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二)

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二）第二章海路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唐朝是陆路对外交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得到长足进步，并取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的地位的时代。

由于唐朝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

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是在东南亚各地，一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

不仅以“唐”作“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为“唐衣”[5]，中国商为“唐舶”或“唐船”[6]，而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唐货”[7]。

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之为“唐语”[8]。

中国人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住蕃”；而外国人在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

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称之为“唐山”。

历时千载，绵不绝。

唐朝在海外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

第一节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辟与利用。

在唐代，取道南海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了南海交通发展和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交通地位的趋势。

较之前代，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全面和准确。

与此同时，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展在人类社会的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力。

早在先秦时代，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行技术，广州发现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10]。

《汉书》详细记载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里兰卡。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银盒、金花泡饰、象牙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等[13]，都证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存在。

东安帝永宁元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幻人”，《后汉书》中明确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帝国的称呼。

这位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来到洛阳的。

海西幻人的到，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

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

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朱应、中郎康泰扬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

归来之，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了更多的资料。

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

后秦兴弘始元年，法显从长安西，经沙漠道前往印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渡海至师子国，并在义熙七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

与以往不同的是，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的资料[17]。

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

银器中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文字（Aramaiccharacters铭文。

除了萨珊式银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世（YazdegerdⅡ，公元438-457年）5，卑路斯（Peroz，元459-484）A型1枚，卑路斯B型11。

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西溪河入海处，这批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航海出使赤土国，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

常骏一行到达赤土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表，金函封之”[19]。

在增进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质文化的交流。

根据常骏等人的行写成的《赤土国记》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的记载。

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得知的。

义净，俗姓张，齐州山庄人[21]，7岁入土窟寺学佛，因“仰法显之雅操，慕奘之高风”，在18岁时，萌了前往印度取经的愿。

高宗咸亨元年他从长安回到了故里，辞师尊，准备西行事宜。

次年，经扬南下至广州，得到州使君冯诠家族的资助，搭乘斯舶，开始了西行取的漫漫征途。

时年37岁。

义净由州南下，直航室利佛逝，经末罗瑜、羯荼，复经裸人[22]，转向北航行，抵恒河海处的耽摩立底国登岸。

经多年学、游历印度各地后，武后垂拱元年离开那烂陀寺，自摩立底登舟，沿原路东。

中途留在室利佛逝著述翻译。

这时发生了件有趣的事。

据义自己记述，永昌元年，义净上佛逝港口一艘商船，欲托人捎到广州，求取抄写梵所需的墨、纸，并雇佣抄的帮手，但是由于商船因乘便，未及通知义离船登岸，便升帆海。

义净“求住无路”，无意被载回了广州。

而他多年涉辛苦得来的五十余万颂佛经则被留在了佛逝。

为了取回经，义净在同年又搭载商舶再返佛逝[23]。

天二年，净托人将撰成的《大唐西求法高僧传》和《海寄归内法传》及“新译论十卷”带回唐朝，自己武后长寿二年启程到广州，并在证圣元年北抵洛阳。

这时他已61岁。

义净带回梵经律论四百部，合五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三百粒。

女皇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迎接，“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

”[24]仪式之崇隆，遇之优厚，甚至远远超过了贞观年的玄奘。

西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貌。

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和《南海寄归内法》两部直接反映唐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供了宝贵资料。

《求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五年到武后天授二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

由海路西行的次数陆路的比率为2.3:1，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代陆路地位的趋势2.贾耽与广通南海道唐朝声威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

宋人朱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行于东南，故蛮夷呼国为唐。

崇宁间，臣僚上言‘外指中国为唐、汉，形文书，乞并改为宋。

谓如用唐、汉法之类。

’诏从。

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特有华夷之异尔。

”[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华”字，取代具体的朝名称。

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

从这段记载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事实。

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航能力的增强。

德宗朝宰相贾耽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好地理学，凡四夷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蛮之土俗，区分指画，究源流。

”[30]后撰写了《皇华四达》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40卷、《关中陇右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录》10卷、《吐黄河录》4卷等许多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文中得知的。

贾耽记述了当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最重要的资料。

这里根据贾耽叙述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峡为一段；马六甲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又二日至象石，西南行日至占不劳山，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又一日行，古笪国；又日行，至奔陀浪国；又两日行，至突弄山；又五行，至海峡海峡北为罗越国，南为佛国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诃陵国，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又四五日行，至胜州；又西五日行，婆露国；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行，至师子国。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又经西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日行，至拔国；又十日行，经小国，至提国。

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余，至提罗卢和国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自此小舟溯弗利剌河，二日至末罗国；西北陆行千里，即至大食国都城报达。

在唐朝人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行至波斯湾东岸一为“海东岸”，而自非洲大陆东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则为”海西岸”。

以上从没来国乌剌国，为“海东岸”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

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32]，自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萨伊瞿和竭国，又西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又西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国，又一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从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从东非沿海至乌国约需48天。

贾耽对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

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下，贾耽才会对东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得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应该引起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反映了大食帝国在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