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

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舞台,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从此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时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也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帝国主义以中国封建势力作为其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中国封建势力则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二者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成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中华民族备受凌辱奴役的总根源。

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

所以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

那到底是什么促使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呢，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不仅是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而且也是由于辛亥革命后，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国际条件。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萧条与混乱，引起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怀疑，他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和魅力，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真理的途中，认识到必须改变学习的方向。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

由于俄国与中国相邻，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其国情与近代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更为深刻，最终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条件。

1915年，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起点，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出了统治人们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提高了民主主义思想觉悟，唤起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和继续追求救国真理的热情。

他们创立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刊物，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这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阶级，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阶级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说明了弄清革命对象的极端重要性。

1.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为什么说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因为帝国主义直接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控制、操纵中国，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本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控制、操纵中国，最终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

政治上，西方列强践踏中国主权，先后割占了中国的香港、澳门，及中国西部、北部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台湾省；中国的海关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和外交主权等步步丧失，他们在中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设立了几十个租界，强迫开放100多个通商口岸。

经济上，帝国主义控制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航运等，获得了兴办工矿企业、铁路，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特权，牢牢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还给中国政府各种附有苛刻条件的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收入；同时利用各种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获取高额利润，《马关条约》后又直接投资设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无法与其竞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文化上，通过传教，办医院、学校、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实施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培养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买办文人。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文明和发展，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阻碍中国的自主发展，防止出现一个摆脱它们控制以至于与它们竞争的新型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又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从此，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

但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叫嚷的“侵华有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客观上发生的作用是有限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加紧勾结，随着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这种作用不复存在。

许多货币持有者在经营工商业获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都热衷于兼并土地，很少有投资工业的兴趣，帝国主义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得不到顺利、充分的发展，不可能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半封建状态。

因此，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反帝斗争贯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

但是由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侵华的方式不同，反帝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

如帝国主义直接利用战争形式侵华，反帝则表现为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形式。

更多时候帝国主义侵华是通过控制中国封建势力而实施侵略，反帝则通过打击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本国封建势力来进行。

在中国，反帝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2.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因为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另一个主要的障碍。

封建主义的统治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和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是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也是广大农民深受剥削、压迫，生活极度贫困的经济根源。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封建经济。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前提的。

封建地主通过出租其占有的土地对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施残酷的封建剥削。

地租量一般占到收获量的一半左右。

这种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他们很大一部分必要劳动。

除残酷的地租剥削外，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受到苛捐杂税的压榨。

在这种封建剥削制度下，广大农民极度贫困，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因而不可能提供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粮食、原料、资金和广阔的市场。

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便缺少最起码的条件。

封建剥削制度还是中国官僚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

地主阶级控制着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

许多地主充当着各级政府的官吏，许多官吏搜刮民脂民膏之后又去农村购置田产，成为新兴地主。

这些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成为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

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摧毁土豪劣绅在农村的统治，就不能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封建主义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都是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进行的。

一方面，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保持中国的封建秩序，保持中国的封建剥削关系在社会经济中的优势，以作为它们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腐朽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也企图以帝国主义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靠山。

这样，为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为了阻止新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就形成了互相利用的反动同盟。

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3.官僚资本主义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客观作用之下产生起来的，它分为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

其中官僚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对象是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的官僚资本最早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阶级凭借政治特权，进行超经济剥削和掠夺，逐步积累了巨量财富。

至1936年前后，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

这个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集中了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与国家政权结合，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直接利用政治军事权力，以超经济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而形成的垄断资本。

因而具有极强的垄断性、买办性和封建性，代表着一种极为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官僚资本主义的超速发展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不可能把中国社会引向繁荣富强之路，只能造成中国进一步的贫穷落后。

在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民族工商业经营艰难，日益萎缩；农村经济一片凋敝，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

就这样，官僚资本把中国搞得民困国弱，终于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