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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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
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同时,正如作者说的:“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时间相,通透空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3】在本章研究中作者开篇便提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4】可见,作者虽为研究政治却也注意时时抓住“通”史之纲。
二通中求异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5】“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6】
㈠打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观,以中国特色为发端;
1、打破西方理论束缚,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的民族性
在第三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作者提出:“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7】钱穆先生坚决反对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的进步与落后,说:"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8】在讲中国通史等部分时作者多次就中国封建社会之特异性作出解释;在讲到中国史政治制度时,作者的讲解更是注重展现其由封建到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实有层累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封建制度方方面面的特殊之处。此意引导我们注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9】中国封建史延渊承革几千年,不能轻易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观来切割研究。钱穆先生这种民族史观虽然有脱离世界史,趋片面意味,但这种追求民族独特精神的历史视角与爱国情愫是值得肯定的。
2、对比中西,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之亮点
在第二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中,不论是讲人口制度、军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平准制度、藩属统治制度钱穆先生都运用中西对比手法,先陈列在西方历
史观下这种制度的特征,进而挖掘我国古代这种历史制度的渊源,不禁让人感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胜场。也不禁让我想到,在中国大变革时期,许多仁人志士消减了脑袋钻研外国学习西方;然而切中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才能真正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又如何切中中国实际,观现状总结的历史也只能算是皮毛之见,深入了解中国的各种社会制度(因为一个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是由制度框出来的,制度为圆社会就是圆)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社会现象,这样的真实面貌利害关系是什么——力求有一天西方世界也用中国的社会政治观去衡量它自身的发展。
㈡打破考究式历史推演法,剥葱式层层深入研究;
在序中作者即提到“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10】又在第二讲义中点明“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11】继而列举柏拉图、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例子指出在西方历史上,思想家并不一定亲自参与政治,但他们在著书立说时总用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作指导;中国秦代以前亦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不论研究什么样的制度都要明晰他背后的思想支撑;进而明白作者的所处社会境、著述心理;进而了解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也社会制度的关系;从而,从中挖掘更为真实、深切、全面的历史原貌。
总而言之,读罢此书,不论是先生妙笔生花提出的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有字人书和无字天书的关系——“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12】——还是那在笔者看来受民族压迫心理影响偏于理想化、略带政治烙印的(笔者认为一个时代最不能带有政治烙印的人当属历史学家。)“中国政治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心历史人物说”等观点的论述。先生都没有离开历史研究注意“通”与“变”相结合的主线,此为青藤,那些鲜明立异的观点犹如藤上那摇曳引人的牵牛花。先生“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13】的历史研究方法也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2]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4页。
[3]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8页。
[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页。
[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页。
[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
[8]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