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一)

“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一)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20－30年代的民国知识界风行一时，然而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它却终告衰歇。

究其缘由，无疑是受到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具体说来，这大致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原因，首先在于它受到了自身固有缺陷的内在制约，尤其是因为它始终拘泥于考据之学，从而不仅无法适应现代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无法满足当时人们日益增长的思想需求，这在胡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

1]确实，胡适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都不脱考据色彩，甚至还可谓带有某种“考据癖”。

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历庐山后，写了一篇《庐山游记》。

在这篇游记中，他逐一考证了江西纸牌与徽州牌的不同、三叠泉发现之时间、开先寺的来历、归宗寺的传说等一系列问题。

或许是自己也觉得其中的考据色彩过于浓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说：“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

……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

”2]由此可见，因为受到性情与思维惯性的牵引，胡适已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乃至难以自拔的“考据癖”，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国故”的视野与成就。

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脱考据，这势必造成他对一些不适于考证的问题无法加以深入的研究。

梁漱溟便曾经批评胡适说：“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3]冯友兰也客观评价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

”4]其二，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学本身，而未能吸收社会科学的其它方法，胡适的考据成就其实也十分有限。

唐德刚就曾直言指出：“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头头是道。

但是如果碰到……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

……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

”5]其三，由于陷入了个别史实的琐碎考证，胡适往往忽视了对通史的研究。

他自己即曾说：他在二战之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

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

6]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针砭的那样，“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零碎的获得”。

7]然而，因为过于注重个别史实的细节考证，一味笃信“见树不见林”的“实验主义”，笼统排斥一切“史观”，胡适显然无法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难以满足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

梁漱溟就批评说：“先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

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提示，我们非请教不可。

……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8]但对于梁漱溟的这番质问，胡适却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

与此同时，考据史学在胡适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种局限性，同样也贯穿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始终。

其一，因为片面强调考据，导致了许多大学国文系课程明显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的鉴赏。

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经针对清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状况评论说：“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

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

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

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乃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

”9]其二，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

10]确实，由于过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对疏通与推论，“整理国故运动”在某些缺乏史料的问题上，难免显得无能为力。

譬如，史语所虽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毕竟无法将中国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复原，而它又向来以所谓“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相标榜，以至于长期以来，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始终付之阙如。

有鉴于此，李济晚年就曾反思说：“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

说得简单一些，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应该根据科学的事实写历史，同时也应该用文学的手段写历史。

……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

”11]其三，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它欠缺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不可能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牟润孙曾经十分尖锐地针砭说：“综观此一时期之史学，当其初也，沿袭五四以来之积习，仍多以考据为专业，而偏重材料。

……治史者咸致力于寻求罕见之典籍文物，苟有所获，则不问事之巨细，题之轻重，旁征广引、附会渲染以为文章。

……今日史学之衰，在于舍义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寻琐屑之事为务，诚所谓未闻大道也。

”12]平心而论，“整理国故运动”的反对疏通与注重考据，对当时学界所盛行的空疏风气，确实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它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强调考据之学，绝对排斥“史观”的指导；甚至将研究目的仅仅定位于整理史料，而忽略了探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也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如果说在运动的初起阶段，这种局限性体现得尚不十分明显；那么，随着运动的开展，考据史学的弊端终于逐渐显露，并最终严重制约了“整理国故运动”的继续发展。

二、主观心态的转变今天看来，“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除了受到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之外，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

这主要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乃至于当时就有人感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一，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学人难以继续埋首故纸。

尽管不少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者，一再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相勉励，但正如钱穆在1951年所质问，“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13]确实，对于深受“经世致用”观念熏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从关心文化到关心政治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

14]例如，夏承焘即曾在日记中，屡次忏悔自己“沉醉于故纸”。

1931年9月22日，他便写道：“念国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犹敝心力于故纸，将贻陆沉之悔”。

1935年7月8日，他也再次表示：“国难如此，而犹沈缅于此不急急务，良心过不去。

拟舍词学而为振觉民文学。

”7月16日，他又说：“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

”15]与此相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汤用彤南下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撰写《大林书评》时，也不由在序言中感叹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

”16]又如，吴晗也在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适，针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政府的软弱无能，慷慨激昂地声明：“假如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煮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还说：“过去4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

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

”17]而当时刚在考古学界崭露头角的刘燿（尹达），则更是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史语所，毅然奔赴延安抗日前线。

离所时，他还曾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跟着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18]在此期间，甚至连曾主张“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的顾颉刚19]，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忧虑和不安。

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团遍访华北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状况以及民族危机的临近。

归来之后，他就说：“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20]1933年11月20日，他在应《东方杂志》之邀撰写新的一年《个人计划》时也坦承：“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还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说：“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实在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恨遭逢的时代太坏，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无法安心工作，所以仅得如此，否则成绩一定超过现在十倍。

”22]而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说：“华北问题愈闹愈紧，使北平学人失其向学之心”23]。

显而易见，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再也难以专注于“故纸”的钻研。

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近几年来，日帝侵略，局势变化，青年学子心内充满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国是的热汗，……无闲情逸致的好好读书与研究科学，于是读书与科学又在这样局势下，大受顿挫。

”24]董允辉也在致陈垣信中感言：“今中国学术衰歇，后辈小子能知以学问为务如生者，恐亦不多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