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大鼓

京东大鼓京东大鼓，产生于香河和宝坻一带的农村，它是在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语言音调逐步发展而成的。

20 世纪初传入天津市区。

从宝坻流落市区的民间艺人刘文斌，经常利用晚上走街串巷演唱他在农村地头上哼唱的民间小调。

后来专门撂地演唱，以此为生。

京东大鼓便由他命名。

代表曲目有《杨家将》、《薛刚反唐》等。

刘文彬去世后，其子刘少彬继承了其父的演唱特点，而且能自弹自唱。

发展区域京东大鼓流行于廊坊、承德、保定、唐山的部分地区。

在不同时期和地方有过不司的称谓，先后有京东怯大鼓、乐停调、平谷调大鼓、平谷调、乐亭调大鼓、四平调大鼓、乐亭大鼓(与流行于河北唐山一带的乐亭大鼓名同实异)、铁片大鼓、铁板大鼓、承德地方大鼓等十数个名称。

其中尤其乐亭调大鼓在河北成名时间久长。

基本信息京东大鼓的主要乐器，除了演唱者左手挟铜板，右手击鼓外，伴奏乐器主要是三弦。

由于伴奏及曲调简单，演出全凭演员的演唱功夫和击鼓技巧。

因此易学也易记，故使京东大鼓在津演唱十分普及。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天津的群众文化相当普及，京东大鼓时常作为一种文艺汇演的表演项目。

尤其是印刷工人董湘昆的演唱，声情并茂，质朴无华，并常常自编自演一些曲目，深受天津广大群众的欢迎。

历史溯源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的农村。

据艺人祖谱及口碑资料，早在清乾隆中叶．河北省南皮县贾九堡村木板大鼓名家李文通(一说山东人，名尚志，绰号弦子李)从家乡逃荒来京东行艺．他吸收了京东广为流行的民歌小调“靠山调”，丰富了木板大鼓的唱腔，增加了京东乡音，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因他的演唱讲求韵味，人称这种京东风味的木板大鼓为“小口”木板大鼓，李在行艺中收徒张百奎(河间人)、曹占奎(大城人)、李振奎(义子)、崔登奎和邓殿奎，世称“清门五奎”，其中以邓殿奎(一说邓连奎)最为有名。

邓殿奎，原名不详，殿奎系拜师学艺后之艺名，香河县刘宋镇人，后迁居马厂，生卒年不详，世传1754年在世。

相传他有“三钢”，即钢性子、钢嗓子和钢板。

他喜欢唱民歌，尤爱唱《放风筝》。

邓继承乃师的创造精神，改革木板大鼓“小口”派唱法，将一板一眼的单一板式改为“慢板”、“平板”、“垛板”等多种演唱板式，并吸收了京剧西皮“快板”唱腔，用在《华容道》、《古城会》等段子的结尾处演唱，名之为“二簧柳儿”(京剧在河北称二簧)。

他演唱“二簧柳儿”时，仍用木板击节，而在演唱其它板式唱腔时，则用钢(铁)板替代木板击节，这些改革得到师父赞赏及听众首肯，新腔很快流行开来。

这种新腔在北京演唱时，因是京东乡音，故被京城人称做京东怯大鼓京东大鼓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于天津。

它是刘文斌等艺人在以宝坻区县方音演唱平谷调的基础上，吸收河北民歌《妓女告状》及落腔调的旋律而形成的。

它曾名乐亭大鼓。

建国前，在诸多京东大鼓艺人中，刘文斌的风格最突出，影响最大。

他除演唱大书外，还移植了《武家坡》、《拆西厢》、《昭君出塞》、《王二姐思夫》、《诸葛亮押宝》等短篇唱段。

通过演唱短段，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

他的演唱通俗幽默，平易无华，吐字清楚，明白如话，颇为一般市民观众、特别是家庭妇女所喜爱。

但当时仍使用“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等名称，直到1935年正式定名为“京东大鼓”。

不过，由于他的行腔板眼均不甚考究；所唱鼓词，文字也较粗糙，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曲种已日趋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市业余演员董湘昆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赋唱腔特色的基础上，将宝坻区方音改用京音，进一步加工、规范唱腔，不断创作出适应时代的新曲目，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董湘昆等人的不懈努力下，60年代至70年代，京东大鼓音乐出现了高峰期，其曲种的影响也遍全国各地。

