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
考研《传播学总论》第一章第二节传播学的发展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第一章第二节传播学的发展第一节传播学的发展一、国外传播学研究的发展（1）三个阶段①早期的传播学研究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们将传播研究的对象放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了最早的传播学理论，即效果研究中的“枪弹论”。
这是受当时行为主义“刺激一反应”理论的影响。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这时的传播学研究开始兴盛。
形成了传播学，研究者众多，并且纷纷提出自己的传播模式。
经过学者们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动摇了早先的“枪弹论”，从而出现了传播的“有限效果论”。
②中期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时期是传播学研究突破传统局限，拓展范围，深化内容的时期。
一方面传播学研究已从早期的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传播过程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传播学研究在多个地区开始进行并出现不同的派别。
这一时期是传播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理论纷呈，研究中的问题也暴露不少。
③当代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a. 这一时期的传播学研究继承了70年代传播学研究领域扩大的传统，将传播学研究扩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b. 传播学研究中派别分流日益明显。
批判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法兰克福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的欧洲传播学派。
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为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
80年代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主流之一。
“经验学派”注重实证分析，强调传播实践的美国传播学派。
（2）理论方法①大众社会，功能主义，多元主义(Mass Society，Functionalism， Pluralism)这是早期媒介研究的三种方法，其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媒介如何服务于整个社会系统。
②媒介效果(Media Effects)对媒介效果的研究是隐藏于大众传播研究发展史中的原动力。
③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对传播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媒介制度及其背景的分析。
学习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
学习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为何发展，怎么发展，靠谁发展，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日前，在20XX北京学术前沿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北京大学刘伟教授、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围绕“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这一主题发表了精辟的演讲。
如何看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这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国家需要用100年才能完成的奋斗目标，我们国家用30年就实现了。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在题为《30年中国社会改革变迁》的演讲中，从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四个层面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做了精彩的阐释。
“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动呢？”陆学艺首先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
他指出，这3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三高”一一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三低”一一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更重要的是，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82年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全国的总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占人口比例是%经过近30年，这个指标已经达到%而像北京这样的地方100人里超过30人是大专学历。
在分析了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后，陆学艺特别强调，就社会结构而言，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我们都属于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
他认为，社会结构滞后了，如“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结构问题。
他说，不调整这个结构怎么行呢？比如，20XX年我们的GDP里面，农业创造的增加值是%但同年在就业结构里，7亿多劳动力，靠农业劳动的占%可以说这％勺人创造了％的GDP这不是劳动生产率太低了吗？不是中国农民傻，不是中国农民不干活，中国农民非常勤劳，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少，所以只获得了%的财富。
现在讲城市化率是%那么就是％的人要分这％勺财富，农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不调整这个结构，好像给了农民很多补助，但农民能富起来吗？陆学艺说，不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解决不了。
传播学理论变迁与沿革历程
传播学理论变迁与沿革历程一、发展传播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二战之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大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美国为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复兴，建构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一方面实施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贫穷与愚昧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而经济发展正是对付它的最有力的武器，从而开始大力支援新兴国家［1］。
为此1949年杜鲁门提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四点行动计划。
由此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发展研究”逐渐形成。
狭义的发展研究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探讨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
