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４　２０１３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张　毅［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元诗学与书画艺术相融合的现象学研究”（１０ＢＺＷ０４５）［摘要］　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它贯穿儒家的经学与理学，呈现出由宇宙论到本体论、由天道观到心性说的发展过程。

儒家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诗歌声律论和文学创作论方面，更是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诗性智慧，使诗人由体验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境界，进到全身心融入自然山水的“天人合一”境界。

［关键词］　阴阳五行；天地之心；声律；物感；诗学［作者简介］　张毅：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阴阳五行原只是一种古人用来解释天地万物生成和社会变化的学说，当它与儒家的天道观和人性论相结合后，便形成涵盖宇宙人生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成为支配中国人思想和审美判断的文化基因。

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诗为天地之心，以为诗歌之所以能感天地、动鬼神，在于诗能体现天道的变化，其声韵音律反映季节气候的自然律动；二是说天地四时的物色感动诗人情思，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因此创造情景交融的诗境；三是于“无极而太极”的自然造化中领悟诗之神理，达“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天人合一境界。

由开天辟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论和天道观，到“太极即理”、“诚即所谓太极”的本体论和心性说，是儒家阴阳五行思想两个相关联而又有所不同的发展阶段，充分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诗性智慧。

一阴阳五行作为一种以阴阳分判天地和以五行配四时的宇宙论和天道观，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思想基础，也对纬书的过度阐释有深刻影响。

诗纬《诗汜历枢》里的圣人“明义以炤耀其所暗”和“《诗》无达诂”两段文字［１］（Ｐ４８２），均出自汉代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

解经追求微言大义，是董氏“《诗》无达诂”说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成为纬书附会经义的思想根据。

纬书是发明经义的，既然对经的解读可以没有达诂，也就很容易用流行的阴阳五行说附会经义，构成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诗纬《诗含神雾》说：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集微揆著，上统—２—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

［２］（Ｐ４６４）以诗为天地之心，意味着诗人可代天言志，体现天意之微，于是有“四始”、“五际”之说。

诗纬《诗汜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

《四牡》在寅，木始也。

《嘉鱼》在巳，火始也。

《鸿雁》在申，金始也。

”［３］（Ｐ４８０）这里讲的《大明》和《四牡》等，均为《诗》三百篇里的诗歌。

所谓“四始”，是将《大明》等四篇诗，与五行中和四时相配的水、木、火、金相比附。

而“五际”则是把《天保》等五篇诗，与表示阴阳二气消息的八卦方位图中的亥、戌亥、卯、午、酉等时辰相配。

所谓“卯，《天保》也。

酉，《祈父》也。

午，《菜芑》也。

亥，《大明》也。

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

亥（当为戌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

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

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

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４］（Ｐ４８１）。

这样一来，表现人之性情的《诗》，也就与由阴阳五行支配的天时相关联，为天人相感产生的神秘经典。

诗纬是谶纬神学的一种，其特点是把天人感应的灵异之说附会于对《诗经》的解读中，使《诗》诡为象征性的谶纬神学隐语，似含有“天”意，可预决吉凶。

如汉元帝初元元年多水灾和地震，以传《齐诗》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翼奉奏封事曰：臣闻之於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

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

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

《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

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臧六体，五臧象天，六体象地。

故臧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

［５］（Ｐ３１７２－３１７３）这种宣传天人感应的以灾异说诗，在汉代的诗纬里是很突出的。

如《诗推度灾》说：“上出号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惊蛰。

睹旗鼓，动三军，骇观其前，动化而天情可见矣。

逆天地，绝人伦，则天汉灭见。

”［６］（Ｐ４６８）以为诗小雅《十月之交》象征阴阳错位，天下将乱，所谓“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崒崩，人无仰。

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７］（Ｐ４６９）。

又把某些诗看作天或神的预言，以为能给人以种种灾异的暗示。

如此“无达诂”的解诗，除了制造迎合当政者而曲学阿世的神学谶语外，就几近于六经注我的随意发挥了。

阴阳与五行的融合以天地间四时气象的变化为契机。

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朗朗乾坤分判阴阳两仪，产生四时气象，天道即由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变化来体现。

《周易正义》在解释《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说：“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

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故唯云四象也”［８］（Ｐ７０）。

阴阳五行之气即天地四时之气，人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实为天地之心，故汉儒除了用阴阳五行解释天道的自然气候变化，还用它来说明通人之性情的治道。

翼奉说：“臣闻之於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

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

知下之术，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

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

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礼经》避之，《春秋》讳焉。

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

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诗》曰：‘吉日庚午。

’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

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９］（Ｐ３１６７－３１６８）。

以为可用十二律来统御四方民众喜怒哀乐的情感，构建奉天承运而上下和谐的社会。

所谓“参—３—知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

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

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

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１０］（Ｐ３１７０）。

六情谓人的六种性情，即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婪；律指与天文历法相配的十二乐律。

在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合的十二乐律中，黄钟大吕被视为正声，以黄钟对应冬至所在的仲冬月份十一月为子月，而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月。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

道，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

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１１］（Ｐ１００－１０１）基于这种天人感应学说，天文历法可与十二律相配，而十二律源自古乐的十二调。

《周礼·春官》云：“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

”［１２］（Ｐ４２）《吕氏春秋》谓：“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

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

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

”［１３］（Ｐ５１－５２）十二律可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

阳律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律六：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这些音律与一年四季月份的定数都是十二，汉儒在究天人之际时便把十二律和十二月联系起来。

依照《礼记·月令》上的记载，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夹钟；季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其音徵，律中中吕；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宾；季夏之月，其音徵，律中林钟；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则；仲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南吕；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无射；孟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应钟；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黄钟；季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大吕。

天文历法的节气与音乐声律的对应关系，就这样通过类比思维的方式建立了起来。

天道通过春、夏、秋、冬的节气变化来显示其周而复始的规律，反映自然界四季气候更替流转的乐律，在吟咏性情的诗歌声律里当有所体现。

齐永明诗坛“四声”说的倡导者沈约在《答甄公论》中说：“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

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

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合有其义，故不标出之耳。

”［１４］（Ｐ１０２）以为反映一年四季气象的平、上、去、入四声之象，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故四象既立而万象生，四声既周而群声类。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

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

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

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

气力穷于和韵。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

”［１５］（Ｐ５５２－５５３）唐代到中土来学习的遍照金刚弘法大师认为：“虽然，五音妙其调，六律精其响，铨轻重于毫忽，韵清浊于锱铢；故能九夏奏而阴阳和，六乐陈而天地顺，和人理，通神明。

风移俗易，鸟翔兽舞。

自非雅诗雅乐，谁能致此感通乎！颙、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徒竞文华，空事拘检；灵感沈秘，雕弊实繁。

窃疑正声之已失，为当时运之使然。

”［１６］（Ｐ３９６）在评论从齐梁到唐初的诗歌声律论时，他以阴阳五行揭示的自然音律为准绳，认为诗歌声律之美的关键在于音之轻重与韵之清浊的协和，而“四声”、“八病”之类的声病说则未免失之琐碎。

但在唐初的诗式、诗格著作里，各种声病说甚为流行，以至在“八病”的基础上扩展至二十八病，将作诗的“病犯”由声韵扩大到字义、结构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