表演形式京东大鼓的表演形式，最初为木板击节，后改为铁片、铜板。

演唱者右手击书鼓，左手击板站立演唱；弦师弹大三弦伴奏。

后又加入扬琴伴奏。

三弦伴奏及三弦加扬琴伴奏两种形式并存。

唱腔为板腔体，常用板式有[头板]、[二板]、[快板]和[锁板]。

京东大鼓的演唱形式与铁片大鼓、单琴大鼓基本相同。

过去，在撂地说书阶段，曾有一种自弹自唱的演唱形式，演员坐抱三弦，边弹边唱，其右脚踩一鼓楗击鼓（以矮鼓架支撑，置于地上），左腿上绑一“节子板”(五块板儿)，以司节奏。

颇能招揽观众。

京东大鼓唱词的基本格式为七字句(二、二、三)，但句首常加三字头，句中也常嵌字、词及短语，句尾常加“哪”、“啊”等虚字。

其短篇唱段多由八落或十落组成，一般为数十句唱词。

京东大鼓形成初期，主要在小型曲艺演出场所演唱，曲目以大书为主。

20世纪30年代初，刘文斌在天津商业电台播演《刘公案》，极受广大群众欢迎。

京东大鼓的影响也因之日趋扩大，逐渐传播到北京、唐山等地。

长篇书目京东大鼓早期主要在农村演出，演出方式为赶庙会、赶堂会和说“乡档子”。

书目先是只唱不说的短篇，有《耗子告猫》、《王婆骂鸡》、《郭巨埋儿》、《杨八姐游春》、《七子八婿满床笏》、《游湖借伞》、《湘子上寿》、《下扬州》、《拆西厢》、《大西厢》、《争灯》、《鞭打芦花表》、《小姑贤》、《小姑娘》、《蓝桥会》、《朱买臣休妻》、《白蛇传》、《华容道》、《古城会》、《草船借箭》等。

后来增加了说唱相间的中篇书，如《响马传》、《丝绒计》、《包公出世》、《海公案》、《王定保借当》、《回杯记》、《葛红霞扫北》、《五毒传》、《书囊记》、《石兰传》、《刘公案》、《十粒金丹》等。

至清末民初进入城市书馆后，发展起来的长篇大书，有《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施公案》、《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双合印》、《反唐》、《回杯记》，《曹家将》、《罗家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创作演出了一些新书目，除配合各个时期政治宣传编演的一些短篇书目外，还上演了《白毛女》、《刘胡兰》、《新夸夫》、《小二黑结婚》、《杨靖宇》、《夺印》、《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连心锁》、《新儿女英雄传》等中长篇书目。

1956年河北省文化局曲艺工作组邀请老艺人魏西庚到省会保定抄录了他的拿手书目《西唐传》、《破孟州》、《绿牡丹》、《双合印》、《粉妆楼》的书词。

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较活跃。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到影响。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乡村又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

唱腔音乐京东大鼓音乐，其雏形出现于清代末年，流行于北京以东地区。

艺人张瘸老来天津演唱后，在津收徒传艺，使这一曲调在津传唱，但当时尚无京东大鼓名称，曲调也未定型。

早期的特点是用“怯”音演唱，字少腔多，并伴以铁片击节。

开板“未开书，我先表这头一回……”一唱就是十多分钟。

由于节奏缓慢，经常是未等唱完，观众就已散去。

在津艺人刘文斌等向其他曲种学习，对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们引用民歌《庙门开》的旋律，融合落腔调与平谷调的音乐，改变了开板慢、腔长的演唱方式，完善了“十三咳”的唱腔，创作出与原型大不相同的新曲调，这就是京东大鼓的基本唱腔，它于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在天津定型。

其唱腔音乐的调式有两种说法：宫调式和徵调式，从曲谱分析，调式交替是该曲种音乐的特点，主调式应为徵调式。

京东大鼓音乐经常出现4音，并形成了类似于“清角为宫”的调性转换，但多为一两句，没有构成整段的转调。

在舞台实践中弦师仍视三弦外弦的空弦为l，故可视为色彩性的调性变化。

京东大鼓的前奏，起初比较简单。

后来有所发展，建国后发展尤大，曲调丰富多了，色彩也更鲜明了，并且有离调的倾向。

唱腔介绍起腔“起腔”为四乐句，是起承转合式曲调。

板起板落。

四个乐句的落音为1、5、2（或4、6）、1，是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七声宫调式。

