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陈寅恪
国学大师
1、梁启超（1873～1929年）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君主立宪；尔后“政闻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想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后袁称帝野心暴露，便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内阁被迫下台，他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弊端，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及著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
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
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
该书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
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在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清华四大导师
“三种境界‛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 《蝶恋花》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 永的《凤栖梧》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 的《青玉案》
饮冰室主人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 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 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 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 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 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 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 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 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 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常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中国语言学之父”， 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竟被美国康乃尔 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 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 学讲师。33岁时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１９３８ 年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 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 赵元任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 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献。
清华四大导师
组员： 穆晶琪，王杰，杨珊珊, 孙超
赵元任
王国维
梁启超 陈寅恪
从左至右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
“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 2.25) 汉 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 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 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 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 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 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 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 学先驱。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que,虽然 “恪”字普通话念“kè”，陈寅恪 先生乃客家人，小名“恪（què） 儿”，故先生名字应读què音）[1] 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 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
陈寅恪关于对联的轶事.doc
陈寅恪关于对联的轶事陈寅恪一生喜欢对联，1932年夏，他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联题，一时舆论大哗。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一次，在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上，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学时，为躲避日机空袭时常要“跑警报”，他为防空洞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见机者，见飞机也；入土者，进防空洞也。
自然中见妙用，戏谑中见达观。
1955年前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一段难得的“风和日晴”的岁月，不但能潜心学术研究，还有“余兴旁及音乐戏曲”。
是年春节，他撰一副对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联句工整自然，可看出他的心境比较开朗。
陈寅恪一生喜欢对联，1932年夏，他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联题，一时舆论大哗。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一次，在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上，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学时，为躲避日机空袭时常要“跑警报”，他为防空洞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见机者，见飞机也；入土者，进防空洞也。
自然中见妙用，戏谑中见达观。
1955年前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一段难得的“风和日晴”的岁月，不但能潜心学术研究，还有“余兴旁及音乐戏曲”。
是年春节，他撰一副对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高中语文 阅读之做人与处世 梁启超长人短己素材
梁启超长人短己1925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推荐刚刚留学回归的陈寅恪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
当时，清华大学国学院里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学富五车、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任导师。
清华校长曹祥云对聘请名不见经传、刚刚留学回来的陈寅恪当导师心存疑虑，他想了想，便前去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先生，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看着曹祥云，抿嘴一笑说：“陈先生不是博士，他连个硕士也不是。
”曹祥云满脸诧异，又问：“那陈先生一定有重要的著作？”梁答：“也没什么著作。
