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多，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是完不成的，这就需要一个集团去统治，这个集团就是士工商里的士阶层，皇帝也是士，也需要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夫子为士阶层订立许多为人处世的原则，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皆可为圣贤。这个集团也自然有它的权力制衡机制，而且在不断完善，何为集权？权不外乎三种：军权、人事权和财权，这三种权都是各有所属，并不集中在皇帝手中。特别是科举制创制之后，按照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配录取名额，这使全社会的人才都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进入统治阶级参政议政，这种体制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这不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吗！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乱兴替，循环往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其见解与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种的阐述暗合。他们都认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与人口、田制和兵制有重要关系。人地矛盾在农业社会总是难以解决，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基本都会休养生息，之后人口开始称几何倍数的增加，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有限的，人口剧增之后，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人地矛盾加剧，公田制度被破坏，土地兼并猖獗，大量游民出现，义务兵制变为募兵制，军权旁落地方，如果在遇上自然灾害或外部入侵，改朝换地就会迅速发生。今天有些人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颇有微词，作为一项迫不得已的选择，肯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如若不进行人口控制，任其自由增长，中国人大多信奉多子多福，

那后果很可能是贫穷与动乱频发。

对历史人物的品评

钱穆先生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历史人物和时代人物。从外部看历史上的人物，可分为一部分是上层的，一部分是下层的。跑到政治上层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在当时是无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当时，以及之下的历史上一样有作用，有影响。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那些有表现的。如管仲与孔子，在春秋时期管仲负有盛名，连孔子也盛赞他，但到后世，孔子的作用与表现是管仲所无法比拟的。在这里孔子就是历史人物而管仲只能算是一个时代人物。这样的事例还有如曹操与诸葛亮，袁世凯与孙中山等。

从历史人物的内面看，也可分为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其实圣贤豪杰和我们平常人一样，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要先明道。使此道名扬于世。在某种环境下，外部条件配合不上，不能做到淑世，那么你至少要有一种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部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便是以豪杰了。孔子、孟子都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走过。豪杰有智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以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做到圆满周到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道德也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须站在道德上。从生理上

说，人要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得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个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生死，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

中西文化的对比

钱穆先生对比中西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中心，有历史的延续性，讲求人自身的提升，即所谓“内圣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西方文化是一种阶段性、多中心、激进性的讲求外部环境的文化。所以西方人重视宗教的作用，宗教使讲求个性的西方人能维持一个整体，能为他们提供失败受挫时的心理慰藉。在中国，传统艺术替代了宗教的部分功能。传统的书法绘画、建筑陈设都在引导中国人修身养性、戒躁趋静，追求人内心的安静。这也许也是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何文化都有它产生和传承的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推陈出新。中西文化有各自发展的轨迹，形成各自的特点。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没有优劣之分，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交流借鉴的。我们将邓小平评为历史伟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条适合中国人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