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利弊】

汉景帝时代，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开办了第一个地方官学“石室学校”，并依据这个“石室学校”而建设出了西蜀地区的教育系统，因为当时这个学校是由石头砌成，所以，这个学校又叫做“石室”，“石室”这个名称不仅仅是“蜀学”的一个代名词，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代名词。西蜀的“石室学校”的建设经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教育和政治发生联系的范例，因为，当时文翁之所以要在蜀地建设石室学校，就是为了要使用中央政府的官方思想文化路线去“大化”蜀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实行教育同化的政治措施。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内涵，并不单纯指社会的知识形式，同时蕴涵着扩张自己文明的因素在其中。纵观人类历史，就可以发现，刘向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人类文明进化中的一个规律，这就是，文化如运动中的水，文化也是要向外扩张渗入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特别是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上，几乎没有多元共同存在的可能性，否则，就要发生各自为阵的冲突情况。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由于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走过了自己武力扩张的历史时代，历史经验使得汉朝以后，中国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扩张性的国家了，但是，汉朝以后，中国保持和延续了自己在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上的强大扩张性能量！也就是坚持了“先礼后兵”的国家扩张战略方针，所以，中国后来反而是“柔弱胜刚强”，使得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断延伸同化各地各民族，甚至影响和同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中国历史上，一统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一旦普及，标志着国家文明高级形态形式中的从各地选拔人才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也会因此而应运而生，这就是汉武帝时代的“察举”和“荐举”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出现。
汉朝产生所谓的“察举”，就是由各级地方官员经过自己的考察和考核，而向上方举荐的人才的一种制度，他们推选的人才，在当时是分了类别的，当中有尊长爱幼品德廉洁的“孝廉”；有善于天地和国家大事研究的“贤良方正”和“茂才”，有巧于技术发明的“异能”，也有敢于批评劝谏的“直言”等，当时的官员按照这样的分类科目去考核人才，然后向上方推荐入档备用。所谓的“荐举”，则是当地官员和乡绅及其老百姓按照一年一度的时间，定期向上方推荐各种他们认可人才的一种固定政治制度，这样的“荐举”制度往往是与“察举”是配套的，只不过“荐举”的渠道和范围比“察举”更为宽广，带有相当的群众自由公选性质。
新莽改革时期的文化革命主将刘歆编篡了“三礼”，推崇出了据说是孔子的《孝经》经典，又编辑了《左传》，这就是说，刘歆在新莽时代，创造了一套以《左传》史学和《孝经》及“三礼”（周礼、礼记、礼仪）而配套的的“新儒学”思想文化路线，后来，虽然新朝灭亡，但是，东汉“白虎观会议”实际上是继承了新莽刘歆等人的“新儒学”路线，这就是说，新莽王朝的许多文化革命举措，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儒学”，而这样的儒学的创造者，并不是孔子，而是刘歆！刘歆的这条以“左传、孝经、三礼”为中心的“新儒学”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实行了近2000年，即使是程朱理学崛起的时候，也没有从改变上改变这样的“新儒学”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架构。“新儒学”一直使用到了康有为时期，才由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其梁启超的“新史学”去动摇了这条“新儒学”理论架构。当然，康梁之所以能够动摇这个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新儒学”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还不能够说他们的几部著作就有如此大的能量，但是，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确又是动摇这条“新儒学”理论架构的导火索。
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教育形式，当然是由孔子所开创的！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开创的那种漂流式的“有教无类”的私家教育模式和同时传播自己学派的礼乐思想体系的教育方式，带有亚宗教的性质，这，是我们今人所应该充分注意到的。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背景和其他多种复杂原因，孔儒学派最终没有演变成一门宗教，而是成为了一门积极入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术派别。中国的教育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要特征，即使是已经进入了 21世纪的中国，也不能够说就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教育特点，而且，恐怕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摆脱这样的特点；因为，纵观世界教育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发现，教育要么和宗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要么就和政治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教育本身并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当然，我这里说的政治，和以前人们说的“政治”概念是不一样的，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式：A（政治）== C（文化）·B（经济），或者是：CBA==1 式中，A、B、C不能够为零，1代表社会的系统和谐程度。从这个等式中可以看出，政治A和文化B及其经济C有彼此相因的关系，政治对经济和文化有反作用影响。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来估价一下中国古代的社会文明应该属于什么样的层级。中国在秦汉朝两朝通过长时期的努力，已经在西汉后期基本建设出了以上所说的三个社会高级社会文明形态形式，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地说，中国在汉朝已经先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而进入了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一直不发达，所以，中国文明的能量一直不强大，以致于中国在外族侵略的时候，往往处于守势；而之所以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不能够飞跃的原因很多，但是，却也与中国社会文明形式中的一些固有的结构功能有相当的关系，其中，和中国的教育体系的性质和形式有相当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和功能性质不仅仅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扭曲了许多读书人的身心，从而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下面，我梳理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社会中的利弊：