”曹祥云一听梁启超如此说，立即皱眉摇头说：“既然这样，那吴宓就是胡闹乱弹琴！既非博士，也没著作，怎能在清华园与汝等大师同任导师呢？”梁启超心知此时如果他稍再说两句微词，陈寅恪要当导师就没戏了！他爽朗地笑着把话题一转，又说：“可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啊！”“嘿！既非博士，又没著作，怎能说他学问就胜过梁先生呢？”曹祥云有些不大相信。
这时，梁启超神情严肃地缓缓说道：“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典籍。
他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十分独到。
再者，怎能以博士的头衔来论学问呢？我梁某人没有博士头衔嘛，不也照样当导师？至于著作，梁某人算是等身了吧？可我所有的著作，我自己以为，还没有陈先生写的寥寥几百字有价值呢！”“这个？”曹祥云一看梁启超竟和吴宓一样极力推荐陈寅恪，便相信陈寅恪在学术上定有过人之处，要不，吴宓、梁启超两位国学大师能都推崇他吗？于是，他立即点头同意打破常规，聘请陈寅恪进清华研究院当导师。
当时的陈寅恪才三十岁挂零，像他这样的后辈一进入清华，就能成为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其学问当然是第一位的，但也和梁启超不“文人相轻”，异乎常人的“长人短己”诚心推荐是分不开的。
初中学历出任清华最牛教授,留学16年,却不屑哈佛牛津学位,精通17国语言他是三百年来最博学的大师
初中学历出任清华最牛教授，留学16年，却不屑哈佛牛津学位，精通17国语言。
他是三百年来最博学的大师编辑：慈怀读书会（ID：cihuai_dushuhui）“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本来是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话，但其实形容他自己同样确切。
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对围拢过来的学生点头致意后，便拨开人群，缓缓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手心向上，额头触地，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
整个灵堂的人瞬间被震惊，当时在场的姜亮夫回忆说，那样一幕镜头让他和他的同学永生难忘。
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
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
两年之后的夏天，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文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
三代英才，洵不多见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身于湖南长沙。
他的祖父陈宝箴，是少见的实干型政治家，眼界开阔，敢于变革，未出道时就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官拜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时，唯一响应中央的地方巡抚。
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之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陈三立已85岁，却仍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最后忧愤绝食断药而死。
梁启超与陈寅恪
梁启超与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张京华1以清华考题“对对子”而引起争议的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刘藏春”、“姚逃虚”，只看这两个名号，就有说不尽的含义。
元刘秉忠，字仲晦，号藏春散人，著《藏春乐府》。
明姚广孝，字斯道，号逃虚子，著《逃虚子集》。
“藏于春”、“逃于虚”，只看其如此自称，已知非真藏真逃，名号背后必有强烈的寄托，别有他物与之相对，在于读者自己领会耳。
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号而达致。
故二人名号的真义，当看其“秉忠”、“广孝”之本名，而其引兴之意，又当知“藏春”、“逃虚”之寄托也。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明褒实贬。
文章开篇称道梁氏，揭出两层意思：其一，“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此点盖举世无可议。
其二，“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认为不然，中国之学术皆当与政治相关，举出“刘藏春”、“姚逃虚”二例。
开篇一段文法是反题正说，学术上是承接今文传统。
“高文博学”，但亦可说是辞赋小道，玩物丧志。
“儒家之学”、“天民先觉”，即今文经学上“经世致用”之“微言大义”。
“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陈寅恪常言韩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为《通国身》，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与“中国之不幸”，意谓梁氏处身乱世，其价值仅获第二义。
不与政治相关而为“高文博学”，汉学考据，一家之言，皆止于第二义。
如三代隆盛，政学合一，国身通一，道器不离，即章学诚所谓“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方是为学之第一义。
2《梁启超》一书为吴其昌遗著，《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三辑《学术先进》之一，潘公展、印维廉主编，胜利出版社1944年重庆出版。
吴其昌为王国维、梁启超弟子，著述甚丰。
王国维卒，吴其昌先作《王观堂先生学述》，又作《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
论“先生之学，综凡三变”，条列其学术成就为七项，均较为切实。
陈寅恪只有高中文凭，却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300年一遇的奇才”
陈寅恪只有高中文凭，却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300年一遇的奇才”1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三百年一遇的奇才”的陈寅恪que（四声）。
精通十几种语言的清华教授，却连一个大学文凭也没有当人们提起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陈寅恪，最常想到的，可能就是他的博学。
有人说，陈寅恪精通三十多种语言，博古通今，无所不知。
可当人们向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求证时，得到的却是一个浅笑和一句辩白。
“三十多种？没那么夸张，也就十七种吧。
”这云淡风轻的“十七种”里面，还包含难度极高的梵文、印地文及希伯莱语言。
陈寅恪的学识素养，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的他，在正常人的想象中，大概是小小年纪就考上名校、博士拿到手软的天才，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寅恪仅是高中毕业。
是的，你没有看错，他的最高学历，不过是上海复旦公学的“高中毕业证”而已。
一个“高中生”就任清华教授，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但在了解陈寅恪的成长经历与求学经历之后，就会发现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2他从一开始，就诞生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官宦世家，一门三代，书香浸染，钟鸣鼎食。
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骨干，被光绪皇帝视作肱股之臣。
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曾经闭塞落后的湖南，首开洋务运动之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略过的重要一页。
父亲陈三立，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他少年中举，才学出众，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并称“晚清四公子”。
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政界与文界都举足轻重的家庭，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家人教育孩子，不仅注重传统学问的灌输，更推崇现代化教育方法，鼓励下一代“睁眼看世界”。
陈寅恪自小因酷爱读书，深得祖父与父亲的喜爱，长辈们不仅愿意传授给他中华传统知识，还时常讲述海外的风土人情给他听，这一切，都在幼年的陈寅恪心底埋下了种子。
