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研究——跨国公司管理课程作业马腾 00825102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是一个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分工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中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近些年也有了迅速发展。

由于企业战略和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企业有着显著不同，中国企业实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与之前在发达国家情境下被广泛研究的问题也有显著的不同。

对此，本文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一些浅显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正文】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重要、复杂且不可逆的过程。

由于涉及到企业未来的全球发展战略并占用企业相对较多的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决策可对企业的生死存亡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哗J。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

而这些研究可以的理论基础可以归于下列五个大类：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点、制度基础观点、战略行为理论以及其他理论。

在对文献的回顾中，不同的理论方法，框架和模型被用于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

虽然之前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支持以上五类观点，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性，这些观点不一定能在中国情境中被恰当地应用。

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具体回顾这些理论，并对这些理论与观点进行探讨。

(一)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原理源于Hymer关于市场不完备性的论文。

这一理论的核心论点为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相应组织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将交易成本最小化并且将长期风险调节有效性最大化。

不同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控制与资源承诺。

而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则是一种对控制程度与资源承诺成本的权衡，并且这种权衡依赖于四种决定企业最优结构的因素，即可交易专属性资产、外部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与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

但也有学者指出，除这四种因素外，企业还需要权衡子公司利润对于母公司利润的重要程度这一因素。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进行交易成本分析时，需要考虑更大范围的控制程度而不仅仅是包括整合与外包等特例。

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包含较多专属性资产，或者合作方有较高可能性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需要采取高度控制。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理念与市场不完备性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理论一致。

它有力地解释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已有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寻找市场而对外投资。

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跨国公司拥有公司特定资产，即特定所有权优势。

当这些特定资产进行跨越组织边界的交易时，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组织之间，都会产生交易成本。

当前一些中国企业也拥有某些特定的所有权优势。

当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多的是利用它们母国所特有的优势，例如中国的生产成本优势。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中国企业内部化国家特定优势的交易程度仍缺乏足够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资源基础观点资源基础观点认为，一家企业可被认为是由各种能力和知识组成的集合体，在这一集合体中个人能力、组织与技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由于这些资源与企业间存在着特殊的连接。

这些资源对于企业整体的价值大于其对企业所处的某个市场的价值。

有学者认为，资源基础观点应当强调：将原有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生产性资源用于新的市场或商业领域。

但也有学者认为，资源基础观点应强调：一家公司在外国市场的运营受制于它结构上与经验上的资源，并且它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必然受制于资源能力以及企业的历史经验，比如国际化经验与资产规模。

资产规模较大且国际化经验较丰富的企业往往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更能承受较高的资源投入并且能独立运营；小规模且国际化经验不丰富的企业则常常需要通过其它企业来共同增强双方的能力以面对这种海外运营能力的限制。

由资源基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企业倾向于拥有一家完全控制的海外子公司，而这种倾向的实现程度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数量。

但是，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企业资源。

传统资源基础观点认为，规模和经验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限制因素。

虽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资产实力，资产质量和国际经验方面一般处于劣势。

但这些因素并没有能够限制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并且中国企业进行的投资中大多数是以控股的形式。

这个现象说明，相比于典型的发达国家企业，中国企业可能拥有不同的特定资源。

虽然面对来自规模和经验因素对资源的限制，中国企业可能利用其他方面的特定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意义上资源劣势的限制作用。

而这些特定资源的具体内涵，则需要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制度基础观点制度基础观点认为，企业进行战略选择是基于制度与组织的动态相互作用。

企业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由于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学者对于新兴经济体不断提升的兴趣，在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以及制度差异对市场功能的影响程度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有研究中，学者将制度环境分为三类：规制型(包括用于保证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法律与规章制度)，道德型(包括社会价值观、文化以及社会规范)，认知型(包括社会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已建立的认知结构)。

组织之所以选择一种特定的构成形式并付诸实施是因为这种形式能受到规制与道德的认可，能满足组织对环境中资源的依赖，或者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是合适的。

当运用制度基础观点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的战略选择时，它强调获取制度合规的重要性。

