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农民工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概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农民工流动的浪潮。

农民工的流动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层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次论文中，我通过对社会学学者的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对农民工流动对自身家庭婚姻和他人婚姻的影响做一次探讨。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婚姻家庭（一）问题的提出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4233万人。

如果再加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亲属的话，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他们中间的很小的问题乘上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会衍变为一个十分巨大的社会问题。

在众多有关于农民工问题中，婚姻家庭问题常常是人们容易忽略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农村家庭是农村居民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它是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农村社会的细胞。

1关于农民工流动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我想从离婚和结婚（注：这里的结婚的概念只是指初婚）这两个方面来探讨。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造成了夫妻双方两地分居，进城务工的与在家留守的社会层次拉大等问题，从而造成了农村离婚率升高；长时间地在外打工以及农民工很难突破户籍制度所制造的藩篱致使新一代的农民工在结合上出现了新的模式；此外，农民工的流动还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了“外进婚”的现象。

（二）农民工的流动所导致的婚姻危机家庭是被婚姻、血缘或收养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人的群体。

2婚姻行为具有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功能。

通过婚姻，能够合法有序地满足人们两项基本的需求——性和繁衍后代。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指出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绵续他们的种族。

而人类的婚姻行为恰恰是种族绵续的保障。

因为婚姻行为确定了双系抚育模式，这种模式既能保证单个家庭的种族绵续，又能满足社会继替的需要。

”婚姻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见一斑，在小农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更是如此。

“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理想生活。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些农民脱离了土地成为了农民工。

但是，在他们的固有的观念里，婚姻在他们的眼里仍是头等的大事。

但就是，这样的“头等大事”在农民工流动的洪流中，出现了一些危机。

根据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学学者的调查研究农民工的离婚现象日益突出，离婚人群也日益增多。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的农村离婚案占全国离婚案件的一半以上。

民政部曾在统计公报中给出了中国总的离婚数，2009年为171.3万对，2010年为196.1万对。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按照50%的比例，则农村的离婚案件2009年与2010年就有85万对和90余万对。

而来自民政部的调查显示，在农村离婚人群中，因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而导致离婚的，所占比例高达五成以上。

面对如此的数据，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把婚姻看得如此之重的农民，会‘赶时髦’，以致使农村的离婚率直线升高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近几年关于农民工婚姻状况的论文，我发现了有关学者的结论集中在几点上。

首先，分居两地似乎是农民工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农民工的婚1《农村社会学》李守经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社会学概论》李芹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姻造成直接巨大的威胁。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指出这一观点。

例如，疏仁华在其《论流动社会下的农民工离婚问题》中指出：“夫妻分居使农民情感世界裂痕不断扩大。

”再如，刘铁鹰、赵柯在对成都市服务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随着农民从从农村来到城市，婚姻丧失夫妻交流的平台；家庭功能失衡，亲情缺失。

”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使夫妻从空间甚至时间上产生了距离，空间上的距离使夫妻双方缺少了必要的交流，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为第三者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时间上的距离即观念、视野上的差距则显得更可怕，在城市里打工的一方长期受到了城市里文化观念、社会价值的影响，夫妻双方的社会层次出现了差距，而这种差距更加不能够调和，即使打工一方回到农村，交流的平台有了，但交流沟通的意愿没了，因此，时间上的差距才是不可逆的、危害更大的。

除了分居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社会的发展使农村女性独立人格意识不断增强3。

随着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来到城市里打工挣钱，她们不光经济上独立还能够适当地补贴家用，其家庭地位必然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丈夫束缚必然降低。

在过去，农村妇女如果说觉得婚姻不满意的话，她们很可能为了孩子或是惧怕于丈夫的权威而将就着过日子。

但是，现在农村女性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孩子的农村女性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选择比自己原来配偶社会层次高的男性结婚。

有研究显示，女性外出打工者离婚的几率要高于男性，那些没有小孩的妇女的离婚率则更高。

或许从上海市政协关于“两地婚姻”的调查报告中我们能找到答案。

“在沪女外男的婚姻中，上海姑娘嫁给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外来女婿，由于双方文化程度、就业层次高，因而家庭经济情况较好。