随着发展研究的蓬勃兴起，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包括发展传播学等学派相继诞生。
当时发展理论主要限于狭义的层面，即研究者试图提出一种发展模式，解释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制定各种变革政策的理论依据。
这种狭义的发展研究的结果是产生了“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发展研究开创了现代化经典理论［2］。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正属于这个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书中勒纳着重强调了社会、个人以及文化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在中东传统社会中的渗透和过渡情况，并重点分析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
勒纳在书中全面系统地推出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发展传播学史上的开创者地位，该书的出版也成为发展传播学诞生的标志。
这一学科在60～70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2年获“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8个研究专题小组之［3］。
可见发展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布满冷战的痕迹。
因果主义与实利主义是指导早期西方发展传播学的思想体系。
二、发展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研究的主流;6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受到依附理论的挑战，把霸主的位置让给了以拉美学派为主的依附理论;70年代，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成为当时发展理论的主流。
邓正来教授生平简介
邓正来教授⽣平简介邓正来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举⾏来源：互联⽹作者：佚名⽇期：2013年02⽉03⽇浏览：新闻中⼼讯 2013年1⽉30⽇，复旦⼤学师⽣和学界同仁怀着沉痛的⼼情前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为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和翻译家，复旦⼤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邓正来送别。
邓正来教授因病医治⽆效，于2013年1⽉24⽇6时50分在复旦⼤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终年56岁。
邓正来教授⽣病住院及逝世后，严隽琪、罗豪才、俞可平、公丕祥、张⽂显，秦绍德、王⽣洪、徐显明、马敏、黄进、吴汉东、付⼦堂、何勤华、贾宇、童世骏、吴志攀、秦亚青、李克勇、王利明、吴振武、郑成良、桑⽟成、曹卫东、邵汉明等党政机关、兄弟⾼校和学术机构领导，吴敬琏、许倬云、王斯福、林毅夫、张维迎、陈平原、夏晓虹、周国平、赵汀阳、李银河、汪晖、张⼩劲、季卫东、熊⽉之、邓晓芒、王铭铭、万俊⼈、⽥国强、徐勇、李传敢、郝⾬凡、近藤孝南、朱云汉、赵永茂等著名学界⼈⼠，王忠明、刘华、邓捷、吴志良、冯仑、李健、尹蓝天、邹静之等各界友好⼈⼠分别以不同⽅式表⽰哀悼和慰问。
民进中央委员会、民建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部、上海市⼈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组办公室、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名古屋⼤学⾼等研究院、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学术界》杂志社等单位和机构也发来唁电或送来花篮。
邓正来教授逝世后，学校成⽴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主任的治丧办公室。
陈晓漫、陈⽴民、王⼩林、刘建中、林尚⽴等校领导也分别以不同⽅式表⽰哀悼，并对家属表⽰慰问。
30⽇上午，龙华殡仪馆哀乐低回，银河厅两侧整齐摆放着学界和复旦师⽣吊唁的花篮200余个。
仪式开始前，⼤厅内循环播放了⾼研院师⽣制作的邓正来教授纪念短⽚，这段视频特意挑选了他⽣前喜爱的英⽂歌曲《imagine》作为配乐。
《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笔记
《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读书札记目录一、传播学概述 (2)1.1 传播学的起源与发展 (3)1.2 传播学的主要分支 (4)二、传播学的基本概念 (5)2.1 信息、知识与谣言 (6)2.2 传播、沟通与互动 (8)2.3 受众分析 (9)三、传播学的理论框架 (10)3.1 行为主义传播学 (11)3.2 认知传播学 (13)3.3 媒介情境论 (14)四、信息社会的特点与挑战 (15)4.1 信息爆炸与信息过载 (16)4.2 数字鸿沟与数字不平等 (18)4.3 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19)五、自我认知与传播 (21)5.1 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 (22)5.2 社交媒体与个人形象塑造 (24)5.3 网络欺凌与网络暴力 (25)六、他人认知与传播 (26)6.1 社交媒体中的印象形成 (27)6.2 舆论的力量与责任 (29)6.3 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30)七、世界认知与传播 (31)7.1 全球化与国际传播 (33)7.2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34)7.3 传播伦理与全球责任感 (35)八、传播学的未来展望 (37)8.1 传播学的跨学科融合 (38)8.2 人工智能与传播学的结合 (40)8.3 未来传播学的发展趋势 (41)九、结语 (42)9.1 传播学的现实意义 (43)9.2 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传播者与接收者 (45)一、传播学概述传播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旨在研究信息、思想和观念在社会中的传播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自20世纪初以来，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庞大体系，包括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家们不断地探索和挖掘传播现象背后的规律，以期为人们提供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方式。
在信息社会中，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邓正来的认识论转向及其思想价值
邓正来的认识论转向及其思想价值吴励生【谨以学术性纪念】：邓正来的认识论转向及其思想价值添加时间:2013-03-15 23:51 浏览次数: 169 次谨以学术性纪念：邓正来的认识论转向及其思想价值吴励生我想首先应该说的是，邓正来的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探索中带来的特别重要的认识论转向问题。
这个重要的认识论转向最早即开始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尤其是关于“重新定义中国”的标志性转向，从此开始标示了中国思想以及邓正来自己的思想均已进入了“中国理想图景时代”。
“重新定义中国”的认识论转向之所以带有里程碑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划时代意义，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时代，汉代成为官学的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的玄学时代，隋唐佛学高度发展的佛学时代，北宋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经历元明的理学时代，明清之际批评理学的空疏而趋向于考证之学的朴学时代，十九世纪后期西学东渐、到二十世纪出现了融会中西学术思想的西学东渐时代——而且更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二书为标志，中华学术在二十一世纪之后实实在在已经进入到了多元互动的“全球化时代”。
