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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最新3篇论文参考篇一浅议宋代咏物词摘要：咏物词是宋词中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咏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词作置于整个宋代文化大背景和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之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通过简述宋代咏物词发展的基本轨迹，借由唐五代及北宋前期咏物词的审美特征和创作范式，以宋代不同词人（或流派）作品分析为例，分别论述了苏轼及苏门文人、周邦彦、姜夔和南宋遗民词人所创作的咏物词艺术境界和相关理论。

关键词：咏物；宋代咏物词；审美特征；创作范式《文心雕龙明诗》曾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咏物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最常见的题材类型之一，而咏物词在宋代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咏物词是宋词中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咏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宋代词史上，咏物词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堪称是宋词中的精华。

近代词论家陈匪石先生云：“论咏物之词，实赋体字极轨”，与其他类型的咏物文学相比，咏物词更富于文艺性，实为我国古代咏物文学的最高代表。

中国古代咏物文学，自先秦时期至汉魏六朝再至唐宋，咏物文学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

在大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本文主要是着眼于词的审美特征和创作范式，分为不同的阶段来解读这朵词中之花。

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咏一物，而历经千年“咏物”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很早，但是，在这里，“咏物”作为一种藉他物以相感动的劝讽方式，显然是不具有文学体类的意义。

在咏物文学逐渐兴盛起来之后，专就文学创作而言的“咏物”，才逐渐出现和明确起来。

先秦的时候，我们祖先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可一些咏物之作，其大致可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颂体、比体、赋体、寓言体和隐语体。

其实，就上述五种类型而言，除了颂体外，其余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咏物之作，在当时都可以看做是赋诗借物明志的一种典型创作方式。

在先秦的咏物之作中，比体咏物之作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古代咏物文学中的一种最主要的创作类型。

《橘颂》素被尊为“咏物文学之祖”，它的意义在于“物”开始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作品中得到表现。

它是一篇借物以明志的比体咏物之作，若单纯从文字上看，就如同一般颂体咏物，但结合了屈原坎坷的经历和高洁的品质，则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咏橘以明志。

可以说，这种由屈原所开创的借物以明志的咏物诗篇，为咏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及至汉魏六朝时期，“穷物之情、尽物之态”的咏物赋达到了兴盛的时期。

其实，咏物赋出现的很早。

荀子的《赋篇》除《礼赋》、《知赋》外，尚有《蚕赋》、《箴赋》、《云赋》三篇，则可以说赋之创始，亦即咏物赋之创始。

据现存作品统计，两汉咏物赋共有作品近100篇，其中西汉22篇，东汉近80篇；至魏晋则达于鼎盛，共有咏物赋400余篇，占此期所有赋作的二分之一强。

然而，此时的赋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期间的大部分文人匍匐于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之下，主题意识相当淡薄，审美趣味亦屈从于统治者的喜好，所以，咏物赋的创作虽然不绝如缕，但整体成就远远不及后来兴起咏物诗和咏物词。

在唐宋时期，咏物诗和咏物词开始以一种无可比拟的姿态走进咏物文学的世界中。

咏物诗固肇始于先秦，但诗歌咏物之风于齐梁始盛。

同时也需注意到的是，虽然齐梁两朝咏物诗多达350余首，齐梁宫廷诗歌风尚对咏物诗的兴盛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囿于时风，唯求形式之美与刻画之工，有的甚至流于宫体与艳情，所以，真正符合我国古代诗歌风雅比兴之传统审美范型的咏物诗的确立，更多的是唐宋诗人们的努力。

而就于咏物词，应该说，咏物词的发生与词的兴盛基本同步。

无论是从创作数量、创作队伍还是创作方式上看，咏物词的创作与词史的发展演进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但若从创作观念和艺术成就上看，咏物词的发展较之词史的演进相对滞后了。

咏物词的创作是出于一些特定的需要，具有约定俗成性、被动性和随机性，所以前期很多咏物词大都是流连光景之作，并非有意于咏物者，可以说直到北宋中期苏轼、周邦彦等人大量创作的咏物词，才使得以词咏物的风尚逐渐兴盛起来。

唐五代、宋前期，咏物之词，初出风韵唐五代北宋前期是咏物词发展演进的第一个创作时期。

这一时期，无论是创作观念、审美理想、创作姿态、还是情志内涵和表现技法，都不够明确和成熟。

但是，正是经过这些文人一步步的探索，才是咏物词逐渐兴盛，逐渐走向成熟的。

就唐五代咏物词而言，主要有应制供奉之作和睹物生感、感物而咏者。

就应制供奉之作而言，大多产生于歌筵酒席之间，可以概括为“质直而少情致”，它们并不是在努力发掘对象物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而是就仅仅直接铺陈刻画对象的外在形貌特征，“主体对于对象的关照完全流于浅层次的观察而不是深层次的体验，其对于此类作品的审美理想显然是‘期穷形以尽相’，即用‘赋体’创作咏物词，以求达到‘穷形尽相’的审美效果”（《宋代咏物词史论》第60页）。

北宋前期承晚唐五代余绪，咏物词创作的总量和参与创作的人数在宋代咏物词发展各个阶段中均居末位。

然而，在这一时期，亦有不得不提的林逋、梅尧臣、欧阳修三人的咏草词和勇开慢词咏物之先的柳永。

私以为，林逋、梅尧臣、欧阳修三人争胜而作的三首咏春草词，体现了当时咏物词创作的审美理想。

各大大家都先后对其做出了点评，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云：“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帘》、永叔《少年游》三阙为咏春草绝调。

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他在指出冯延巳“细雨湿流光”之咏草较林、梅、欧三人更早这一事实的同时，特别指出这四人咏草“皆能摄春草之魂者”。