与这种‘强强联合’的两地婚姻不同，沪男外女的婚姻基本上属于‘弱弱结合’。

”（转引自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总之，农民工离婚率逐年升高的原因有很多。

它是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产物。

它是家庭的休息、娱乐等功能让位于经济功能的结果。

（二）农民工流动下的结婚问题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工视野和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婚姻质量的期望也明显高于自己的父辈。

在新一代的农民工婚姻圈的范围上出现了趋向两端的趋势，即一部分人的婚姻圈仅限于自己的本村，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离老家很远的地方结婚。

户籍制度一直是限制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主要的障碍，这一点在农民工的婚姻问题上也不例外。

所以，农民工想获得一个在城市生活居住“合法”的身份十分不易。

加之，农民工参加的工作多以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强度的劳动、几乎封闭式的管理和失调的男女比例使他们很难有时间有精力在流入地把自己的婚姻问题给解决掉。

狭小的社会网络限制了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社会互动。

而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社会是一个大舞台，全体成员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演员。

社会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的舞台上表演各自角色的过程。

在城市生活中，缺乏必要的社会互动的农民工很难获得适合自己的角色，在城市人的眼里的印象并不好，所以，他们就很难获得城市异性的青睐。

大部分的青年农民工只能选择回到农村借助于农村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婚姻问题。

而繁忙的工作使他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到农村。

在短短的十几天甚至几天的时间中完成传统的“由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最后到结婚”的婚恋模3疏仁华《论社会流动下的农民工的离婚问题》式显然是十分的困难。

于是，他们只能接受父母亲朋的介绍尽快完成婚姻，出现了“闪婚”的现象，所以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趁着春节大办喜事。

农村的“闪婚”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农民工对婚姻的需求，避免了农民工无法融入流入地的婚姻市场而且又因长时间不在农村致使又很难在老家找到合适对象的“两头空”的尴尬局面。

此外，“闪婚”也节省了结婚的费用降低了父母的负担。

农民的结婚费用主要包括三大块：一是彩礼聘金，二是请客费用，三是建立新家的费用。

4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结婚的费用就以攀升到万元以上，近几年由于物价的飞涨，结婚的费用使农村的父母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而在“闪婚”中，一些仪式可以从简再加上婚后小两口基本上要外出打工，对盖新房的需求也不是非常的迫切。

但是，“闪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了解和相处使得“闪婚”的稳定性并不能够得到很大的保证。

如何能够在婚后进行必要的沟通来维系婚姻，是“闪婚”者要考虑的问题。

有的农民工则会选择“外进婚”，出现了婚姻的跨省的流动。

在选择“外进婚”的群体中，以女性为主，她们的婚姻流动方向也和自己的打工方向大体一致——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

正如上文中所说，本地男娶外地女大都是“弱弱结合”。

娶外来媳妇的男性家庭一般有以下几类：（1）相对贫困的家庭，（2）单亲或者父母双亡的家庭，（3）儿子有身体或精神残疾的家庭，（4）在外地赚了钱的富裕家庭。

5而外来女也抱着获得相对于以前的更好的生活的心理来到了城市。

但是，这种婚姻使得农村地区因男女比例失调而造成的婚恋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结婚所需的费用本已很高再加上经济发达地区的适龄男性的竞争，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家庭困难的男性成为了婚姻上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婚姻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地解决，会对农村的和谐社会建设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今天，无论从国家政府还是到民间，对农民工的工资保障、生产环境以及社会保障的问题，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但是，却忽略了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即使出现，也是以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形式出现，没有把它提升到社会问题的角度。

我想，关注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无论是对农民工的个人幸福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①贾志科许荣漫《青年农民工的‘闪婚’现象研究——以豫西M村的个案为例》②李芹《社会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③李守经《农村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④疏仁华《论流动社会下的农民工离婚问题》⑤童素娟《一种‘外进婚’：黔赣女外嫁浙江》⑥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4《农村社会学》李守经著高等教育出版社5《“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