当然应该承认，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也是中国学者特别努力而且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
用邓正来在“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和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全球化正在引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主要是针对和超越现代性的世界……这个针对并超越现代性的世界，至少有两种正在起作用的政治理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欧盟的欧洲理念，一个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世界政治理念，也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天下理念、大同理念、新战国时代理念、主体性理念等等。
这些绝不是美国这个新帝国所提供的世界政治理念，因为美国所提供的理念，仍然属于民族国家框架下带有封闭性的理念。
欧盟的欧洲理念正在逐渐形成，它至少在部分上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大区域的共同体，它承继了古希腊德性公共性的精神传统，秉承了康德关于政治联盟的世界和平理论。
“世界结构”与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序
作者： 邓正来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出版物刊名： 开放时代
页码： 146-15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开放性全球化 观话语争夺 文化身份 世界秩序的重构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呼唤“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乃是一个“问题束”，它所隐含的至少有这样三个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参与者的中国社会科学或中国法学论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面对中国置身于其间的“全球化”？第二，为什么说建构当下中国法学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条件是我们对中国现实以及中国置身于其问的世界结构的“问题化”理论处理？第三，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为什么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始终缺失对中国的实质性关注以及对中国“理想图景”的根本关注？在基本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后，作者强调：第一，以“世界结构”为观照，包括法律秩序在内的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第二，我们不仅不能将当下西方化的世界秩序模式作
为“历史的终结”，更应当利用中西文化资源，其是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做出我们的贡献。
全球化论辩中的关系主义方法论与世界结构——读《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
的研究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显而易见 ， 邓正来在 知识社 会 的关系。他指出 ， 中国论者采 取寻求 西方经 验和理论 支援的 学领域的研究深受布迪厄思想的影响 ， 同布迪 厄一样 ， 邓正来 取向的原因乃是他们 受着 “ 现代化框 架” 的支配 ， 并借 用西方 Ｏ世纪 ６ Ｏ年代以后 对现代化理论及其 预设的批判 以 也极为推崇方法论上 的关系主义 。本文试图揭示邓正来 的世 学者 自２ 界结构理论与布迪厄所倡导的那种关系主义方法论之 间的关 及艾恺所谓 的世 界范 围反 现代 化思 潮 中 的种种 观点对这 一 现代化框架 ” 以了分析和批 判。这一 阶段的研究已经凸显 予 系。本文将指 出， 正是 对关系主义视角 的运用使得 邓正来在 “ 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 国法学之 未来这一 问题 ， 即知 识生产与 出了支配与知识传承 的关 系 ， 而还 揭示 出了中 国社 会科学 进 移植 品格” 以及这种品格所掩盖的作 为知识消费者的 传承 中之支 配关 系在 中 国法 学这一场 域所 引发 的诸多 问题 知识的“ 时， 没有首先把 目光落在 国家之上 ， 而是浓墨重彩地建构和剖 中国学者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 间的关系 。第二阶段
的影 响 ， 也不仅 是西 方 社 会科 学 对 中 国社 会科 学 的 影 响 ， 重 的 中 国研 究 过 程 中不 知 不 觉 地 在 民族 主 义 的影 响 下 强 化 了这 更
不论在分析中 国政治 、 经济 、 社会 一文化 发展 时， 还是 要 的是 ， 正是作 为“ 被动者 ” 的中国学者 向作 为“ 主动者” 的中 种取向 ， 都 国学者 的转化 ， 才在一个方面致使社 会、 经济和政治的需求 在 在借鉴其他 国家发展 经验模 式 时 ， 以国家 为 自然边界 并将
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现象的一门学科，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起源。
然而，正式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在20世纪初。
以下是传播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体形式也开始多样化，传播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
传播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最早的传播学研究聚焦于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
此时的传播学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开始关注群体传播和文化传播。
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也变得更加系统和深入。
互动式的传播模式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强调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要关注信息的发送，还要关注接收者的反馈。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传播学开始关注媒介效果研究和媒体内容分析。
学者们运用统计学和实验研究方法，研究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例如广告对购买行为的影响等。
同时，传播学开始注重对媒体内容的分析和批评，关注其对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传播学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传播学开始重视新媒体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开始探讨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对传播模式和传播理论的挑战。
21世纪以来，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
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到环境传播，学者们开始关注跨国和跨文化的传播问题，探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现象。