这实际上就是在指明在咏物时不拘泥于物之色相，而应该致力于呈现物质神。

这之于唐五代文人咏物词多执著于对象物外在形貌之刻绘以“期穷形以尽相”者，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柳永以慢词咏物，在咏物词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近代词学家陈匪石先生云：“论咏物之词，实赋体之极轨。

”既然为“实赋体之极轨”，那么则须具有赋体的特征，所以，慢词给了词人一个宽广足够的空间，对物象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

大家名词，感物致情，千古流芳北宋中后期，咏物词的创作渐成风尚，一批批名作不断问世，一个个大家不断涌现，使得咏物词开始进入到其繁盛时期。

谈到宋词，就不得不提到宋代大词人苏轼，无论是被王国维评为“最工”的《水吟龙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月几时有”的《水调歌头》，都彰显着这位大文学家的成就。

同时，苏轼的创作姿势也是苏轼对咏物词史的贡献之一清人李重华云：“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

”在前面所言的唐五代北宋前期的大多数咏物词，就与这种无我间离状态并无本质区别。

在一些咏物词中，“物”是外在于创作主体的自然之物，“我”以外在于物象的观察者的身份对“物”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呈现。

但是，苏词则不同。

以《水吟龙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为例，“但一个‘也’字，却隐然透露出抒情主人公对莲花的百般怜惜，虽无众人怜，我自怜惜之。

主体（抒情主人公）之心灵在不经意间已深深融入飘坠的杨花之中，‘物’与‘我’达成谐协”（《宋代咏物词史论》第91页）。

可以看出，苏轼让自我潜入到吟咏对象里面，用心体会物之性情、神理，使我完全化入对象物之中，与之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当其咏物之际，创作主体的情思神理实际上已然潜入对象物之中，故其所感受到的也就是对象物的情思神理了。

细读苏轼的作品，可以发现，在苏轼的笔下，“物”是被赋予了情感与生命的，成为了一个人格化的对象，如其《南乡子双荔枝》里，将两颗并蒂的荔枝比拟成孪生姐妹，一句“苦恨人人分拆破，东西。

怎得成双似旧时”，将她们在分开时的痛苦表现的淋漓尽致，使得这两颗荔枝有了感情和生命，变成了一个人格化的对象。

像此类词，是通过自我潜入到对象里面，从而实现物的人格化，但其主旨在表现物。

苏轼在咏物词发展史上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他一方面大量表现普泛化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在部分词中寄寓强烈的个人情感，而他所开创的人格化的咏物词为最后走向高度的自我化、个性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大道！在苏门文人中，晁补之、陈师道二人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

晁、陈之作少了几许对个性情感的抒发，更多的是对外物（主要是花）作单纯的审美化的呈现，以及对自己赏玩自然外物的活动与心态的揭示。

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是创作主体的自我形象在吟咏外物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呈现出来，这种整体效果是苏轼和苏门文人之一的黄庭坚的咏物词都所不具有的！从其中一种意义上讲，苏轼咏物词绝大部分都是游戏应酬之作，只有少数作品是在特定心理情景之下创作，但是读周邦彦的咏物词，我们不大能找出游戏应酬的痕迹。

周邦彦对于词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主要用词来抒发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在词的创作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对词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是相当的执著。

在周邦彦的词中，咏物词不单纯是为了咏物，而是更多地借咏物一传达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之情和羁旅行役之感，就是说，他是将“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打入咏物词中，“我”咏物，“我”观物，我之意绪、情感投射于外物之上，故“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所创造者既为“常人之境界”，更是“有我之境界”。

在我国古代诸多艺术形式中，诗歌与书法、绘画关系非常密切，而周邦彦则很巧妙的援绘画之法入咏物词中，周济评周词云：“勾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勾勒便薄，清真愈勾勒愈浑厚。

”但是，周邦彦不仅仅得勾勒之妙，如绘画中的点染之法，于清真咏物词中亦时时见之。

其实，援画法入咏物的表现手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咏物词中直接描写吟咏对象并不是太多，大量的篇幅都让位给了创作主体的情况下，我们却依然可以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感受到吟咏对象鲜明的形象。

周邦彦咏物词由于创作主体的深度介入，其咏物词中的主客体之间表现出来了双向交流的特征，而且，由于主体的深度介入，其咏物词在情志内涵方面其实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这两大方面的突破实际上是将咏物词向抒情化方面又大大的推进了一步。

北宋的咏物词通过苏轼和周邦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妙的画卷，而南宋咏物词，相信通过姜夔，也可以带来另一番色彩。

王国维云：“咏物之词，自以苏轼《水龙吟》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

《暗香》、《疏影》两阙是姜夔咏物词的代表作，王国维先生却言之“无一语道着”，为何如此呢？在姜夔的咏物词中，“咏物词在性质上发生了一点微妙的改变，创作主体成为作品中与‘物’并列相对的另一个主体。

‘物’与‘我’成为相互交流对话的双重主体，‘情感’乃是二者交流的内容，它从属于‘我’但投射于‘物’”（《宋代咏物词史论》第179页）。

这句话实际上表明了，“情感”似乎开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了，即“情感”从附属于“物”，附属于“我”，发展为不太依傍于前二者了。

其不同于苏轼的“潜入式”，苏轼在吟咏对象时，使“我”潜沉于对象物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事，那些都是虚想的对象物的情态，而并非“我”的情感意绪；也不同于周邦彦的“双向交流式”，在清真的咏物词中，“我”和“物”之间虽然存在着双向对流关系，但是是相互独立于对方，相互作用的，因此并未达到水乳交融的统一姜夔在咏物词上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寄托深远，其词多属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并非为文造情或感物而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