当其它理论流派将制度环境作为决策制定的背景或外生因素来处理时，制度基础观点则既强调制度因素对于国家环境的强制影响，也强调决策制定者在寻求新投资条件时的认知限制。

实证研究指出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需要克服东道国的政治与文化障碍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这种投资方式更受青睐。

这是因为合资企业能使得母公司更少受到东道国政府歧视性对待，并且这种方式能使得企业通过向当地合作伙伴学习来更好地适应当地文化。

同时，实证研究还表明一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战略还会受到它以前在相同或相似制度环境下的成功进入经验的影响。

制度基础观点认为制度的合规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核心。

该观点认为，当在东道国面对一个受限的规范制度时，投资方可能必须为了满足合规性而妥协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也依赖于决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

决策制定者的认知会受到相同或相似制度环境下其之前行为的影响。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它们中的大部分只有有限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也没有制度化。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最佳方式可以参照，因而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不会被认知习惯所严重影响。

于是，传统的制度基础观点在研究中国企业时将遇到挑战。

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母国的制度环境，却忽略了母国政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直接影响。

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考虑到政府对这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保持着重大的影响。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激励或者政府管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方案批准体系，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被不同阶层的政府所影响。

因而，当现有的制度基础观点应用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时，它们需要扩展，应当包括东道国与母国双方的制度环境，以及东道国与母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

(四)战略行为理论战略行为理论认为一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是为它的战略行为服务的，既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企业灵活性，也要帮助企业获取更好的市场地位，或是帮助企业实现全球协同效应与其它全球战略动机。

有学者指出，为了实现企业的全球战略目标，企业各业务单元的紧密协作变得日益重要。

这一理论提出的理念与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相关度较高，因为这些企业走出国门多是为了追求不同的战略目的。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市场寻求与资产寻求的目的旧J。

对于市场寻求动机，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对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资来利用母国的低成本生产这一竞争优势。

而关于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曾有学者指出：如何使企业的资源与环境相匹配，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适合将成为这类投资的关键问题。

合适的对外投资决策能帮助企业实现与东道国行业环境的战略适合。

对于资产寻求动机，中国企业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跳板”来获取所需资产。

此外，中国企业可能也会寻求全球导向下的特定战略动机，比如为进一步的全球扩张做准备或者改善现有海外业务的全球竞争地位。

由于这些战略动机的实现可能需要单个海外子公司放弃部分短期利益来为整个集团的战略目标服务，因此如果母公司对海外投资维持有效的控制，则使得这些战略目标更好地实现。

战略行为理论假定，战略适合和战略目标都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决策。

但是战略适合和战略目标这两类因素可能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战略适合对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重要，而对以全球战略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寻找资产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说，战略目标是关键。

因此，当运用战略行为理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研究者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分析战略适合和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并关注其中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支配影响力的方面。

(五)其他理论（1）议价能力理论议价能力理论认为，现实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是由投资方的偏好性以及投资方与东道国政府谈判的结果来共同决定的。

基于投资方与东道国政府各自的议价能力，双方的议价过程将导致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合规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议价过程就是投资方实现在东道国的制度合规的过程，而这又与制度基础观点中的规制类型有较高的契合度。

（2）国家文化理论国家文化理论则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决策制定者的国家文化背景联系起来。

管理者在管理与自身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企业时往往更为得心应手，因为他们对这类企业可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

国家文化理论假定文化会由于国别差异而出现系统性差异，而个人会受到他所处文化的影响。

这一理论与制度基础理论中的认知型类别有较高契合度，因为两者都认为个人会受到社会中已建立的认知结构的影响。

（3）决策制定过程模型决策制定过程模型是建立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须被认为是一种多阶段的决策制定过程这一核心假设上的。

在决策制定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外国市场进入的目标，现有环境，以及相应的风险与成本,与决策制定者和决策任务的特征相关的因素。

【参考文献】[4] 吴暑震.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分析和改善研究[D]苏州大学, 2002 .[5] 李春峰.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对外贸易[D]湘潭大学, 2002 .[6] 毛中根.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组织[D]湘潭大学, 2002 .[7] 陈华. 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2 .[8] 乔晶.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西南农业大学,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