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饶事业单位《申论》真题

2016年上饶事业单位申论真题【材料一】5月22日中午，90多岁的杨文忠坐在大院门槛上，倚着门边的雕花石鼓，低头打盹。

门前的道路空无一人。

他的身后，是北京市房山区水峪村的杨家大院。

这处四进四合院是杨玉堂父子靠经营八座煤窑发家后建的，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被视为村里最具代表性的古宅。

根据记载，杨家大院按阴阳五行设计，宅院共四套，房三十六间，门楼内壁和山墙前脸有各种石刻砖雕。

如今，大院里只住着几位耋耄老人。

不少房间门窗都已破落，其中一件房子墙身出现1米长的裂缝，屋檐一侧甚至支上几根木棍。

石墙一隅，“房上危险，走路请注意安全”的标语已经模糊。

在这个小山村中，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民居还保留着100多套、600余间。

古村落在古民居保护与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窘境，并非只存在于水峪村。

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京郊水峪村、爨底下、灵水村、黄岭西等多个古村落发现，多个村子的古民居都正在或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在北京古村落中，发展较早的要数从1995年便走上开发之路的爨底下村。

目前，爨底下村共有50家接待户，几乎家家户户迎客。

爨底下村支书韩波表示，现在村里的古民居保护，主要依靠村民自觉。

村里，包括上级政府，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

随着客流量增加，村民家中的空间不够，私自进行扩大再生产，从情理上说无可厚非，但对村子整体景观已造成破坏。

与爨底下村相比，水峪村和门头沟区的黄岭西村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仅从收入上来看，这些村子间的区域差异已经拉开。

多位爨底下村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每年纯收入在8万元到10万元左右，个别的能更多。

而水峪村和黄岭西村村民则表示，村里没什么可以赚钱的活儿，大部分村民都选择外出打工。

北京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房山区水峪村古民居院落的空置率高达95%，黄岭西村外出务工人数超过50%。

除了空心化，古村落的发展模式也成为古村落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目前，依托古民居吸引游客前来参观，通过收售门票和接待游客获得利润，已成为多个古村落发展的共同模式。

多位村民和村干部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多数村子对古民居的保护存在困境。

一方面，产权属于村民，面对村民自发修缮或破坏，村里难以管控。

另一方面，作为文物，村里若要进行修缮需向多个部门打报告审批，费时费力。

谈到未来发展，多个古村落干部均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不管是古民居保护，还是古村落的发展规划，都要与农委、文物局等多个单位打交道。

【材料二】后溪村，坐落在金华一座山坳里，远离交通要道，远离繁华城市。

据村上老一辈人讲，从南宋开始，汤氏祖先从武义迁移过来，这个村子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在游客心中，后溪村是心中的世外桃源，在专家们眼里，它是不可多得的人文历史资源，是岁月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

国家级规划专家、原金华市国土规划局总规划师洪铁城，他跑遍江南的古村，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后溪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他看来，后溪村是目前金华山地原始规划最生态、最平民、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古村落。

更让专家称道的是，后溪村古建筑群的原生态水系设计科学、保存完整，因此，这里几乎不会发生山洪等危险。

高山流水被很好地引导，用于村民生产、生活用水。

然而，这座让城里人兴奋、专家们提倡保护的古村落，却让老宅村民们住得很不安心。

生活不便利，是村民们反映最大的问题。

78岁的孙坤仙老奶奶已经在老宅里住了60多年，至今仍然烧土灶、用老式马桶。

孙女金晓芝说，造了新房子，老人家烧饭、洗衣服、上厕所都会方便很多，不用像现在这样辛苦。

不仅如此，部分老宅甚至有坍塌的风险。

71岁的汤昌启从小就住在祖先留下的老宅里，因为历史原因，这座大宅被分给好几户人家居住。

年久失修，大梁开始被白蚁侵蚀。

雨天漏水已不是什么大事，对汤昌启来说，房子倒塌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村里要旧村改造，我天天盼着能早点动工。

”那老宅里的村民们能否搬离？村委会主任俞新建告诉记者，建房指标非常紧张，按照目前“一宅一户”的政策，村民只能在原有的古宅地基上拆房重建。

也就是说，村民要想住上宽敞舒适的新房，古宅就非拆不可。

【材料三】2014年4月，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的千年古村马固村为配合“上街智能电器产业园”建设，全体整体迁移。

仅历史20天占地500亩的村落就变成一批黄土废墟。

村内的7处不可移动文物，在拆迁浪潮中，仅保留下了王氏家庙和马固关帝庙。

4月14日一大早，70岁的王德安和村里其他几位老人，分别从马固村周边租住的社区向王氏家庙走来。

赶来的几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看护马固村最后的两处文物——王氏家庙和马固关帝庙。

这几位老人每天都会守候在庙里。

一旦有大型机械经过，他们就上前制止，要求工人小心施工。

77岁的王白龄得知王德魁故居要拆迁那天，正是马固村整体拆迁后第三天。

“我去找村委会说，对我爱搭不理”，王白龄回忆称，每找一人，他都会把曾祖父的事迹讲一遍。

“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家的老房子是文物，拆不得！”然而，村委会却把老人推到了文物部门。