然而，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他的一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掌大权，陈家父子因是推动新政的先驱，遭到贬斥。
关于10位民国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一刻
关于10位民国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一刻黄侃、刘文典、赵元任、刘师培、吴宓、钱穆、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10位民国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锤珠咳玉，环佩叮当;他们学问超绝，而又骄纵自负;他们性格古怪而又蔑视权贵……下面是本人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黄侃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
湖北省蕲春县人。
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1935年11月6日重阳，黄侃携子女甥婿，游鸡鸣寺，登豁蒙楼，忽觉腹痛，便归。
当晚，他依旧吃蟹喝酒，夜间，忽觉暝眩，汗流不止，四体若冰。
第二天，他“吐血盈盂”，但依旧读书不止。
去世前一天，他虽吐血不止，仍抱病圈点完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
此时，吐血更加厉害，共吐三盆四盂，指甲变白，终夜不能入睡。
10月8日下午，黄侃“哮气兴奋而坐，坐甫定而卒”。
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刘文典刘文典(1891—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
安徽合肥人。
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
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
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
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
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
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
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
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
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
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赵元任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
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
陈寅恪难晋教授
不应放松聘任标 准 ，不 同意聘请 。”吴宓辩称 ， “陈 先 生 前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后 留学 十 八 年 ，他 人 不过 四五
这个 故事最早 白陈哲 二三所著 《陈寅恪 先生轶事 及其 著作 》。按 照书 中说法 ，１９２６ 年春 ，梁 启超 向当时 的清华 大学校长 曹云祥 推 荐陈寅恪 ，希望他到 国学研 究院任教 。 “曹 说 ： ‘他是 哪一 围博士？ ’梁答 ： ‘他 不是 学 士 ，也 不是博 士。 ’曹又 问 ： ‘他有 没有 著作 ？ ’梁答 ： ‘也没有著作 。’曹说 ： ‘既 不是博 士 ，又没有 著作 ，这 就难 了 ！’梁先 生生气 了 ，说 ： ‘我 梁某也 没有博士 学位 ， 著作算是 等身 了，但 总共还 不如陈先 生寥寥 数百字有 价值 。好 吧 ，你不请 ，就让 他在 国 外吧 ！’接 着梁先生 提出 了柏林大学 、巴黎 大学几位 名教授对 陈寅恪先 生 的推誉 。曹一 听 ，既然 外 国人 都推崇 ，就请 。” 于是 ，陈
年 。陈先生 学问渊博 ，能与 外国教授 上下其 议论 ，堪称 学侣 。虽 无正式 著作发 表 ，仅就 一 九二 年八月 《学衡 》杂 志第二 十期所节 录的 《与妹书 》，寥寥数百 字 ，已足见其学 问之广而深 ，识解之高而远 。”
此事一 度僵持 ，直至吴宓 “往 见曹校长 ， 再 申前 议，并 以去 留争 ，聘事 乃决” 。吴宓 在 日记 中也 说 ， “介 绍陈来 ，费尽 气力 。” 可见破格聘任 陈寅恪之艰 难。
今人传播 陈寅恪 被 “破格 ”聘 为教授 的 往 事 。添油 加醋之 中 ，往往专注 于 “破格 ” 二 字 ，而忽 略 了当 日的清 华对程 序 、规范 的 坚持—— 吴宓 以 “国学研究 院筹 备委 员会 主 任” 的身份 ，不得 不 以辞职为 筹码力 争 ，才 能让 陈寅恪 人国学研 究院任 教。 “破格 ”可 以有 ，它 为刚性 的制 度保 留了一点儿 弹性 ， 但这 弹性存在 的前提 ，是必须 有足够 的 “破 格之 难” 。这 种 “破格 之难 ” ，才是 近代大 学 留下 的最重要 的精 神遗 产。
君子的争与不争_名人故事
君子的争与不争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30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
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
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
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随”。
相反，他们经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争吵不休，面红耳赤、怒目相视的场面时有发生。
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好事者传得沸沸扬扬。
一天上午，梁启超刚上班，同事就递给他一份学报，说：“陈寅恪又要和你干仗了！”梁启超接过学报一看，上面有一篇署名陈寅恪的文章，矛头直指自己。
原来，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有关陶渊明归隐动机的论文。
他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他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起码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
陈寅恪则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陶渊明辞官回家种田，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梁启超读完文章后，笑道：“这小子总是和咱过不去，咱要再写一篇好好和他过过招。
”一旁的同事与陈寅恪有些恩怨，见梁启超如此说，便低声建议道：“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lsquo:事二主&rsquo:吗？”梁启超一听，脸顿时黑了下来，很是难看。
突然，他怒气冲冲地对那个同事喝道：“你滚！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请以后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那个挑拨是非的同事旋即狼狈地走开了。
陈寅恪得知此事后，对梁启超的人品更加钦佩了。
梁启超和陈寅恪尽管常常为了一些学术分歧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仍相互提携，相互尊重和信任，从不听信他人挑拨。
他们在学术上是“死故”，但在生活中是挚友，这样的君子之交以及争与不争的境界无法不令人敬佩。
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四大国学大师”，其弟子遍及中国史学界。
以下是店铺整理分享的关于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
清末秀才。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生平简述王国维与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是同乡。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
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
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
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
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
