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定位

第1期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定位

郭海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广东珠海

519087）

［摘要］近年来，关于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与课程定位问题争议颇多，有“人文论”、“文学论”、“文化论”、“工

具论”等。由于客观存在的各类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大学语文必须“因材施教”。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定位应为：面对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语文能力的现状，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具体需求，坚持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强化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体认和把握，也要提升学生对汉语的应用能力与水平。实现这个功能目标，需要从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标准等方面入手。［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目标；课程定位；文化素养；实用语文能力［中图分类号］H1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5136（2012）01-0079-05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12-03-01

郭海军（1964-），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

“语文”的出现，距今已近七十年。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学堂，从西方引进教学理念和课程教材，只以当时称作“国文”的课程来教授中国历代古文。

“五四”以后，国文课受到冲击，小学改设“国语”，教材多选用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口语特点鲜明。中学虽仍开国文课，但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

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语文”

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却因抗战爆发而被迫终止。建国后，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此建议被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采纳并推向全国，自此，“语文”成为中小学的一门主课。而“大学语文”在建国前，则被称作“大一国文”或“大学国文”，20世纪50年代曾短暂恢复。

1980年8月，徐中玉、匡亚明两位先生联合倡议，在全国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自此，这门课在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中，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曲折路程,有成就，也有很多未解的难题。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及教学效果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很多高校把作为必修课的大学语文变为选修课，有的甚至停开。一时间，大学语文课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鉴于这种现状，《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

媒体在2004年连续发表了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进而有关大学语文教改的努力和尝试也在不断深入。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也提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至此,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

在高等学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

然而，大学语文课到底要教什么、如何教？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定位？对于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层次的非中文专业学生，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应不应该有所变化？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和特色体现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从大学语文课程自身内部来寻找答案。

一、争议与问题

回顾近些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颇多争议，大都集中在教学目标与内容定位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

Vol.19No.1

Mar.201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

徐中玉先生在他主编的《大学语文》（第八版）前言中指出：

“大学语文课程是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增进文化修养的主要课程之一”，“这门课不能成为一门单纯的思想观念课,而应是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文学课”，“我们对大学语文性质的定位,必须避免长期存在且有很大影响的两种思维模式。一是工具性模式……二是文学史和文化史模式……这两种模式，恐怕还摆脱不了工具性的束缚，为过多的实用性所牵制，淡忘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的学科根本属性”[1](P1)。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应该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的“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2]。

这种有代表性的、被很多高校所认同的课程属性，决定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必然是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主体，通过阅读、讲解、思考、讨论、习题等教学过程，使学生增强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感受到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如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按照“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冰雪肝胆”、“洞明世事”、“以史为鉴”、“故园情深”、“礼赞爱情”、“关爱生命”、“亲和自然”、“诗意人生”十二个专题精选名篇，贯穿始终的是“寓教于文”的教学理念。

以这样的目标和定位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导致的问题是明显的。且不说“诗意人生”与“浩然正气”、“冰雪肝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就是《拣麦穗》一文如何体现了“冰雪肝胆”，也很难说得明白。这种主题先行，然后选名家名文硬性搭配的内容设置，仿佛是思想品德课的另类翻版。同时，不同体裁的篇章杂糅在一起，也难以让学生领会到使内容存在的文章形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其“高四语文”的弊端显而易见。

（二）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文学鉴赏能力的提高（文学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大学语文的根本属性是文学，其主体是文学作品，目的在于延续高中阶段的文学教育，通过深化文学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来进一步提升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文学能力。在课程内容上，不同的教材体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以两种有代表性的教材为例。王步高、丁帆主编的《大学语文（简编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按照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线索，自先秦到当代精选篇章，在60

万字的篇幅内概括出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目的在于使学生对文学史知识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实质上就是对中文专业中国文学作品选的浓缩。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编撰的《大学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虽然也是依据文学发展史的顺序选文，但更关注学生在文学鉴赏理论的基础上，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认识；强调学生对汉语母语美感的体认，以提高文学修养。

事实上，对于各类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把文学专业的某一部分内容拿来做浮光掠影式的展示，能不能实现教材编写者的初衷，显然不难确认。目前，大多数高校都规定大学语文的课时为32课时，在这有限的课时内，怎样实现上述的教学目标，达到既定的教学效果呢？由于授课时间的限制，只能采取蜻蜓点水式的教学方式，由教师运用传统手段分析讲解教材内重点的篇章作品，其他篇目一带而过。这样的“文学作品精读”，似乎不能适应非中文专业学生提升语文能力的实际需求。

（三）认为大学语文应定位于文化综合素质的提升（文化论）

著名语言学家王宁教授提出，大学语文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大学语文应该是一门使大学生对祖国的灿烂文化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基于这样的课程定位，王宁教授参加主编的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名校合作的体现新的教学理念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7年修订），着眼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以“拼盘式”结构涵盖了文学、哲学、历史、科技等领域。全书分为二十五讲，包括“《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起源”、“《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孙子兵法》与古代军事文化”、“《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

“书法艺术与汉字文化”、

“《哈姆雷特》与莎剧的中文译介”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甚至以多名教授各讲一个专题的方式开课，改变了传统大学语文课堂由同一个教师从头讲到尾的授课形式，教学效果良好。毋庸讳言，这种开放性的课程探索对多年来封闭保守、面临困境的大学语文，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价值。

问题在于，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名校的师资力量来这样开设大学语文课。如果按照上述的课程定位，大学语文与中国文化概论的区别在哪里？“杂拌”式的内容组合，是否能体现大学语文课应有的系统性与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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