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届高三作文素材积累一

2016届高三作文素材积累（一）

1、南方集中供暖，谁愿“在艳阳里大雪纷飞”？

11月15日开始，北京、河北、陕西等多个省市正式供暖，标志着北方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冬季供暖季。近年来，每逢供暖期，呼吁“南方集中供暖”的话题都会成为热点。记者调查发现，在集中供暖的北方，不少居民仍然要忍受室内的寒冷；而在南方有些城市，90％以上的城市家庭配有取暖设备。有专家认为，“南北方供暖之争”其实已经演化为“集中与分散”的供暖模式之争。（11月16日新华网）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却在南方被冻成了狗。”这个在网上流传颇广的段子，是不少北方人长期以来，对南方的冬日印象。这样的印象，在2015年被一首《南山南》所续写，“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当北方有供暖的时候，南方就开始在羡慕嫉妒恨里，一遍遍纠结“南北之界”的历史话题。

避暑救寒，不是轻奢的娇嗔，而是民生的责任。“记者调查发现”的事实，当然是客观存在，却与民意隔了好几层皮。一来，所谓北方室内寒冷与南方室内温暖，是碎片化的现象。就像供电了，还有停电的时候；供水了，还有污染的概率一样——能据此就推断出水电供不供无所谓了吗？二来，北方集中供暖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南方不少地区冷风嗖嗖，就算家里有取暖，无非是空调、油汀或取暖片，成本也好，效率也罢，跟集中供暖是“一个意思”吗？再一个，“南方90％以上的城市家庭配有取暖设备”不假，但，有多少人、多少家庭舍得没日没夜开着空调取暖？就算有心有钱又不怕耗费资源，都像北方那样送暖入户，估计城市电网早就瘫掉了。

泛泛的口舌之争意义不大，还是看看专业研究吧：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虽然并非所有南方城市有供暖需求，真正需要的大多是国家划定的“夏热冬冷”地区，包括上海、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川等，但，这些省份冬季室温，远低于北方城市集中供热时的室内温度。说了这些年，所谓南方集中供暖，当然不是一股脑把广深地区也纳入进去，而是切实考量到江浙沪等纬度区位，居民家里严寒难耐的现实，分省、乃至分市因地制宜。令人诧异的是，北方供暖成了惯例，当然没什么可说的。怎么谈到南方集中供暖，就要搬出经济、节能、环保账单来吓唬人？言下之意，还是算了吧。莫非，北方集中供暖是天赐能源、或者南方人天然抗冻？

有几个不得不说的现实，需要在南方集中供暖问题上好好考量：一是来自卫计委的数据称，2014年末中国流动人口达到2.53亿人，预计2020年将逐步增加到2.91亿人。“世界是平的”，南北方人口迁徙成为常态。纵使为了保护怕冷的北方人，南方严寒地区考虑集中供暖，也是个现实的民生吁求。二是随着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供暖需求会越来越强烈。一旦在“集中”层面得不到纾解，分散取暖的结果，恐怕只会在经济、节能、环保等方面雪上加霜。这究竟是公共利益之福还是祸呢？

南方不少高端小区，已经开始在集中供暖上做文章了。不过，行政的责任，交给开发商去代偿，这合适吗？在冰冷彻骨的南方，集中供暖不肯屈尊纡贵，难道仅仅因为南方姓“南”？是啊，若南方能以集中供暖，谁又愿跑到屋外“在艳阳里大雪纷飞”呢。（邓海建）

2、鼓励“紧急现场救护”体现公共担当

2015年11月16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明确：鼓励紧急现场救护。鼓励经过培训、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同时，强调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新闻晨报》11月17日）

紧急现场救护的重要性，通过诸多例子可以说明：2013年，在武昌地铁2号线光谷站出口发生感人一幕：一名小伙不幸晕倒在地，正好路过的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哈马德见状，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让小伙在现场苏醒过来。让哈马德他感到奇怪的是：围观的人群中，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拍视频，还有的在打电话，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施救。2014年2月17日，一位女白领突然晕倒在深圳地铁的通道里，在120急救车到来之前的50分钟内，竟然没有任何人对她采取有效急救措施，120到达现场时患者已经死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同“见扶不扶”一样，紧急现场救护也面临着“当救不救”的道德困局。

这其间虽然有“不会救”的能力问题，但更多还是“不敢救”的态度问题。救人之后被讹诈怎么办，如果出现了损害事件又如何处理，诸多顾忌让每一个想冲上前去的人，都会投鼠忌器，于是他们往往会选择拍照，拍视频或者打电话，甚至呼叫别人上前，但自己就是不愿伸出援手。对此，曾有媒体做过现场调查，“怕承担责任”成了很多人不实施急救的理由。因而，出台“好人法”给公众顾忌松绑，让好心人在公开场合无偿施救时免遭讹诈已无可回避。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解春称，中国公众的急救技能普及率不到5%。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一数字为85%，法国为40%，新加坡为30%。公众急救技能的普及率跟“是否愿救”的意愿密切相关，比如，《好撒玛利亚人法》在美国案例法中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并通过“免责式保护”而给公众权利松了绑。通过法律的保护式鼓励，让公众的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得到了极大提升，公众急救的意愿日益强烈，“见危而救”已然成为一种习惯性常态。反观国内，在“见扶不扶”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紧急现场救护也难以摆脱“见急不救”的尴尬。

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意味着，无论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害，都将由政府全部买单，从而实现了个人的“零风险”。这样的兜底保护可以说是释放了最大的善意，也是对紧急现场救护的最大激励，体现了公共责任应有的担当。事实上，当紧急救护本身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成为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一部分，为其后果买单本就是社会共治的一种延伸。近年来，从各地见义勇为立法的保护条款的扩大与深化，再到北京、海南、深圳等地将“好人法”原则纳入急救立法，折射的是一种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

急救也好，救助也罢，社会问题最终还得整个社会来解决。“见扶不扶”的道德困局，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用法律的手段去引导、保护和激发道德责任，是公共责任应有的担当，也公共管理伦理的体现。只有通过立更多的“好人法”去激励和保护好人，那么社会才会好人辈出，能人不断。（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