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
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
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陈寅恪
陈
——傅斯年
寅 恪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 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 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 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光 绪二十八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 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再渡出国游学，先在 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 国柏林大学，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 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 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 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 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关于陈寅恪的历史故事
关于陈寅恪的历史故事
陈寅恪（1890年-1969年），字希元，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
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陈寅恪年幼时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杭州求学期间
成为了历史学者梁启超的学生。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
文化与史学理论方面。
陈寅恪利用史料详实、资料广泛的方法，深
入剖析中国文化的演进和历史的变迁，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独到
的见解。
陈寅恪最著名的研究之一是关于中国经典《红楼梦》的阐释。
他的《红楼梦识微》一书对《红楼梦》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其
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
陈寅恪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
学作品，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缩影和文化的体现。
他的观点对于后
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解读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历史研究，陈寅恪还深入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和国家治理。
他提倡重视教育改革，主张教育应该立足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
他
还提出了"大义之辨"的概念，强调国家治理应该坚持仁义道德的原则。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教育事业，对于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影响深远。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学的泰斗。
陈寅恪于1969年逝世，但他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影响至今仍然深远。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开拓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树立了榜样。
陈寅恪的历史故事将永远铭记于中国历史学术的发展史上。
陈寅恪的故事有哪些
陈寅恪的故事有哪些陈寅恪一直以来都被冠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清华时间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陈寅恪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陈寅恪的故事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任职期间，每堂课都座无虚席，连朱自清、吴宓如此的知名教授都一堂不落的旁听陈寅恪的课。
在清华园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陈寅恪经典名言与轶事。
陈寅恪的博学通识不仅受清华学子追崇，更是受当世名人教授的认可，他所授课的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宗教、历史、语言等各方面学术类科目皆有独到的研究与著述，陈寅恪曾在其课堂上立下了“四不讲”的规矩：“前人讲过的、近人讲过的、外国人讲过的、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皆不讲。
”随着陈寅恪的课堂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甚至教授的慕名而来，这个“四不讲”的规矩也在学界广为流传开来。
陈寅恪行事自有一派风格，往往不受常规拘束，不受舆论左右，1932年，清华大学组织新生入学考试，当时的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便邀请国学大师之一的陈寅恪国文考试代拟试题。
当时陈寅恪便负责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另一题为对对子，引起了考生哗然，仅一人获得满分。
题目为上联“孙行者”，满分下联为“胡适之”，另有“祖冲之”、“王引之”答案尚能得分，而满分获得者便是之后的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陈寅恪出题怪异，与当时盛行的白话文运动格格不入，但陈寅恪出此题是为了测试学生的读书量的多少与词汇量的贫富，更想考察学生的思维条理。
陈寅恪的生平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仅其一人，可见才学博古通今，实为集大成者。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创造了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之路上里程碑似的影响，研究院秉持着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大胆引用西学来建设中国的文化。
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聘请了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在研究殷商史上著有成效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毕业远渡重洋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而这最晚到任的第四位导师就是陈寅恪。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六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1.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与康有为一道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5年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倡导民主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三年时，梁启超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1925年梁启超定居清华，担任清华国学研究导师，倾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
文学家梁实秋曾在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
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作为著名学者，梁启超是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有哪些
