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

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

如果我们以革命和恋爱这两个主题明确地在小说中出现为标准，将“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开端追溯到张闻天在 1924 年写作的《旅途》，那么到《<地泉>再版序》的写作中这种创作遭到全面清算为止，“革命加恋爱”的创作从寂寂无名到戛然而止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1924—1932)。如果我们以《野祭》的轰动作为这种创作开始流行的代表，那么“革命加恋爱”的鼎盛也不过四五年时间。这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上的梳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已历时十年，文学发展已渐趋成熟和多元，是什么使得“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在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掀起汹涌狂澜，它又何以在短短的这几年之间就占据了文坛的主潮，一时之间大行其道?

“恋爱”的文化语境中国的文学一贯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爱情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主流阶层的社会价值意识的变动，爱情的具体内涵也不断被篡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总处于生命的常青。在古代小说中，对爱情的描绘大多是才子佳人的情节，青年男女在“后花园”中一见钟情，但爱情的理想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最终只能借助于金榜题名、奉旨成婚的形式得以实现。生命自然勃发的爱情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但爱情的欲望只有在承认君主伦理之后才能够实现并得到确立，这种冲击最终又回到了自觉维护封建礼教的原点。个人的爱情也由封建传统的价值定位走向了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社会语境。这时，在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中受到规范的爱情则充当起了五四对抗传统之武器的角色。“革命加恋爱”小说无疑是“古老主题焕发了青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中使恋爱重新获得意义的确立和生命的延续。

“革命”的时代语境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非常耀眼的词汇，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当古老的中国失去昔日的辉煌和光彩，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一步步滑向痛苦的深渊，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国人事实上都行走在亡国灭种的崖边。无论是国还是民，其呼吸的沉重不言而喻，其前途的渺茫也无须多言，压抑和窒息成了生活的常态。这是时代的苦闷，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进步人士究竟该何去何从，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和力量。从晚清到五四婉转低回的革命蹄音越来越嘹亮，革命的光明前景激起了国人心中的热浪，点燃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随后，20 年代的中国选择了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这在 1926—1927 年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以暴易暴的方式促成了历史的更新。此次国共两党促成的大革命，其深远影响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权力交接，更为重要的是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全民革命”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意识的迅速增长。社会各层都来到“革命”的路口，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广泛参与、不惜舍身。20 年代的中国，“革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尽管对“革命”的认识尚缺深刻、也不够理性，但“革命”却己成人们心中医治所有病症的良药。

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感记忆中国社会经由五四时期到大革命阶段的变迁，社会的主流话语也由“恋爱”转变为“革命”，在“恋爱”与“革命”的双重语境冲击之下，文学负担起更多的社会重担，由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变。而在个性解放的思潮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不但积极倡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甚至还踊跃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当中。他们将自己对“革命”和“恋爱”的独特体验贯注于文学作品当中，既真实地再现了一代人需要面对的

人生与社会的难题，也是自身的情感生活与革命想象的生动写照，开拓出一幅“革命加恋爱”的美丽画面。可谓正是知识分子作家们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的变更成就了“革命加恋爱”这一文学模式。“革命加恋爱”模式既是作家们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外现，也是他们带着特殊身份从事文学创作的使然。“革命加恋爱”的作家们大都是经历了社会剧变的热血青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既沐浴了五四的启蒙春风，也遭遇了革命的血雨腥风。作家们独特的生活情感经历使他们有着独特的心理体验。“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作家们大都有着骨子里的浪漫情愫，而且这时他们大都处于青年时期，“革命”、“恋爱”与作者纠缠在一起，成为作家们不可磨灭的心灵印记。正是这些独特的印记促成了“革命加恋爱”的书写。对作家而言，在小说中自由地表述超越伦理道德束缚的“恋爱”、激情地渲染打破一切现实规范的“革命”，既是作家自我形象的折射，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