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对军事与安全的影响

信息革命对军事与安全的影响

周方银

2012-8-15 16:50:44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1年07期第28～32页【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作者简介】周方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政治室

【内容提要】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产品的广泛应用直接推动了80年代开始的新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将对未来国际和平与安全、战争形态、战争思想、军队组织体制、战争分析与准备等方面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对这些影响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信息革命/军事革命/信息战/信息安全/虚拟实践

当前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推动了军事领域的革命，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战略和政治层面，另一个则是战争形态、战争思想等具体层面。综合起来看，这种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和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制约力量增强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提高，使战争行为在更大程度上被置于民众和各种社会团体的监督之下，这既有利于制约战争的爆发，也有利于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避免或者减少战争失控的可能性。此其一。其二，信

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在信息时代，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依赖关系显著加深，这也形成了制约战争爆发的巨大力量。此外，现代信息战的受害方将不再限于个别国家。由于各国信息设施交织，信息战的受害者往往是一个群体，甚至有可能囊括所有发达国家。为此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减少战争危险。其三，信息革命使战争的进程和状况对于广大公众变得公开化。网络和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把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知晓的战场实况及时形象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势必对战争行动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它使军事行动成为在公众直接关注和监视下进行的行动。随着战场透明度的提高和由此而来的公众对战争参与程度的提高，战争决策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也相应增大。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公众和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制约力量增强。

二、目标有限化和规模小型化使战争的破坏性得以控制

战争目标是由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的。信息革命引起的国家战略利益重心的变化，使得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大为减弱。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导致国家力量重心出现重大转移，使经济技术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比直接的军事手段更为有效的利益获取方式。国家的战略目标将更多地依靠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综合手段来实现，对军事手段的依赖明显降低。在前工业时代，一场成功的战争主要以对土地的攫取和控制为标志。工业时代的战争更为关心的是增强自身的制造能力并削弱对手的工业制造能力。在信息时代，军事实力将主要是通过对信息和知识资本的控制来衡量，（注：Ryan Henry and C.Edward Peartree,"Military Theory and Information Warfare",in Ryan Henry and C.Edward Peartree (eds),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The CSIS Press,1998.）因此，以争夺土地为目的的战争将不再是增加财富和实力的主要手

段。

从战争史上看，人类战争有一种杀伤力逐渐增大的趋势。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这一趋势变得不再明显。在信息时代，当战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使用时，将更讲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匹配性和一致性。与传统战争相比，信息战更注重软毁伤，而不是硬打击。信息战的作战目标在更大程度上是“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而不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信息时代的战争，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干扰和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使其无法有效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战术层次追求的是瘫痪敌人的力量体系。（注：沈伟光：《新军事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9页。）

在信息时代，战争进程的可控程度也显著提高。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一卷，第26页。）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达到极端巨大的程度。而信息技术革命使现代战争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并发展出许多非致命武器。从军事上说，这减少了军事打击所造成的“附带性损伤”，大大提高了军事打击的效能。从政治上说，由于精确打击能力能够使战争参与者做到有区别地使用力量，也就加大了战争行为的弹性，并使战争手段能够更有效地与外交活动相配合，从而使国家最高当局掌握了更有效地控制战争进程的手段。

三、从核威慑转向信息威慑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威慑是指“由于对不可承受的报复这一可信威胁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使对手由于对行为后果的担心而不敢采取某一行

动”（注：Department of Defense,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Joint Pub,1-02,Washington D.C.:GPO,23 March 1994,p.115.）。威慑在其纯粹的形式上并不需要足够的防御能力，威慑战略并不许诺能够抵御入侵者，但是它要求有能力破坏或者摧毁入侵者所珍视的东西。（注：Kenneth N.Waltz,"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Robert J.Art and Kenneth N.Waltz(eds),The Use of Force,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fifth edi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1999.）构成有效威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威慑信息的传递（注：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以使对手认识到其某种行动产生的后果将使自己无法承受，或者这种行动所冒的风险将远远超过其所能得到的好处，从而不敢采取这种行动。

传统的威慑理论主要是核威慑理论。核武器具有超常规的巨大毁灭能力，因而可产生巨大的社会、心理作用和独特的威慑效应。核威慑理论的核心是以核力量的非核使用为手段，迫使敌人放弃发动核进攻或其他战争行动，从而达成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目的。因此，有人认为，“核武器伞”在某种意义上有维护核时代安全的作用。

“信息伞”的概念是从核武器伞的概念延伸而来的。这种观点认为，在信息时代，信息的优势同样具有威慑作用。拥有信息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这一优势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信息伞不仅可以代替核武器伞，而且比核武器伞更为优越。因为核武器伞并非万无一失，在军事上实际也无法使用。而信息伞则是一个要好得多的“和平伞”。虽然它没有可怕的威胁，却比核武器伞有更大的应用潜力。（注：陈伯江：“信息时代美国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新变化”，《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