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有哪些“国学”，其实可以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各种学术，包含着先秦经典、诸子学说以及中国古代的各种学问，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
“大师”，又极富内涵，在某种领域内或是学问或是艺术达到了至高境界的人，就可以被冠之以这个称号了。
下面是上世纪被公认为国学大师的九位学者，一位堪称中国历史的百科全书。
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梁启超出身于士绅家庭，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传统教育，他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早年中过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是主要领袖之一，积极宣传变法。
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他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到国内，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他是积极反对的，张勋复辟他也不以为然。
梁启超晚年时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主张光大传统文化。
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梁启超不仅是改良维新思想的领路人，也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在目录学、图书馆学、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颇有成就，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
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章太炎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从师著名朴学大师俞樾，学习八年后走出书斋，于1896年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因支持维新变法为清政府通缉，1899年流亡到日本。
1903年，回到国内的章太炎曾一度被捕入狱。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再次来到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并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11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
1913年，他又因讨袁而被监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才被释放。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阅读答案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阅读答案柳青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 ）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
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 ），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
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
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须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
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
当书到长沙，就悉数毁于战火。
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
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梁启超与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张京华1以清华考题“对对子”而引起争议的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刘藏春”、“姚逃虚”，只看这两个名号，就有说不尽的含义。
元刘秉忠，字仲晦，号藏春散人，著《藏春乐府》。
明姚广孝，字斯道，号逃虚子，著《逃虚子集》。
“藏于春”、“逃于虚”，只看其如此自称，已知非真藏真逃，名号背后必有强烈的寄托，别有他物与之相对，在于读者自己领会耳。
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号而达致。
故二人名号的真义，当看其“秉忠”、“广孝”之本名，而其引兴之意，又当知“藏春”、“逃虚”之寄托也。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明褒实贬。
文章开篇称道梁氏，揭出两层意思：其一，“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此点盖举世无可议。
其二，“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认为不然，中国之学术皆当与政治相关，举出“刘藏春”、“姚逃虚”二例。
开篇一段文法是反题正说，学术上是承接今文传统。
“高文博学”，但亦可说是辞赋小道，玩物丧志。
“儒家之学”、“天民先觉”，即今文经学上“经世致用”之“微言大义”。
“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陈寅恪常言韩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为《通国身》，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与“中国之不幸”，意谓梁氏处身乱世，其价值仅获第二义。
不与政治相关而为“高文博学”，汉学考据，一家之言，皆止于第二义。
如三代隆盛，政学合一，国身通一，道器不离，即章学诚所谓“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方是为学之第一义。
2《梁启超》一书为吴其昌遗著，《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三辑《学术先进》之一，潘公展、印维廉主编，胜利出版社1944年重庆出版。
吴其昌为王国维、梁启超弟子，著述甚丰。
王国维卒，吴其昌先作《王观堂先生学述》，又作《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
论“先生之学，综凡三变”，条列其学术成就为七项，均较为切实。
但不甚在意王国维初学之迹与自沉之归宿，而立论不免于趋新。
如称王国维“先师殆可谓为‘新史学’家”、“先生是科学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论王国维“非经学家，其治经学之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生本非经学而为史学，其治诸经，以经传为古史史料之渊薮故也”、“先生亦不治诸子学也”，不免稍稍悖于往昔四部之学大义。
吴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与《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可惜《梁启超》只完成了上册，照王国维《学述》之例，下册当重点论述梁氏晚年学术成就，其情形尤为作者所熟知。
今所见上册自梁氏幼年至戊戌变法，夏晓虹先生认为，吴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体现了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的精义。
而笔者则感到，此书依据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维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绪的上谕也无非出于“六章京”之手；同时史观的基调更完全站在维新派一边，其章节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惨状”、“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应符命而出世一般；并且行文的风格也是梁氏的“报章体”，而不是客观的史家体，自始至终都是夸张鼓动渲染的味道，实为“历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陈寅恪论及此书，一则曰“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二则曰“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此外别无一言，要之不以为实录也。