此外，数字化和移动化的发展使传播学与科技、数据分析等学科相结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渐向定量化和大数据分析转变。
总的来说，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关注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到关注传播过程的互动性，再到关注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和全球化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科技的进步，传播学将继续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摘要：超越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一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i][1]，其间当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之中。
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
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著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
发展传播学批判_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_胡翼青
土耳其的调查。调查全部结束以后，勒纳有机会于 １ ９５２ 年 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变革，勒纳将大众传播形象地
７ 月到 １ ９５３ 年 ６ 月回到应用社会研究局重新整理调查所 称之为国家发展中的“奇妙的放大器”。
获得的数据，并根据应用社会研究局的要求对这些数据进
从今天传播学家的视角来看，勒纳的研究简直从任何
学开创者的地位。施拉姆的媒介角色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 还与拉斯韦尔有过愉快的合作。１ ９４５ 至 １ ９５２ 年中期，获得
散理论，包括英格尔斯家喻户晓的关于传媒与人的现代化 博士学位的勒纳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获得了一个职
的研究，都受到了勒纳理论的影响。
位，参与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重要项目“对国际关系产生
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并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
勒纳的理论框架可以简要描述如下：首先，将传统社会
切入点。”①然而，在西方批判学者的眼中，勒纳显然属于后殖 与现代社会划分为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因此在他看来，现
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着强烈的冷战思维。在国内也早 代化或者发展问题就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
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指日可待的社会发展过程。”⑦另一些 国政府面前的任务既明确又艰巨，需要得到社会科学家的
人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经验 大力支持：其一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了解第三世界国家
而言会遭到排斥，西方想使中东或是其它国家努力实现现 并引导它们接受美国的立场；其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寻找
受访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该调查涉及范围较广、遇到的 代化人格塑造的原动力，而传播媒介则是刺激传递“移情能
问题也较为复杂，因此这次调查也被称作是“首创性调查”。③ 力”的最好工具。正是大众传播累积性的传播对社会成员潜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讲座 邓正来教授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讲座录音整理主讲:邓正来教授时间:10月23日地点:田家炳楼尊敬的龚廷泰教授，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有机会再回来非常高兴。
只要来到南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这里来讲一下。
我对南师大很有感情，与公丕祥先生和龚廷泰教授的交情都比较好。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是我负责的一项国家重点社科题目，目前这个项目共发表了6篇论文，然后在《河北法学》上进行连载。
商务印书馆今年年底出版，书名叫做《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
这个题目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各个学科，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高度的重视。
法学界的各位师生可能都知道，我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就是认为全球化是某几个人的领域，某几个人的饭碗，就是只有他们在做、在研究，与我们的民法、刑法没有干系，我们的民法是不会讲全球化的，我们的刑法是不会讲全球化的，我们的法理学是不会讲全球化的，是我们的身外之物，全球化就变成了某些人的专门领域。
当然这个是由于我们对全球化的不重视，另外最重要的还是我讲到的学科化问题，我们通过学科化的方式，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方式将它划出去，又变成一个新的单位去做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视。
但是必须客观地讲，中国法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关心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还是比较领先的，除了哲学界、思想史和基本理论研究领域以外，法学界还算早的，它比政治学来的敏感，比社会学来得敏感。
中国法学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做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了。
于是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观点。
最有名的观点大概有三派：第一派是周永坤等人，他们持有的观点是坚决支持全球化。
他们认为全球化不仅是法学的未来方向。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然后要求法律也要全球化。
经济基础都变了，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它的理论背景就是经济都全球化了，当然要有适应于和能够调整这种经济全球化现象的法律出现。
这一派人不少，也有很多的文章。
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和发展
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和发展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以研究新闻与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它关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和规律，以及新闻媒体对社会与个体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顾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和发展，并介绍其在不同时期的重要贡献和发展趋势。
一、新闻传播学的起源与发展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
