《绿乌龙、红乌龙和青乌龙的发展史》（《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程启坤和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第4期，1998年第2期、第4期）、王赛时《略论唐代的茶叶产地与制作》（《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

关于茶叶经济史研究，有唐耕耦和张秉伦《唐代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和《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吕维新《唐代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宋代的茶马贸易》（《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茶叶商品化程度的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宋代茶商集团势力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充》（《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孙洪升《明清时期的茶叶生产形态探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刘淼《战前祁门红茶的海外销售和市场价格分析》（《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关于茶文化史研究，有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与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韩金科《试论大唐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王赛时《论唐代的饮茶风习》（《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唐代茶文化与茶杂著述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胡长春《从明代茶书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等》（《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关于地方茶史研究，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姜世碧《四川茶史述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巩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赵大川《徽茶考》（《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吴旭霞《宋代江西的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施由民和文士丹《元明清时期的江西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陶德臣《近代浙江茶业述论》（《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杨载田和王鹏《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及其发展探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邵宛芳和沈柏华《云南普洱茶发展简史及其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黄桂枢《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陶德臣《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等。

当前对中国茶史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对20世纪中国茶史的研究则非常不够。

然而20世纪是中国茶学、茶叶科技发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个世纪，理应
得到重视和加强。

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5]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

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三、茶艺和茶道研究
茶艺是茶文化的基础，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

虽然中华茶艺、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

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茶道研究和实践的人。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

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北：中视文化出版，1989年）、《茶道教室》（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门三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等，林瑞萱著有《中日韩英茶道》（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北：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

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茶艺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修订版）、《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等。

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中对中国茶道概念进行阐述，此外，对茶席设计也有所探索。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成就的则有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乔木森、马守仁、周文棠、陈香白、丁文、朱红缨、袁勤迹、刘菂等。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生活茶艺》（北京：金盾出版社，2000年）、《影像中国茶道》（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长江流域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学》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论当前茶艺表演的一些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并指出当前茶艺编创和表演中所存在的一些误区。

余悦在《中国茶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并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华茶艺集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凯亚的系列论文《中国茶道的自然之美》（《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淡泊之美》（《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中国茶道的风度之美》（《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福建茶叶》，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人情之美》（《福建茶叶》，2006年第1期）、《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阐释了中国茶道美学精神。

马守仁（马嘉善）出版《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通过《茶艺美学漫谈》（《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和《中国茶道美学初探》（《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揭示茶艺美学的形式美、动作美、结构美、环境美、神韵美五个特征和茶道美学的大雅、大美、大悲、大用四个特征。

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周文棠在《茶道》（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对茶道的类型、形式进行探究。

陈香白在（《论中国茶道的义理与核心》（《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茶道即人道》（《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义理和思想的论述，丁文在《我的茶道观》（《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里对茶道观的阐述，朱红缨在《茶文化学体系下的茶艺界定研究》（《茶叶》，2006年第3期）中对茶艺的思想性、艺术性、制度性、技能性等内容所进行的论述，都有一定的新见。

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

刘菂的《普洱茶艺》（北京出版社，2004年）对当代普洱茶艺进行了探索。

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华茶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并以《中国茶艺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中
国茶道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新世纪中华茶艺发展问题的思考》（《茶苑》，2005年第2期）等论文，对茶道和茶艺的概念、构成要素、分类及两者的关系，中国茶艺发展的原则等作了深入探讨。

又在《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中国饮茶法源流考》（《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饮茶法流变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茶艺的类型及其演变作了梳理。

工夫茶是中国茶艺、茶道的代表，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如曾楚楠《潮州工夫茶刍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丁以寿《工夫茶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郭雅玲《工夫茶的由来与延伸的若干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陈香白《工夫茶与潮州朱泥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潮州工夫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等。

当代中国茶艺、茶道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四、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茶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研究，是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一）《茶经》的辑校、注评
台湾最早从事《茶经》研究者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即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中国当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

张宏庸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陆羽茶经丛刊》、《陆羽茶经译丛》、《陆羽书录》、《陆羽图录》、《陆羽研究资料汇编》，均由茶学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可惜后来并未继续。

大陆对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

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湖北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沈冬梅《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最为精审。

肖毛网络版的《茶经集注》，时有新见。

（二）《茶经》研究
在围绕《茶经》的研究中，有对《茶经》总体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

如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唐代茶文化与陆羽<茶经>》（《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徐荣铨《陆羽<茶经>和唐代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傅铁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及影响初探》（《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的揭示，都有新见。

此外就是关于《茶经》某个方面的研究，如钱时霖《我对“<茶经>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说的异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再论陆羽在湖州写<茶经>》（《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对《茶经》成书时间、写作地点的研究考证，游修龄《<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晏子春秋》中“茗菜”的质疑，丁以寿《<茶经·七之事>“<广雅>云”考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广雅》云”的考辨，都有一定的创见。

在《茶经》研究中，除了对《茶经》的成书时间分歧较大外，对《茶经》的成书地点、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基本达成共识。

在当代这些《茶经》的注译和研究著作中，吴觉农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