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元代青花瓷的伊斯兰风格及成因

浅谈元代青花瓷的伊斯兰风格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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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青花的伊斯兰风格
(一)纹饰
伊斯兰装饰艺术深受伊斯兰教理和美学的影响，崇尚繁密，不喜空白，构图严谨，具有抽象、规整、均衡的审美倾向。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装饰主题主要为植物纹饰、几何纹饰和阿拉伯书法纹饰。

纹饰主要有缠枝纹、联珠纹、变形莲瓣纹、菱形开光纹、多层装饰带、同心圆等。

元青花一改宋瓷注重釉色变化的设计理念，而是以绘画平涂为主，重视装饰构图。

纹饰是元青花最具艺术魅力之处，分为主题纹和辅助纹。

主题纹多位于瓶腹、盘心、碗壁等处，题材主要有三种:一为以整幅图画作主题，二为动物纹，三为植物纹。

辅助纹主要有缠枝花纹、变形莲瓣纹、水波纹、杂宝、开光纹、云纹、云肩纹等，多绘制于口沿、颈部、底足部，用来分割主题纹饰，起辅佐和衬托作用。

其纹饰繁缛华丽、细密工整，具有平面化、图案化等特点，呈现了伊斯兰装饰艺术风格。

元青花繁复多层的横向装饰带
和同心圆的构图受到了西亚追求均衡与块面分割等审美情趣的影响。

元青花一般绘有五到六层装饰带，有的多达十几层，层次多而不乱、主次分明、浑然一体，既有形式感又有韵律美。

这种多层装饰带受到了伊斯兰建筑多层装饰的启发。

元代以前虽然也有过器物表面分层装饰的做法，但毕竟是少数，且层数不多。

元青花强化了多层装饰带在构图中的作用，繁密的多层装饰带使画面分割更加合理和美观。

同心圆的构图方式指在一个基础上采用同心圆环装饰图案，从中心装饰逐步向外扩展。

如销往波斯的元青花纹饰以同心环构图装饰的器物，每一同心环的纹饰大都不同，环间有一圈极细的留白，构图井然有序，呈现了极强的秩序感。

缠枝植物纹以复杂而规则的连续曲线为主干，间以植物花叶，并设计成有规律的波状或S 状。

这种纹饰虽前代已有，但以大规模的釉下彩绘形式出现却是从元代开始的。

缠枝纹装饰与伊斯兰金银器、织毯、波斯细密画以及清真寺建筑装饰等的构图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该纹饰摒弃了具象图形，以象征性的图案营造出连续不断的视觉效果，掩饰了被装饰物原有的造型特质。

在伊斯兰装饰艺术中这种不见首尾、绵延不断的、无穷无尽的“阿拉伯图案”成为一种“默祷的记
录”和避免偶像崇拜的技术手段，体现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信仰。

缠枝植物纹饰以视觉上的纷繁绚丽打破了视点的固定，使观者忘却器物本体，从而随着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进入一种精神体悟境界。

变形莲瓣纹是在吸收了波斯萨珊时期装饰纹样基础上对我国传统莲纹进行的图案化加工和创新。

其方肩尖拱，双线勾勒外粗内细，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常加绘植物纹、涡卷纹、杂宝等，有俯仰之分，为二方连续图案。

在元代瓷器上以辅助纹的形式大量出现，为元青花典型纹饰，常饰于瓶、罐类器物的肩部、顶盖和颈部。

这种纹饰是从描摹伊斯兰建筑拱门演变而来，萨珊王朝的铜盘等器物常布置类似纹饰，模仿建筑物拱廊，有的还保留对柱头和柱础的摹写，之后虽有所简化但仍保留拱门特征。

装饰部位也多为器物的腹部、颈部等。

元代变形莲瓣纹在此基础上更加抽象，并根据器物作了俯仰式的适形设计。

开光纹饰来源于西亚波斯萨珊银器上的纹饰、伊斯兰建筑中常见的壁窗造型等，这种纹饰在我国首先出现在唐代金银器上，到元代青花瓷时被广泛地运用。

(二)器型
中国的瓷器造型虽自成体系，但发展过程中也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
佛教文化等外来文化在元代青花瓷器造型中都有所体现，并融合到中国的器皿造型样式体系中。

在诸多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融合过程中，因蒙古族的游牧习惯使元青花更易于接受和吸收伊斯兰器皿的造型特点。