3《戊戌政变记》于维新之次年，由横滨出版之《清议报》连载，并由清议报社印行（九卷本）。
此年梁启超二十七岁。
与对吴其昌书的评价相似，陈寅恪认为“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认为二书“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预见“戊戌政变”一段历史需要重写。
《戊戌政变记》前述康有为之登用，及西太后虐待光绪帝，后述政变原因与新政之被推翻。
附录一“改革起原”录甲午战后康有为上书，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录梁启超致陈宝箴书，附录三为“光绪圣德记”。
书中多半是上谕、上书，而加以按语，已有从文件到文件的感觉。
如与《翼教丛编》相比，后者在驳诘中均先照录对方原文，而《戊戌政变记》仅为一面之辞。
并且论述夹杂“文笔”，不脱报章气息。
如述变法前状况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
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变法后状况为：“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
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
”短短一年时间，前后情形差异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
有学者称，“然深思之，此话不可轻信”，确然。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记》中述及陈宝箴之处极多，评价也极好，并且还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小传。
如说：陈宝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我国此次改革，以湖南为先导”，“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等等。
褒评多端，可谓没有任何指疵，而陈寅恪却不以为然。
照说，到1945年陈寅恪写《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时，完全可以据此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却没有。
文中，陈寅恪据1937年亲闻陈三立之语，除了确认梁启超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实由先君之特荐”之外，特别说了这样的话：“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
”“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据此可知，《戊戌政变记》称梁启超致陈宝箴书，“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陈氏本人未必赞同。
然而更加重要的还不在于维新首功的归属，而在于维新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
换言之，康梁之意在于取得湖南维新的首功，而陈氏祖孙三人则是要与康梁划分界线。
41902年，梁启超具体地说到他“革命”而拿“满清”开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
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
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攻满洲”即已不是维新，而是革命。
问题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确定了“民权革命”的基调，所谓“维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
在《清代学术概论》书中，梁启超追述到自己在长沙时务学堂“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
札记事件可说是湖南新政期间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规，“倡言革命”，于是王先谦、叶德辉辈要求检查。
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事后承认诸人确实蒙犯了杀头的风险，《任公先生事略》有云：“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
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
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
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由谭嗣同以“吐番野蛮者”比满清，杨深秀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盛倡革命”、“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而言，康有为的“保救大清”绝然可疑，所谓“改良”可能确是“卧底”式的真谋反。
清亡不始于辛亥而始于戊戌。
长沙时务学堂与北京六章京皆当视为一种“身在曹营”式的“地下革命”。
5洪宪称帝之日，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由此而构成“政治家之节操问题”。
上文第一段为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语，第二段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语，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
此即陈、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点，亦即陈寅恪《书后》最肯定梁氏之处。
戊戌以后，国家元气终于耗尽，清朝之亡，变法维新有以启之。
转眼清朝已亡，进入民国，汉人当政，满人的问题已经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问题反而增多了。
梁启超叹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
”梁氏其时大概已不胜其烦乱，从而提出将国体、政体分开思考的一种建议。
总之时代变了，立场转换，梁启超此时不再倡言革命，甚至开始为往日革命的对象——君主——解脱。
他说，君主的尊严“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而“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变记》而言，“革命家丑诋君主”其实正是梁氏往日所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后在内的话。
而梁氏的如下言论，不知是否可理解为包含了若干反省与懊悔：“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
”“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
”但梁启超的聪明睿智还在，他对清朝灭亡之后骤然来临的亡国危机有敏锐的觉察，于是便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不亡论”。
《杂答某报》是与《中国不亡论》同一主题而论述更详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答汪精卫等新一代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主张，提出五项疑问。
文章的价值在于其中具有求真求实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与陈寅恪所主张的“文化本位”渐趋接近。
只可惜“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的惯性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了。
61915年，即“洪宪”元年，陈寅恪在北京经界局任蔡锷秘书，蔡锷即梁启超弟子。
陈、梁二人同为洪宪称帝的亲历者。
故陈寅恪“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语，亦当时当日情形的真实写照。
但转眼又到了1945年，梁启超的维新的激情已成过去，而吴其昌的民国的革命激情正盛，陈寅恪却开始为德国无条件签署投降书之后的形势担忧。
故在《书后》结尾，陈寅恪又说：“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
以梁氏所见及梁氏所未见，质正于政治，而肇端则为戊戌，隐然有论定责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