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媒体刊物和学术组织，如《新闻报告》杂志和美国新闻教育联盟，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研究者开始关注新闻的权威性、客观性以及新闻媒体对公众意见的影响。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和传媒产业的发展，新闻传播学逐渐扩展了研究范围，涉及到更广泛的议题，如媒介效果、传播理论、公众参与等。
在20世纪50年代，新闻传播学开始引入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以更全面地理解新闻与传播现象。
二、新闻传播学的重要贡献新闻传播学在不同时期取得了许多重要贡献。
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里程碑事件和学者。
1. 路德维希·维滕斯坦：维滕斯坦是新闻传播学中语言学派的代表。
他关注的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提出了“新闻真理”的概念。
他的研究为后来关于新闻中真实性的讨论做出了贡献。
2. 道尔旺普·辛格：辛格是新闻传播学中媒介效果研究的先驱。
他的研究揭示了媒介对观众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并提出了“魔力弹跳”效应和“调查效应”等概念。
3. 艾伦·巴德劳：巴德劳是新闻传播学中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
他的研究关注了新闻媒体对社会和文化的塑造作用，提出了“意识形态”和“媒介决定论”等概念。
4. 史都华·霍尔：霍尔是新闻传播学中文化研究和媒介史研究的先驱之一。
他探讨了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提出了“媒介再生产理论”，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影响。
三、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传播学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以下是新闻传播学当前的一些发展趋势：1. 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
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发展传播学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其理论体系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与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涉及学科内部的变化，也与社会的变革和技术的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
本文将从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演变以及当下的发展趋势等三个方面，探讨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一、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传播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新闻学和广告学，而传播学的真正形成则要追溯到二战后美国社会的庞大变化。
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人们对于传媒和传播现象的关注日益增长，传播学依据这种现实需求催生而生。
20世纪50年代，美国西北大学成立了全球第一个独立的传播学院，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自主的学科开启了自己的独立生存之路。
从此以后，传播学研究逐渐拓宽到了新闻、电影、娱乐、互联网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然而，传播学对于传媒的研究已经不只是传统新闻学那么单一，它也从单一关注媒介对受莆们意识形态影响的阶段转化到对于媒介中的行为以及交互进行了更深度更广泛地研究之中。
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演变在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中，其理论体系也不断获得更新和演变。
从传播学的起始到现在，可以确立传播学理论体系的五个基本要素，即信息源、信息接收者、信息传递工具、信息传递方式、信息传递的效果。
这种基本要素的提出，是为了对传播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
人们发现，在社会文化、科技、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媒介环境中，传播过程的分析完全建立在这样一套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
研究学者在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理论框架，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广告理论、公关理论、传媒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多个分支领域。
它们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为传播学研究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基础支撑。
三、当下的发展趋势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着数字传播大势下转变。
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明显地转向了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通讯等新兴通讯领域。
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
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韩鸿，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电邮：391152095@。
项目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2012），国家社科基金西藏项目“藏语卫视促进藏区长治久安的策略和机制研究”(XZ1114)。
The Evolvement and Shift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es over the Last 30 YearsDr. Han Hong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Email: 391152095@.This paper is subsidized by Program for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2013),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of State Education Ministry(2012), and Tibet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NO.XZ1114).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发展传播实践的国家之一。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不久，即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教育者进行卡通电影制作培训（UNESECO,2007:222）。
1976年，学者罗杰斯（E. M. Rogers）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传播的“中国模式”（The Chinese Model）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一)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一)内容提要传播媒介的技术优势不仅造成新的权力统治形式，而且会导致新文明的出现。
