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阐述《论语》中“仁”的思想

“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论语》中所重点提及和阐述的概念。《论语》一书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再传弟子言行的对话录，据杨伯峻先生的考证，其中提到“仁”字有109次。而作为反映同时期社会状况，同为十三经之一的《左传》，其中提到“仁”不过33次。《论语》中指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兼纳百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也在《不二》篇中总结说：“孔子贵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学说中对于“仁”的重视程度。然而“仁”究竟是什么，孔子却并没有给出一种确定的、规范的定义。本文仅就《论语》文本中出现的“仁”，以及与其相关的对话进行讨论、分析，探讨“仁”背后的含义、问题与导向。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仁道的施行并不困难。然而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又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能有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则是孔子在慨叹世人不知道为仁的方法。两句话看似是相互矛盾的：既然“欲仁斯人至”，又何以无一“好仁、恶不仁者”呢？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孔子在整部《论语》中频繁对诸弟子“与仁”的内在价值。为仁的方法，无外乎己心之好恶。仁道，源自人心，需要反求诸己。所谓道不远人，因此只要从内心中真正的生发出“仁”的情感，仁道是不难达到的。
孔子虽然极言仁之易求，然而又处处体现着仁之难达的态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孔子对于自身及诸弟子贤人的评价上：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论语·述而》
如果说孔子对于自身的评价还包含有自谦的意味，那么他对诸弟子及贤人的评价则表现的更为明显：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
曾子在《论语·泰伯》中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曾子作为孔门的主要弟子，同时也是后世以心为主宰的思孟学派的开创者，他对于“仁”的问题的关心与重视程度是远远超过其他诸弟子的。曾子又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即是曾子对夫子所言“仁道”的理解。其中“忠恕”二字，也无非发乎本心。
曾子从人心和人的本性角度出发，将“仁”的施行落实到人的天性上去，具体为讲“孝悌”，因此有《孝经》流传于世；讲“心”，因此有《大学》为后世知晓。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他把基于家庭生活中亲子之爱的“孝悌”作为“仁”的具体实现，把“仁”的取向落实于人性心理的情感需求上去。孔子在《论语·泰伯》中也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也意在说明通过“笃于亲”而达到“亲亲而仁民”，即通过人为“孝悌”的天性（也可说是人性心理需求）而影响更多的人把“仁”、施行仁道作为自己的目标。故《大学》开首所列“八条目”，即先要求人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达到“内圣”的状态；然后才有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外王”状态。其所强调的，也正是“仁”所具有的源于人内心好恶、天性的本源。
——《论语·公冶长》
从以上所列各章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仁”这种品质的重视远胜过其他方面的才能。从对于仲弓的评价中可以发现，孔子称“雍也简”，可见孔门所重，在德不在佞。然而孔子又说“不知其仁”，可见夫子在评价诸弟子时对于使用“仁”这个字是十分谨慎的，亦足以想见“仁”之难达。在后文中，孔子极言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冉求“百乘之家，可使为宰”，公西华“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对他们所具有的管理、行政、外交才能和忠诚、清高的品质都给予了肯定，然而又都无一例外地回答“不知其仁”。纵观论语全书，孔子所认为的完全达到“仁”的境界的也不过寥寥数人：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对于伯夷叔齐这样的古之贤人，孔子也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是因为他们真正从内心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仁”的修养境界，并且用行动证明了“求仁”的决心，最终舍生而取义，也可以算作“仁”。然而他们只做到了独善其身，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却并没有像尧舜那样兼济天下、“博施济众”，因此在孔子眼中距离圣人还有距离。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所行已经超越了“仁”作为个体修养标准的境界。因为他们在孔子看来，不仅具有了内在修养，而且能够“博施于民”，已经达到了《大学》中所说“平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的实践，而三代就是儒家的“理想国”。因此孔子慨然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就不难解释了。
及至后世，王阳明发展的“心学”成为广为流传的滥觞，更是将“心”的本体论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就是在极力渲染突出人内心的好恶、天性所具有的主宰地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孔子之所以慨叹“未见好仁者”的深层原因：常人虽然都知道仁道，但是却经常以能力不足而推辞，实际上则是错误的认为仁道独立于人本身而存在，而真正的仁道源于己心之好恶。人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忠实于自己生而所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那么他的内心就已经达到了“仁”的境地。因此，后世儒学虽然教出多门，异见杂说也层出不穷。然而在对于“仁”的本质的认识问题上，却都归结于人性心理的内在基础，可谓“道通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