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 度 变 迁 纲 要——读《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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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纲要——读《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因为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是诺思的重要著作之一,发表于1981年(有关诺思著作见附录)。诺思认为经济史的核心问题是:一,解释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实绩的制度结构;二,解释这制度结构的变迁。该书旨在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该书中,“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pp.225)。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pp.225-226)。(注:制度是人类创造的约束条件它们为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提供了结构。正规的制度包括宪法、法律、财产权利等等。非正规制度包括禁忌、习俗、传统、社会谴责、行为规范等等North,1991, “institutions”, J.E.P. Vol 5, No.1 Winter pp.97-112)。
本文按照《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顺序,第一部分是解读理论(该书第1篇);第二部分是解读历史
(该书第2篇);最后一部分是要点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理论
诺思的制度理论有三大理论基石: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1.国家理论
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论(以卢梭为代表?)和掠夺(剥削)论(以马克思为代表?)。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掠夺论认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诺思认为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的(pp.22),因为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得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得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得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他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理论把两者统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得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
诺思构造了一个统治者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模型,该模型中的国家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第二,为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第三,面临能够提供同样服务的潜
在对手的竞争,这些对手是其他国家和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在这个模型里,诺思解释了经济史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解释了产生无效率产权与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扩展趋势;另一方面,解释了导致经济变迁并最终致使经济衰退的所有国家的内在不稳定性。诺思的国家模型有四个主体:统治者、代理人、竞争者和选民(如下图所示)。统治者与选民的关系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诺思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pp.24)。由这两个目的可以得出3个重要的推论:1、这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经常存在着持久的冲突;2、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代表;3、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形态的供给曲线。用国家理论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使诺思超越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该书的开篇诺思就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批评。它在解释长期的经济史中的变迁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国家最佳规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国家在提供服务方面存在规模经济优势。国家规模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地理因素;第二,军事技术。
2.产权理论
科斯在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 1937)中发问为什么存在企业。他认为企业能够超越市场在于企业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对市场上的考核费用与科层组织的度量费用抉择决定了企业的边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内的对生产(Team Production)具有规模经济。张五常把企业看成一组契约。诺思认为为了分析经济组织,我们必须结合国家理论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pp.35)。因为国家仅仅在使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成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并且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交易费用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的。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那么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是国家征税形式能改变相应的考核费用和相应的组织。诺思认为,假如对统治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话,那么非自发的组织形式将出现。假如来自内部或外部较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对统治者的生存产生威胁的话,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pp.45)。
3.意识形态理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对待意识形态上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确实,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里
难以考虑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主义倾向。搭便车行为无处不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给我们太深的印象了。他发现,当个人在团体活动中收益大于成本时或个人被迫卷入活动中时,一个小集团就会产生;当成员能得到排他性的个人收益而外人却不能获得时,大集团就会出现。他同时指明,当大集团被组建并产生变动,而这并没有给成员们带来排他性的收益时,他们将趋于不稳定和解体。统而言之,当个人仍能通过“搭便车”方式得益时,理性人就不会承受参与大集团活动的成本(pp.10-11)。但是我们现实中观察到太多的反面事实了。诺思并没有否定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而是觉得个人效用函数远比新古典理论迄今为止体现的简单假定复杂。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拓展理论以便能预言人们什么时候像搭便车那样行动和什么时候他们不那样。理论不扩展,我们就无法说明由大团体行为所导致的大量现实的变化(pp.50)。
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做为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的模式,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诺思并没有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套路。他认为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
二.历史
1.第一次经济革命及其组织结果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指发生在1万年前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业向定居农业的转变。诺思采用一个比较静态经济模型来考察可以用来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条件。大致有三种变化可以用来解释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第一,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导致人类从一个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这三种变化分别地或共同地在发挥作用。但是以上3种解释与历史事实上都没有完全吻合。诺思从产权理论角度对狩猎业向定居农业地转变做出解释。他认为作为排他性地公有财产而组织起来的原始农业,从产权的效率来看,优于狩猎业(pp.90)。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关键。这里的排他是群落与群落之间。而部落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此时没有主要考虑群落内部的产权清晰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群落的成员数量比较少,监督比较容易;第二,群落可以通过规则、禁忌和戒令来约束其成员。
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这里主要考察从定居农业的出现到罗马帝国的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