上街区文广局的有关领导则表示，王德魁故居是文物，眼下村整体拆迁，故居可原地保留或整体移位。

得到文物部门的肯定后，老人再次找到村委会，询问是否可以加以保护，却被告知必须拆除。

为此，王白龄老人要求自己将房子构件拆掉，以便将来择地复建。

在上街区文广局协助下，专业测绘公司对王德魁故居进行测绘，制成平面结构图。

后由老人自费3.5万元将房子拆除。

王白龄说，“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我自己不拆就会被他们给扒了啊。

”后来，王德魁故居的所有构件，都放置在王白龄表弟的一处厂房内。

掉角的青砖、断裂的灰瓦、磕裂的木雕，曾经气势恢宏的王德魁故居，已经化成了一堆满是瑕疵的建筑构件。

上街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冯泽辉称，1958年，因铝厂的设立特建成上街区。

马固村位于上街主城区，村民多为王姓。

铝厂成立时，就征用了马固村的大量土地。

当时受征地影响，不少村民拿到补偿款，成为第一批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

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马固村就在搬迁中逐渐变小，“村民还是很积极配合的，因为大家愿意转为城镇生活。

”冯泽辉称，拆迁前，文广局对马固村的文物便有意识地进行了保护，对市级文保单位王氏家庙进行原址保护。

至于已被拆掉的文物，冯泽辉说，那是因为它们大多老旧残破，所包含的信息较少。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汪松枝介绍，中国的文物分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

这在建筑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村庄在拆迁改造过程中，要整体拆迁重新安置，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不少建筑房主面对拆迁补偿都会心动。

“不管房主还是拆迁队，我们都应该呼吁文物保护意识，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能否让拆迁部门与当地文物部门，或者请文物专家，先对相关文物进行鉴定，再确定保护方案。

对于严重破坏文物的相关责任人，应该建立制度，对他们进行问责。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保护文物。

”【材料四】“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已然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乡愁是中国人对滋养自身精神根脉的传统乡土文化的一种集体情愫，古村落则是呈现乡愁文化基因的有形载体。

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很多村落却在迅速消失。

官方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4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减至252万个，10年锐减110万个自然村。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古村落的主体流失，将直接导致传统建筑无人维护，传统文化无人传承，古村落发展举步维艰。

1月10日，记住乡愁▪2016首届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记住乡愁”是本次论坛的主题，仇保兴强调，保护古村落正是留住乡愁。

”什么叫乡愁？乡愁不仅仅是文化上诗意的描述，它更重要的是包含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精髓。

“仇保兴加以解读：从心理学角度讲，乡村就是农民对乡土熟悉环境的安全感，是恒久记忆，是文化传承。

一旦村庄没有了，村庄包含的祖先文明都没有了；从经济学角度讲，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地关系密切，村庄积累了大量农副产品，这些一村一品的农副产品都是乡愁的浓缩；从社会学角度讲，农民对当地气候等等资源的熟悉和利用，是人类拥有的重要社会资本，掌握了社会资本才能享受乡愁。

积淀着几千年文化氤氲，古村落有民族的魂、文化的根。

保护古村落，绝不仅仅是留下一个个村庄、一幢幢民居，相较于物质空间，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内容。

孙以栋是浙江工业大学和山堂艺术设计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浙江传统村落（镇）文化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十年乡土调研，他西北至新疆禾木、白哈吧，西南至西藏樟木、云南腾冲，北至黑龙江，东南至台湾，行程达30万公里。

如孙以栋所述，古村落里活着的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物质的房舍、住宅、院落、古井、坟地固然重要，而发生于这些物质的存在中的记忆、习惯、仪式、信仰等传统则更加重要。

并且这些根植于古村落中的文化基因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可以健康的生长。

浙江惠明集团董事长、杭州文澜书院理事长任平谈到，在古村落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资源，这是古村落中兴过程中人们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走访古村落你会发现，很多民俗、民间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个村落是独立存在的，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这些文化遗产随着村落的存在而流传，就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古村落建设，要从中找回乡村失落了的传统道德、民间信仰，消失的农村文化景观，以及丢失的民间传统艺术。

”他个性化地将非物质文化资源喻为寻路古村落保护的路标。

“古村落中最具价值的是那些至今仍具有活态意义的生活细节和文化符号，这不仅可贵，更亟待保护，需要我们用科学有效的手段使之能够发展下去。

”【材料五】作为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的古村落，常备外界人士誉为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

然而，伴随着城市化建设推进，这些古村落的面貌与文化形态承受着巨大的冲击。

面对古村落迅速消失的尴尬现状，业界人士总结出了古村落的“三化”——速融化、空村化、空心化。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培军进一步解释，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建，不少城中村逐渐消失，部分远郊村变成了近郊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速融化；此外，在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因修建水库、采煤等原因，需要对整个村落居民进行搬迁，造成了村落的空村化；而相比空村化，有些村子虽然村庄还存在，但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求学，只剩下了老弱妇孺，形成了“只有村、没有人”的空心化局面。

“旅游开发是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机制，也是古村落发展的积极手段：此外，旅游也能为当地带来经济增长。

不过，人们应该以坚持怎样的尺度，才不至于因过度开发导致古村落破坏？这是人们应该深切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培军说。

李培军也认为，如果对于古村落开发方式的定位失误，很容易导致其丧失原貌，“古村落开发必须因地制宜，没有固定模式去模仿，每个古村落都具有不可复制性。

”正因为古村落地域、民族、空间等方面的差异，才是其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