历史证明，资本霸权依靠对传播的控制。
现代传播技术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转型的特点，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严峻的问题在于，全球化将导致新的媒介垄断，还是走向世界信息和传播的新秩序。
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文化策略。
从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视角出发，传播媒介成为权力话语的载具。
如果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知识论的话语，传播媒介更是作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现代社会中组织和个人的反思性实践的工具、社会沟通的公共空间、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的领域。
全球化的传播网络，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霸权，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多极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并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媒介全球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技术大大推进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由H.A.英尼斯、W.施拉姆、E.罗杰斯等人开启了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
直至九十年代，关于此项课题的研究大约有四个不同的路径。
其一是受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持强烈批判的立场，揭示出传播技术强化并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建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依附(E.罗杰斯、H.I.希勒、M.特劳等)；其二是从后工业主义历史观出发，指出传播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造就了后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D.贝尔)；其三是从国际政治及伦理学角度，分析信息资源分享的不平衡，指出南北国家间日益加剧的差距，提出建立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acBride报告)；其四是从后现代主义理论立场，揭示在媒介饱和信息超载情形之下文化变迁和文化认同所面临的困惑和压力(D.哈威)。
⑴在世界体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的矛盾愈来愈明显的情形下，传播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敏感，并由此引出对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文化策略和传播观念的思考。
邓正来教授主讲如何读书和学习
邓正来教授主讲如何读书和学习2009年5月19日15：00，应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做客“学养拓展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辅楼103教室为广大复旦学子做了一场题为“如何学习与读书”的讲演报告。
首先，邓教授结合自己的读书和研究经历，通过事例分析的方式和学生交流了为什么要学习和读书的问题。
第一，学习和读书时与个人生命息息相关的。
由于一个人的经验有限、理性有限，所以每个人要掌握和学习知识。
第二，学习和读书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邓教授指出要对当下读书和学习有一个背景结构的基本认识和意识正是这一时代赋予了读书人特殊的使命。
接着，邓教授通过“八个关键词”与在场听众叙述了怎样去学习和读书。
第一、“追比圣贤”，要有追比的榜样，追求好的学问；第二、“关注知识”，提出要通过学习知识来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知识有限度，知识绝不是真理，知识是可以被反思和批判的；第三、“认真的品质”，读书需要规训，要养成品性；第四、“关注中国”，知识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因此注重主体性的中国；第五、“深度读书”，要深入研究，为自己的研究收集完整的资料；第六、建立“读书小组”，注重知识上的团结，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第七，“学术传统”，关注传统，注重理论的构建；第八，学习和读书中五个层面的问题，即：理论的枝节问题；理论的结论问题；前提和结论的论证方式问题；对前提本身的研究问题；前设(pre-assumption)的研究问题。
讲演结束之后，邓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诸多问题，如读经典著作与学习跨学科知识的问题，怎样做好的读书笔记，怎样提高读书效率，读书的时候怎样才能确立真正的问题，怎样进行精读，怎样进行学术写作等等。
邓教授都给与了耐心的解答。
讲演过程气氛热烈，整个教室座无虚席。
通过讲座，邓教授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和同学们交流了如何学习与读书，给了在场听众以指导，使得听众对读书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行者无疆——学术大家邓正来印象
行者无疆——学术大家邓正来印象
武建奇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年(卷),期】2007(000)008
【摘要】什么是大学？怎样做学者？在大学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
天天都在和大学教授、学者打交道。
本以为对这个问题还有些发言权。
可著名学术思想家邓正来先生到我校进行的学术交流．改变了我的看法．突觉我们也许并不真正懂得大学和学者的内涵。
2007年3月26日上午，我校召开小规模教师座谈会．邓先生主要讲了学术自由问题；下午又举行了大型师生学术报告会，他以学术规范为主题，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总页数】2页(P147-148)
【作者】武建奇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45
【相关文献】
1.思者无域行者无疆——记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邓中亮教授 [J],
2."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 --《中国书评》主编邓正来先生访谈 [J], 邓正来;杜悦
3.重温邓正来著《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兼及中国国际私法学术史的点滴思考[J], 张建
4.邓正来的“思”与“不思”——关于选择学术之路正当性问题的思考 [J], 姚选民;;