第三句有向上四度离调的倾向。

“起腔”多用于唱段开始以“起腔”为基础，又形成了“平腔”。

平腔“平腔”是京东大鼓用于叙事的核心唱腔。

它大致分两类：一类为四乐句，是颠倒[起腔]四句旋律的顺序，稍加变化而成：“平腔”的第一句来自[起腔]的第三句，“平腔”的第二乐句为“起腔”的第二乐句，“平腔”的第三乐句来自“起腔”的第一乐句，“平腔”的第四乐句为“起腔”的第四乐句。

因而，“平腔”也是板起板落，四句落音分别为4、5、l、1。

由于第二乐句来自“起腔”的第一乐句，故没有“转”的功能。

四个乐句呈复合上下句结构。

这样变化的结果，使前两句旋律有向上四度宫调进行的倾向。

插入腔京东大鼓还有个插入腔“十三咳”，常用来抒情。

在一个唱段中一般只用一到两次，多用在一落的结尾处。

“十三咳”共两句，均为长腔。

主要艺人邓殿奎涪嘉庄年间(1770年前后)京东怯大鼓崛起。

邓殿奎以远祖青云峰、近祖李文通排出师门字辈：“青、文、奎、连、永、宝、景、怀、玉、成”，收徒传艺。

尤在香河、宝坻、蓟县、三河一带收徒甚多，首传之得意门徒为陈连登。

陈又传宝坻县朱家铺人邹永山，邹再传邳家铺于氏兄弟于七和于九(于宝庆)。

经几代传人的努力，使京东怯大鼓在唱词和唱腔等方面均有很大改进，其间，以于七的贡献较为卓著。

于七，本名不详，大约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约1851——1909)，原是读书人，后因仕途不通而随其弟于九“下海”说书。

他对传统书词进行修订整理，又广泛吸收民歌小调的音乐素材，特别是吸收了京东南部香河、宝坻、安次一带流行的田歌，丰富了京东怯大鼓的唱腔。

这种田歌系农夫下田劳作间歇时，集在一起击打农具即兴编唱的民歌，称“乐乐停停”，或“乐停调”，又作“乐亭调”。

一般是四句一番，唱乐了即停。

这种吸收田歌后创制的新腔影响面广，仿效者众，于七也很快成了京东一带名声最大的鼓书艺人。

张增德与此同时，宝坻县乐亭调大鼓艺人张增德(外号张瘸老、张铁板)，也吸收了被称为“地头调”的“乐乐停停调”演出。

他的拿手书目为《拆西厢》、《刘伶醉酒》、《洞宾采药》。

经他革新的唱腔较之原腔曲调缓慢，如开腔演唱的第一个唱句“未开书我先表这头一回哎咳”，一个长拖腔可达十余板，后人称之为“十三咳”。

王宪章稍晚于于七的梅门传人王宪章，亦以演唱乐亭调著称，当时京东群众称唱大鼓书最好的属“南于七，北宪章”。

后辈艺人也称“南于七、北宪章”是乐亭调大鼓最有贡献的前辈。

同时，京东怯大鼓流行范围日广，成为流行河北北部承德、廊坊、张家口、保定、沧州及唐山部分县份，甚至京津大埠和东北地区的大曲种，其别名也逐渐多起来。

1880年王宪章去东北演出，所唱之京东怯大鼓以其家乡定名为平谷调大鼓。

在东北广收弟子，回乡后又收弟子，并称所演为“平谷调”，到晚年他去北京演出时，也称之为乐亭调大鼓。

主要历程1930年，唐山人刘俊海以平谷调大鼓之名灌制唱片《鞭打芦花》、《红月娥做梦》、《情人顶嘴》、《蓝桥会》等十一张。

平谷县张士诚在天津演唱此曲种，灌制唱片时，也称“平谷调”，后到北京演出时，又称“乐亭调”。

张永德(黑张、盖京东)在承禧地区演唱，初称“四平调大鼓”，后又挂牌“乐亭大鼓”，其徒钟响鸣久在承德演出，称所演为“乐亭大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