元青花器型丰富，普遍胎体厚重、器型硕大。

种类主要包括礼器、明器和常器。

其中造型受蒙古和伊斯兰文化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常器尺寸的增大。

常器是元青花中种类最多的类型，包括瓶、盘、碗、壶、罐等。

元代器皿最有代表性的造型主要有大碗、大盘、大壶、大罐、扁壶、玉壶春瓶、高足杯，以及各种便于携带的多系器皿等。

饱满厚重的大件器在元以前很少见。

很多大型器件在原有造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伊斯兰因素，可以从伊斯兰地区生产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玉器中找到范本。

壶类造型多变，如扁壶、扁形执壶、多穆壶、梨形壶，其中扁形为元青花壶的突出特征，便于游牧民族马上携带。

现存世的扁壶仅四件，分别藏于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

瓶类里的扁瓶的造型也来源于西亚金银器造型。

罐类是元青花的主要器型之一，有大中小三种类型。

大罐出土数量最多，分为瘦高型盛酒器皿和矮宽型盛放食品的器皿。

大罐制作精美纹饰繁复，主要出口到
西亚等地。

碗类器皿样式繁多，其中出口到土耳其、伊朗的元青花碗造型饱满，碗形较大。

如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的元青花八宝缠枝莲纹菱口碗直径达40 厘米。

元青花盘类数量最多，有大小之分，现存藏品多为大盘。

直径都在40—60 厘米，最大的直径近100 厘米。

大碗和大盘多为外销瓷器，以满足伊斯兰地区人们席地而坐众人围在一起吃饭的饮食习惯。

(三)色彩
色彩是造型艺术中最具直观影响力的审美因素。

中国瓷器经历了汉至宋的素瓷时期和元代至今的彩瓷时期。

素瓷时期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含蓄淡雅，主要靠釉料自身燃烧成色，不在釉上或釉下绘制其他色彩，营造出像玉器一样的温润效果，并且追求以釉色的变化表达哲学玄想。

元青花是彩瓷的早期代表。

以明快大气的蓝、白两色为其重要的基本色调。

尤其是外销到西亚等地的元青花，用料均匀、成色浓翠清澈、在浓艳处呈鲜活的“流动感”，线条稳定精细、不晕散，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元青花分两种色调，一种为浅灰蓝色，另一种为浓艳的深蓝色。

前者用国产钴料，后者用进口钴料。

氧化钴高温烧制成蓝色，着色力强、稳定性高、烧成面宽、容易烧成，是优质的釉料。

国产钴料含铁量低、
含锰量高，如珠明料、石子青、浙料等。

进口青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如苏麻离青等。

元青花瓷鼎盛时期用料多为进口青料。

苏麻离青呈明丽的靛青色，略含程度不同的紫色。

青料积聚处多蓝黑或蓝褐色斑点，有浓淡色阶变化，勾线处较深，填色处较浅。

我国从波斯地区进口钴料的历史最晚在唐代已有。

进口钴料苏麻离青在明代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中首次出现，其后古代学者也多有提及但并未详述。

近代开始系统研究苏麻离青，对其产地有诸多论证，如根据译音将产地定为苏门答腊国和南渤利国的结合，有认为产自9 世纪伊拉克最重要最大的制陶中心萨马拉(Samarra)，有认为产自古代波斯地区等。

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苏麻离青的引进与伊斯兰地区的交流关系密切。

瓷器色彩的变化来源于社会审美心理的转变。

元朝“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将汉族传统单色釉改造成为蓝白两色。

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族崇尚自然，蓝色和白色被视作天空与白云。

蓝与白在萨满教中也是天与善的符号。

在汉文化中，蓝白二色被视作高雅、正直、超逸。

青花瓷的蓝与白，也是对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传承。

除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传统水墨文化对元青花釉
色变化的影响外，伊斯兰色彩文化对元青花瓷蓝、白二色的特点也有重大的影响。

蓝色是伊斯兰传统“喜色”，也是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颜色。

波斯各地的清真寺、王宫等地大都选用蓝色装饰，以满足宗教、王权和风俗的需要。

崇尚蓝色的伊斯兰人民用氧化钴作釉下彩料，烧制成青花陶器。

西亚的孔雀蓝釉早在汉代就传入我国，但并未成为中国陶瓷模仿的对象。

到了元代因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元统治者扶持的全真教永乐宫的屋脊甚至元上都都采用了孔雀蓝釉的建筑构件。

