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阳阳 儒教与道教 读书报告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儒教与道教》读后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孙阳阳

一、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他在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在宗教社会学方面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其中本次探讨的《儒教与道教》就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部分，该系列还包括《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

二、本书结构及主要内容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在该书中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即其社会学基础。韦伯将其社会学基础分成四部分，内容四章。A：城市君侯与神B：封建俸禄国家C：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D：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第二部分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上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该部分包括五、六两章，士等级和儒教的处世之道。第三部分他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也就是第七章正统与异端（道教）。第四部分，即第八章儒教与清教，通过对比儒教伦理和清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所带来的影响，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第一部分中，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社会学基础, 这就是：没有发达的货币经济和独立的城市，没有发达的法律制度，宗族包揽民间一切事物，中央政府集各种权力于一身。韦伯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制的危害，他指出：“就象争夺市场的竞争迫使私人企业合理化一样，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则迫使古代西方和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合理化。在私有经济中，集中化只会削弱合理的计算，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各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没有了，行政管理、封政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合理化也就没有了。战国竞争中存在的动力，后来在这个拥有广大领土的国家中不复存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P114）即秦始皇统一中国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第二部分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儒家伦理。他先分析了儒家伦理的体现者——士。“整整两千年以来, 中国的统治阶层始终是士, 尽管这种统治时而中断并常常处于剧烈的斗争之中, 但这个阶层总是重新上台并不断壮大。”士的特点是谋官参政。早在战国时期，士就以流浪学者的身份周游列国，充当诸侯的幕僚。他们享受免除杂役、免受体罚的特权并按等第领取奉禄。在社会伦理方面，士的典范是“君子”。君子的德性体现着“仁”。在经济方面，士是外行，只有朦胧的小康世界的幻想，拿不出任何明确的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 士历来维护正统的世袭统治和大一统的江山社稷。韦伯还分析了儒教的处世之道，他认为儒教并不是宗教，它的基本特点是入世。“正统的信儒教的中国人（不同于佛教徒），为自己此岸的命运而祈祷多福、多寿、多男子，也稍微为先人的安康祈祷，但绝不为自

己的彼岸命运析祷……说到任何彼岸的希望，总是用一种绝对不可知的和根本杏定的语气。”儒教中没有来世说、救世说，没有对超验的命运和价值的追求，还缺少自然法，思想和形式的法律逻辑。儒教认为只要人人恪守内在的和谐的秩序，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儒教维护传统，而传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羁绊。

在第三部分中, 韦伯分析了作为异端的道教, 试图寻找它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性, 结果很失望。道教的神秘色彩太重、否定倾向太强, 不可能引导出理性的生活方式。

第四部分中, 韦伯对儒教的理性主义和清教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比较, 目的在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仅仅产生于西方国家。韦泊认为, 儒家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儒教讲忠孝,清教讲博爱；儒士为知己者用, 清教徒为上帝尽义务；儒教无原罪思想, 清教有原罪思想；儒士修身养性以受人尊重, 清教徒改造自己以赎罪；儒士之间无信任感, 清教徒相互信任, 有利于开展商业信贷活动；儒士词藻华丽, 清教徒语言质朴, 有利于信息交流；儒士是儒家经典培养成的一批高级书呆子, 无经世致用之才, 清教徒在圣经中的法律知识和经营思想的熏陶下, 把自然科学知识看成是在职业劳动中能合理地把握世界和控制自己的手段。两种伦理最尖锐的对立表现在它们的中心概念“礼”和“使命”上：儒教教人理性地适应世界, 清教则教人理性地把握和改造世界。清教徒有一种狂热地改造世界的史命感和禁欲精神, 这种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文化素质, 恰恰是矜持高雅的儒士们所不具备的。儒士们没有使命感, 不认为自己欠了遥远的上帝什么债, 用不着禁欲, 也不可能勒奋地劳动，拼命地积累。

韦伯的结论是：在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基础”上，儒家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没有亲和性, 这是中国没有发展起现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可见这两种‘理性主义’的根本区别：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的把握世界。清教徒和儒家都‘恬淡’，但是，清教徒的‘恬淡’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激情的基础之上，正是这种儒家根本没有的激情鼓舞了西方的修士。在他们身上，西方禁欲的拒世态度与另一面——把握世界的要求——不可分割的结合起来。……没有什么比‘天职’思想更同儒教的高尚理想相抵悟的了。”

三、评价及启示

1、韦伯用的是纵向历史综合分析和横向文化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比单纯从经济角度研究历史更为全面、客观, 更富有立体感。韦伯的结论中有不容忽视的正确成分,他所分析的诸多因素, 如中央集权制,宗法封建势力,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官僚制度,的确都是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他基于广泛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研究所提出的“韦伯命题”对我们思考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价值无涉，是韦伯倡导的一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的准则，要求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不能带任何的价值取向，学术研究只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应当是什么”的问题。韦伯在其导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开篇便写道，“这里所说的‘世界宗教’，用完全价值无涉的方式来理解，就是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

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5种宗教的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系统：儒教的、印度教的、佛教的、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伦理。此外，还要加上第6种需要一并研究的宗教，即犹太教。”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韦伯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

3、关于宗教的经济伦理，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伦理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与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韦伯指出，表面上相似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一种极不相同的经济伦理结合起来，就会按照各自的特点产生出极不相同的历史作用。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取决于宗教，相对于一切由宗教的或别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人对世界的看法来说，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的与历史的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诚然，生活方式的宗教规律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请注意：仅仅是之一。（参见导论P2）因此本书的解释仅仅是一种尝试，目的在于一一剖析那些对有关的宗教的实际伦理影响最大并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的性质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由此可见，韦伯并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在本书的结尾，韦伯这样写道，“心态——在这种场合即：对世界的基本态度——的基本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疑受到政治和经济命运的影响，但是，根据那些可以算作其固有规律性的作用，这些心态也积极参与了阻碍，很难说不是这样。”

四、可探讨的问题（一些疑问）

首先，韦伯的判定是否有充分事理？或者说，他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儒教伦理由于诸因素的缺乏而无法开出现代伦理精神——如果我们可以将其“资本主义精神”理解为现代伦理的一种象征性表达的话？

第二，儒家伦理、思想的未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