5.我的第一本学术启蒙书——读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修版) [J], 姚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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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Colin Sparks认为，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具有如下十个特征：一种全新的学说（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方法论的创新（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非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理论与实践的新型关系（全球化理论缺乏明确的实践检验）；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媒体传送不再受政治地理的限制）；对在地化或地方化（local）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总之，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著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相关著作不同的是，它不仅着重从理论上梳理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所构成的知识脉络，而且还试图结合自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情势去发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Colin Sparks分别以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苏东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即他所谓的「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和「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二
正如Colin Sparks所言，「关注发展问题的人们中一些人一直对媒体非常感兴趣。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如何利用大众传播，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贫困。」[ii][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本地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规模，来帮助诸如Ifes和Bvanis那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改变他们落后的生存状态。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建立在落后技术上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针对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现代农业国转变。手工产业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替代。乡村生活逐步让位于城市生活，口头文化将被文字所取代。」这意味着发展传播学乃是从传播学视角探究发展问题的一门学问，亦即研究媒体或媒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之价值的学问。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于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
——评Colin Sparks《全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面对「主导范式」所遭到的上述批判，论者们做出了下述三种回应：一是仍然坚持现代优于传统的观念，但是却寄望于寻求个人层面上（而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转变，而这就是所谓「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二是转而诉求「参与范式」，将视角转向底层，强调大众在传播-发展关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激进地转向对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特别是外部结构的限制——的分析与批判，而这便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范式」。
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乃是伴随着西方「六十年代危机」[iii][3]所引发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其出发点是：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与控制的关系。「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其所强调的关键之点是：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
一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i][1]，其间当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之中。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家的正式独立并非意味广播电视能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这些国家需要有「一种从完全从属的、殖民主义状态向政治独立、拥有国家主权的状态过渡」.不论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在那些始终独立的国家，或是取得独立多年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都保留了一整套使媒体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要求的机制。
但是，这种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很快就遭到了论者们的反思和批判，而其间最猛烈的批判则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从表面上讲，这是由于精英和上层所兜售的各种西方现代性因素对那些后发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而言很可能是极其陌生的：「某种特征可能在西方世界造成变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有效。」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却是由于该范式忽视了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个殊性所致：
在Colin Sparks看来，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一些研究国际宣传问题的论者开始思考媒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构成鲜明对照的著名观点（即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出发，这些论者认为，大众媒体在培养和引导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态度和信仰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态度和信仰则被视为重大社会变革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当时传播领域的主导理论便是所谓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的出发点是相信所谓的专家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专家了解什么是对他人最好的信息，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一套传播程序向‘有待发展’的人们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的「六点行动计划」可以被认为是「主导范式」的典型表述之一。在施拉姆看来，首先，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Schramm，1963：30）；其次，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的意识。
发展中国家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群可能会比其他人群理解接受并实施新理念快一些。
因此，这种「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