孔雀蓝釉属低温釉，在元代并不属于先进技术，这样的选择可折射出异域色彩文化所带来的新的审美取向。

蒙元统治者对蓝白两色的尊崇以及汉族、穆斯林民族对蓝白两色的价值认同成为元青花瓷得以迅速发展的精神基础。

二、元青花伊斯兰风格之成因
元青花的出现是我国制瓷技术和装饰艺术的一次重要飞跃。

元青花艺术风格的形成，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

元青花在纹饰、器型和色彩方面鲜明的伊斯兰风格，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来源于多重因素，包括元对外贸易的拓展、匠户制度的实行、浮梁瓷局的设立、制瓷经验的积累与创新、对外的征战和兼并以及文化的交流与变异等。

(一)元对外贸易
元青花伊斯兰风格的产生是一种时代风尚，更是一种市场需求，尤其是国外市场的需求。

元代重视对外贸易，其贸易路线包括陆路和海路，以海路为主。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元军取得浙、闽等地后，就在泉州、庆元、上海、橄浦四地设立市舶司。

元代政府指定的对外港口最多时共有7 个，包括泉州、庆元、广州、上海、橄浦、温州、杭州。

这些港口均设立了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宜。

市舶司最初是由中央指定相关行省的高级官员来负责。

据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 年)刊印的《南海志》关于市舶的记载，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就已达140 处以上。

这些国家和地区东起菲律宾诸岛，中经印尼诸岛、印度次大陆，直到波斯湾沿岸地区、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地区。

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当时的海外贸易情况。

元代商船出入东、西洋，到达波斯湾的波斯离(今伊拉克的巴士拉)等地，其中从泉州港出发到达南海、安拉伯海、印度洋等地的地名就有117 个。

元中后期青花瓷以外销贸易为契机迅速发展，生产的青花瓷基本上专供外销，外销对象主要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东、近东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元青花瓷的商品性
质很强，市场需求赋予了其特定的形式。

因此外销的瓷器在器型、纹饰和色彩上，为符合伊斯兰地区人们的需求，吸收了伊斯兰的风格。

尤其是元至正年间(1341—1367 年)烧制的“至正型”的大型青花瓷器更为西亚等地区喜爱。

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中可了解当时的情景。

在《岛夷志略·天竺》《岛夷志略·天堂》《岛夷志略·甘埋里》中记载了这些地区与元代的贸易物品，从元代进口的瓷器均为青白花瓷。

这些地区的元青花现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西亚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的阿尔德比尔神庙，都是器型巨大，发色浓艳、绘制精美的大型至正型青花。

体现了中亚、西亚地区对青花瓷排他性的需求。

这种需求和重视推动了元青花的快速发展。

元青花由于在技术、材料以及艺术性上都超过西亚陶器，所以受到西亚市场的喜爱。

现存大量出土或传世元代景德镇陶瓷的地区有埃及福斯塔特、阿伊扎布遗址，东非中部至北部，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叙利亚哈马遗址，波斯、印度、菲律宾、爪哇区域、沙捞越等地。

据约翰·波普在《阿德比尔寺的中国瓷器》一书中的统计，伊朗阿德比尔寺共藏有青花618 件，其中元青花37 件。

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灵庙收藏元青花
32 件。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元青花40 件之多。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现元青花残片超过200 件。

阿拉伯半岛南岸的许多港湾遗址都发现了13—14 世纪的青瓷和青花瓷。

苏丹境内位于红海沿岸的废港阿扎布遗址发现了约40 件元青花瓷片。

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很多遗址也发现了13—14 世纪的青花瓷器。

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促使了元青花伊斯兰风格的产生和发展。

(二)伊斯兰外来工匠
青花瓷在经历了唐宋两代的沉寂后盛于元，离不开元代瓷匠在制瓷经验等多方面的努力。

工匠是古代手工艺传承、创新、设计、生产的主体。

沈嘉征在《窑民行》中对瓷匠曾如此评价:“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

”元代重视手工业，加强对匠户的管理，确立匠籍并且制定工粮制度。

被纳入匠籍的工匠称为“诸色正匠”，世袭不改，从其他人户补充到匠籍的称为“改色人匠”。

元朝重视匠籍的稳定，既不许匠户随意脱籍，也不许其他人户随意入籍，使一部分人固定从事手工业，以保证生产手工业产品的需要。

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制定了《工粮则例》，对
工匠发放的粮米盐钞等都有明确规定。