中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利弊
衡量一个社会文明是否属于低级或者高级形态，主要的判别标准应该有这样的几条，1，该文明是否是建立了符合天地人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经济生产、开发、销售、交流和贸易的系统管理体系；二，该文明是否是已经具备了国家政治组织里的官员的选拔、监督、上下有序流动及其政治制度的自我变革和自我修复的规范系统；3，该文明是否是已经具备了完善的文字语言体系和平民普及教育系统及其教育与社会应用的互动系统。一个国家文明内部所持有的科学技术程度的高低，与一个国家文明的能量程度相关，但是和这个文明的高低级社会形态本身无关。
刘歆的“新儒学”是中国宗法制度的催化剂！也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世族门阀制度猖獗的历史原因。同时，新莽时代实行的军政一体化改革，造就了后来中国的地方军阀的出现和屡禁不绝，这些，都是新莽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历史副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的吏部为国家选拔人才，按照品格、知识、才能、出身的综合情况，将社会中的人们分成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样的九等，然后，考评的“中正官”再根据自己对这些人的考核情况向上方推荐他们去做官。这样的“九品中正”制度，虽然也是撒大网网络人才的有效作用，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世族门阀和军阀现象严重，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人才由于身份低贱而很难登上社会管理阶层，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教育曾经严重萎缩，许多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承担了平民教育的责任。如果不是后来的隋唐及时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完全有可能因此而蜕变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中国商周时代，当时的教育就已经开始和社会文明中的经济生产及科学技术存在发生了分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开始与国家政治组织的管理体系建设的关系开始紧密联系了起来；之所以中国的教育这样早的和政治组织建设联系起来，很可能与当时的中国需要建设一个大一统国家文明的迫切历史任务直接相关。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就是孔子在春秋末期创造了“有教无类”和重视礼乐的“齐鲁之学”。另一个重大教育标志事件，就是中国在汉景帝时代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嫡系联系的教育新形式——蜀学，蜀学在与中原文化沟通一致的前提下，一直保持了自己充分的文化特性。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系统教育文化体系，实际上主要是由“齐鲁之学”和“蜀学”去代表的。某种程度上讲，齐鲁之学代表了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蜀学则代表了长江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
汉朝开辟的“察举”和“荐举”，已经使汉朝具备了寒门布衣可以直接走上国家高级职位的社会良性运作功能，这在2000多年之前的时代，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不能够相比的。其中，比较典型的实例，一个是奴隶出身，后来成为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将军的卫青；一个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东道孔子”的扬雄走上国家高层思想文化领域的事迹。扬雄家道本十分贫寒，他生前曾经做《逐贫赋》讲述了自己当年极其穷困和不得志的景况，“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扬子云集·逐贫赋》四库全书本）。扬雄几近乞丐的贫困情况，反映了社会中无权无势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窘迫和失意心境，后来，扬雄的乡人扬庄有意向汉成帝举荐他，便故意在汉成帝面前朗诵扬雄的《绵竹赋》，汉成帝听后以为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扬庄便乘机说这是当世的自己家乡人扬雄的作品，汉成帝赞叹之余立即拜扬雄为朝中给事黄门郎，从此，一介寒门的下层书生便直接走上了国家上流社会阶层。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荐举”制度，象扬雄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冒现出来的，中国也许就因此少了个伟大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了。
பைடு நூலகம்
齐鲁之学和蜀学的合成，标志着中国汉学文化基础体系的形成，后来的中华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文化体系的平台上不断地融会百川文化而逐步壮大的。
文明如同生物形态，也有生长和消灭的对待关系，有内在活力的文明文化，都是要对外扩张的，缺乏活力的文明文化，就会消亡。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明的扩张和西方文明的扩张的途径和方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古罗马和16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对外扩张，主要是使用的是军事武力杀戮和贱买贵卖的商贸方法；而中国历史上的扩张，则主要是使用的文化扩张政策，也就是主要通过去帮助发展当地地方的经济和教育而实现这个扩张目的的。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文化”词汇，最早就是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西汉末期刘向就总结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说苑·指武》）。刘向对中国文明的历史任务和发展战略还有许多很睿智的看法，他曾经这样精辟的总结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此之谓也。”（《说苑·修文》）。刘向这里说的“庠、序”就是指的学校教育，由此可知，汉朝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移风易俗而行化天下，这样的教育取向，当然和汉朝时期的一统历史任务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