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刘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把管子与霍布士对比。他很赞同霍布士所说：“国建而法制生，于是人人之权利，各有所限，不能相侵，于是正不正之名词始出焉矣。”他也赞同《管子》的说法：“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梁启超认为，《管子》中所说的“分”，就是“权利”，“创设权利，必借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人民之所以乐有国而赖有法者，皆在于此。”他认为管子的话，正与霍布士的法定权利义务说相吻合。管子主张“以法治国”，就是为了“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9〕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中，人们的个人权利观念淡薄，《管子》一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用法律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思想。梁启超把管子与霍布士对比，是牵强的，是用他自己的观点来改造管子。不过，他假托古人所宣传的西方近代法治思想与权利义务观念，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

梁启超不仅从法理上论证，而且从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实行法治的根据。

他认为，中国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最有特色，在实践中也最有成效。他说：“法治主义，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里头，算是最有组织的最有特色的，而且是较为合理的。当时在政治上很发生些好影响。秦国所以强盛确是靠它。秦国的规模传到汉代，很有四百年秩序的发展，最后极有名的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因为笃信这主义，才能造成他的事业。”〔10〕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政绩留传于后世的，都与实行法治主义有关。中国是如此，外国亦然。百年以来，欧美各国由于实行法治，使得“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

怎样才能实行法治？梁启超认为，要实行法治，必须维护法的尊严，作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他说：“立法非以为观美也，期于行焉，欲养成人民尊重法律之习惯，则当一法之将颁，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力以盾其后，若法意虽甚善矣，而形格势禁，不获举而措之，则毋宁暂缓焉。”〔11〕立法不是为了摆样子装门面，而是为了实行。立法而不能实行，还不如不立。他赞扬先秦法家令行禁止、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认为法家法治主义可贵之处就在于“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管子既言法治之必要，而所举法治之实，则尤在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如果立法之后，国家对违法行为“莫能纠察焉。或朝令暮改而人民莫知所适从焉。凡此皆是以坠国家之威信而亵其主权。”国家不能取信于民，任何法律都起不了作用。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的时弊，就在于政府失信于民，令不行，禁不止。“堂堂五万万人之中国”，而屈从于“区区五千万人之日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是“法无不立，令无不行”，而中国却是“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12〕因此，法治主义“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瘳疾者也。”〔13〕法治主义是当今中国医治沉疴，振兴国家的苦口良药。

梁启超认为，要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还必须注意法的系统性，立法应成龙配套。他把立法事业，比作“锦之交丝”、“机之运转”，认为“单丝不足以成文，只轮不足以发力”。同样道理，“无论何种单行法，莫不与他法相丽，而始完其用”。任何一种单行法都需要有其他法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立法时“其精力固当集注于本法之中，其眼光尤当四射于本法之外。”〔14〕如果不作通盘考虑，“头痛灸头，脚痛灸脚”，再好的法律，也会成为纸上空文。早在本世纪初，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了法的系统性问题，强调诸法要协调一致，应该说，这是他的远见与卓识。[NextPage]

二、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

如上所述，梁启超是民权思想的鼓吹者。在戊戌变法前后，他连续发表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十九世纪为民权之世界，开放民权已成为当今历史的潮流。法国大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就因为争得并保全了民权。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帝王都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实行专制独裁，其结果是君权日尊，国威日损。因此，只有兴民权，才能救中国。这种民权思想体现在他的法治思想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立法权应属于国民。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首先要解决立法权问题。“立法权之附属”问题，“为立国之大本大原”〔15〕，“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16〕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君主独揽立法权，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废法。梁启超指出，这种制度已不合当今的世界潮流。“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浸逼浸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立优胜劣败之世界。”他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认为“利己者，人之性也”，“操立法权者，必务立其有利于己之法，此势理所不能免者也。然则使一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众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众人”，“夫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此不问而知为专制君主所立之法也。”〔17〕因此，要实行法治，就应效法西方文明国家，把立法权交给“多数之国民”，使法治和民权结合起来。这样，法律才能成为保障“人民参政权，服官权，言论结集出版迁移信教各种之自由权”〔18〕的工具。

2.立法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旨。梁启超继承与发挥了黄宗羲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的思想，认为实行法治，必须立善法。他说：“管子信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19〕他不同意慎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的说法，认为“法而不善，则不肖者私便而贤者束手焉。无论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为治。”〔20〕何谓“善法”？梁启超认为，“善”与“不善”的划分标准，就在于为谁的利益服务，判断是非善恶，应“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旨的法就是“善法”。因为“众人之利重于一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甚明也。”〔21〕不善之法与此相反，它是以谋求个人或极少数人的私利为主旨。“乱国之立法，以个人或极少数人之福利为目的，目的不正，是法愈多而愈以速乱亡。”〔22〕主张立法应以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目的，这是梁启超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思想的又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