工粮制度保证了工匠的基本生活，而且匠户的实际处境也要略胜于其他劳动阶层一筹。

蒙元统治者起自漠北游牧部落，缺乏手工技艺，在征战的过程中掳掠了很多技艺精湛的工匠。

掳掠、征召、搜罗的工匠成为元代匠户的主体。

蒙古西征时，屡屡屠城，独对工匠例外。

因阿拉伯、波斯、中亚各地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十分发达，工匠大多有传统手工技艺。

这些工匠供役于军中，或分赐予诸王功臣。

成吉思汗西征攻陷讹答剌、撒马尔罕、马鲁等城池时，掳掠了数以十万计的工匠，并让其在军中服役，不仅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增加了工匠数量，奠定了元代的手工业基础。

如在撒马尔罕就有三万手艺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将其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

元朝还规定高丽、越南、尼婆罗及回回各国定期献供有特殊技艺的工匠。

如尼婆罗巧匠阿尼哥一行80 人即是应召入元的。

在元代穆斯林聚集区域，如江苏金坛、丹徒等地也发现了元青花窖藏。

蒙古族对工艺品的影响和喜好通过伊斯兰工匠和汉族工匠的精湛技艺表达出来。

《黑鞑事略》中曾记载:“霆尝考之，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

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
是大备。

”
元中央政府在元朝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掌瓷器烧造事务”和管理制瓷工匠的官方机构浮梁磁局。

浮梁磁局刺激了景德镇的经济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工匠。

在元代全国人口因战乱下降之时，浮梁人口却增加了55 000多人。

在这些工匠中不乏被俘虏、调派的西域工匠，“据元史记载仅江西浮梁瓷局(景德镇)就有一百多位回回工匠。

”一些元代青花瓷中还能看到这些外来工匠参与青花制作的痕迹。

如伊朗阿尔德比神庙收藏的一件元青花在外口沿空白处釉下彩书写的波斯文。

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元青花盘，在内腹莲瓣纹中釉下彩书写的波斯文。

景德镇红卫影院出土的七件元青花高足碗在外口沿有字迹流畅的波斯文四行诗。

这些在烧制瓷器时留下的波斯文字证明外来工匠直接参与了元青花的制作。

正是来自伊斯兰地区的工匠成为制瓷技术的载体，传播了伊斯兰地区传统的制陶工艺，并引入了新的伊斯兰审美理念。

(三)蒙元西征
公元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之后，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扩张其疆域。

形成以蒙古为中心，由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组成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

元代
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

蒙古大军有三次尤为重要的西征。

第一次为1217—1223 年征服中亚大国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史称“回回国”，商业经济发达，为中亚著名大国，控制着波斯西部、呼罗珊、阿富汗斯坦和河中等地。

第二次是1235—1241 年“长子西征”征战欧洲，攻破莫斯科，攻伐波兰、匈牙利，击败德意志联军，直指奥地利，其后拔都建立钦察汗国。

第三次是1253—1258 年旭烈兀西征，进军西亚中亚。

攻占了木剌夷(今伊朗西部)和报达国(今伊拉克一带)，占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势力直达西南亚，建立了伊利汗国。

多次西征，打通了欧亚的陆路交通线。

每次征战都将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民迁徙到东方。

这些随蒙古军东来的西域穆斯林通过军队驻防、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随之涌入了大量伊斯兰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艺术风格的影响。

元代因为版图的扩张、战争的影响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了众多民族史无前例的融合。

元代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次独特的政治、文化大融合时期，打破了许多惯常的传统，文明高度互动，文化交流与传播
的频繁，呈现包容多元的特点，促成了元代艺术尤其是青花瓷艺术的成型和发展。

三、结论
元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青花瓷的艺术风格是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对外交流活跃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青花瓷作为一种商品和一门生活艺术，充分地反映了这种时代审美趣尚的变迁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元青花浓厚的伊斯兰风格体现在青花瓷纹饰、器型和色彩等方面，其成因主要来源于元对外贸易的大发展，外来工匠给青花瓷带来的伊斯兰元素，还有战争客观上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带来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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