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题记

造像又作造象。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有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 造像
亦有以金属铸造佛像者，称之为造像。以石刻者，今存有北魏时龙门造像及云冈石窟造像等；以铜等金属铸造者，如陶斋吉金录所载宋韩谦造像及北魏徐常乐造像等。造像功德经并谓造像与写经、造寺、造塔等，同具种种功德。
正到了清代中后期,朴茂恣肆、富于神奇变化的造像记书法更加引起书法家的关注,成为书法学习和取法的重要范本。龙门石窟位于我国著名古都河南洛阳的南郊龙门山麓间,前滨伊水,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最重要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也是世界闻名的石窟艺术宝库。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为全国各地造像中数量最多者,其时代上始北魏太和年间,下迄清代康熙年间,前后延续一千余年,其内容极为丰富。
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魏碑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 龙门石窟
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二十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随笔》。内容一般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的。。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龙门二十品”计有：《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齐郡王元佑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龙门石窟景观（二）(14张)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

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10万余尊。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就雕刻在伊河两岸的山崖上，南北长约1公里。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开始营造，经过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延至北宋，累计大规模开凿约四百余年，现存窟龛2345个，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70余座，造像近11万尊。其窟龛、造像和题记数量之多，居中国石窟之冠，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
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 此碑应是方笔露锋之典型代表，因此最显见用笔之妙。起笔都将锋颖露在画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画也挺直有力，折笔显见方棱；收笔处，有时敛毫便止，有时放锋犀利，有时如《宝子》之上扬。笔画或大或小，大者纵矛横戈，如虎奔龙吟，小者轻微一点，如蜻蜓掠水，皆能顺势合情．绝无率意轻发。结体或取横势，或取纵势，皆极意显示雄踞盘关之威仪，怀隐瑰玉之神采。整篇看来，严整肃穆，端庄隽洁。

龙门二十品特征
1笔形特征 《龙门二十品》造像记是典型的“魏碑体”,从笔势上看,入笔露锋,横画的书写先竖向下方按再横向右上方运行。折画的典型特点是右折笔的外轮廓呈三角形,外方内圆。
2结字特征 由于楷法刚刚产生,新的法度尚未形成,“二十品”石刻文字仍保留了浓厚的隶书笔形和结体习惯,转折处方整,横、撇、捺划收尾时出锋上扬,用笔逆入平出,提按较少,隶法尚存,楷势不足,结体稚嫩。这样书写者就有更大的发挥和想象空间,形成了风格多变的结体特征。



魏碑楷模－－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是在黄易四品加上德林十品的基础上，又增添古阳洞一弗、惠感、法生、元（you）、解伯达五品，外加优填王一品而成的。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当时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

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的书法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流传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也合称“龙门四品”。

影响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

，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

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

康有为称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