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_传播学访谈录
传播学在中国的一些观察
方汉 奇
中国人 民 大 学 新 闻学 院教 授
复 旦 大 学 新 闻学 院教 授
北 京广 播 学 院 教 授
、
宁树 藩
朱光 烈
李 少南
李
彬
香 港 中文 大 学新 闻与 传 播学 院教 授 院 长
清 华大 学 传 播 系 副 教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新 闻与 传播 研究 所 研 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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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力丹 《对传 播 学 研 究 的 几 点 意 见》 见 袁 军 龙 耘 韩 运 荣 ( 编 ) 《传 播 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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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
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
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
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
浅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的论文
浅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的论文浅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
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
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
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
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
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
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
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
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
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
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
论“中国传播学”的基本向度及其反思
《媒介批评》第八辑MEDIA CRITICISM论“中国传播学”的基本向度及其反思汪罗-、何谓“中国传播学”“中国传播学”的生成和建制的过程是传播研究的知识生态、学科自觉意识、研究主体活动、研究方法等要素综合建构、编织的结果。
当下学术界对于“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研究成果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意识到“中国传播学”意指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及实践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与“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等同，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维度，即“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专有的概念（术语），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基于此，笔者拟用作为专有概念指称（术语）的“中国传播学”为起点，并就概念（术语）本身可能囊括的诸多面向进行阐述。
第一，从现有地位及将来存有的可能性而言，贾文山等人认为“中国传播学”是与传播学的美国传统及欧洲源流和而不同的新兴的学术范式，“这一范式过去30年间以借鉴美国传统和欧洲传统为基础，开始产生一些原创性成果（第八辑）220并丰富了全球的传播研究"①。
中国传播学所思考的问题应是整个“专播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发展路径上互为坐标、互为支撑。
如若细究的话，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播学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这一二元对立框架的兴起、形成及反思上。
因为“中国传播学的建制过程既是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其本土化的过程"②。
1982年施拉姆访华至90年代，志在创构及研究“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者如余也鲁、孙旭培等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实践以提升国人在传播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此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无不将建设“中国特色传播学”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以期让“中国传播学”走向世界。
第二,从形式上而言，中国传播学”是基于一系列命题、概念及其在互动中呈现的关系及其涵盖的关系网络。
中国传播学的出路
中国传播学的出路——读《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国传播学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已经发展了二十余年，但是仍旧在停留在沐猴而冠的尴尬境地，如何实现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我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中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基础体系。
据了解，20年间，中国学者们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几乎都停留在采用包括《传播学概论》在内的西方国家传播学著作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而直接从中国本土出发构建的“理论体系”的作品寥寥无几。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结果，便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是在做中国的传播学，而是代替西方人做关于中国的传播学部分。
总所周知，传播学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即对当前已知的社会传播活动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而指导我们现实的生活。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立足于这样一种社会存在。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早已为世人所知晓，因而这样一种社会传播学问，也就从根本上存在不同。
不同文化范畴的东西，甚至存在一些无法逾越的鸿沟。
虽然有人可以说在截然不同的地方，还是会存在相同之处，当然，我们不否认这样一种相同之处。
为什么，我们在理工科的一些科技方面可以与西方一较高下（多项世界前列的科技殊荣），而在社会科学甚至文史类的没有这样的情况（杨振宁说或许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在物理化学等方面可能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而不是文学之类）就因为东西方无法逾越的鸿沟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使用西方的那一套力量来研究关于中国内容的传播活动。
不然我们即使现在最好也只是做到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最高水平。
像科技方面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事情，而我们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各部分的有效组合，进而得出一些创新（暂时叫创新吧其实当前即使中国有所谓的本土化传播学也只能叫做山寨版。
）其二，关于理工科学注意的量化，科学的数据。
科学的唯一性，而社会科学归结起来是人学——人类社会的学问，所以可以接受多一斤少一两。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Word文档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Word文档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
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
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
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
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杨澜访谈录》的现状和发展
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杨澜访谈录》的现状和发展【摘要】：本文选取《杨澜访谈录》为个案研究对象，并且从传播学这个独特的视角解构这档节目的现状、优点以及未来发展的探索之路。
着重从传播学的5W模式、传播中的符号特色、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以及对未来的探索这四个角度展开。
【关键词】《杨澜访谈录》；电视谈话节目；访谈；大众传播电视谈话节目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声音”的一个途径。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谈话节目是当代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的一个缩影。
电视谈话节目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私人谈话搬到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上，借助人际传播来实现大众传播（石长顺，2003）。
谈话节目是“谈话”，是人际传播，它具有日常谈话的一切要素；谈话节目是“节目”，是大众传播，又必然和日常谈话有所不同（王群、曹可凡，2002）。
与美国相比，国内谈话节目虽然存在着粗制滥造、模仿克隆的现象，总体上来说它们基本上还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
而在此突出的就是《杨澜访谈录》。
以它为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已经真正地在为人们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提供自由的空间。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还给老百姓。
这既符合电视纪实美学的要求，也是现代传播的理念。
一、《杨澜访谈录》在传播过程中的5W构成，谈其现状（一）、传播者who——主持人、嘉宾主持《杨澜访谈录》的主持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澜本人。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主持人之一，杨澜在电视面前展现的是是一位智慧干练的成熟女性形象，她与被访者一样具有丰厚的思想内涵。
在栏目中她与嘉宾平等对话，并总能在最恰当的时机提出最恰当的问题，就专业领域与嘉宾进行言语的交锋碰撞以求能够挖掘出嘉宾最真实而深刻的思想。
美国《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曾说过：“杨澜很生动，可以从屏幕上跳出来。
在她身上，有一种活生生的个性，那正是造就她今天成就的条件，这就是造就优秀主持人的条件。
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
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
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
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
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源于《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启发
参考内容
内容摘要
在探索传播学的旅程中，我翻阅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作为一位读者， 我被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所吸引，然而，我也被其中的一些问题所困扰。
内容摘要
首先，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学术力作，为我们提供了传 播学的全面历史和理论发展。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理解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从古典传播理论到现代数字时代的传播现象，都有深入的探讨和解析。
《传播学史》：对学科根基的探索与反思
总的来说，《传播学史》是一部值得我们深思和研读的著作。尽管存在一些 翻译和理解上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传播学提供宝贵的启示。 在我看来，这部书的价值远超出一部学术著作的范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 和研究传播学的全新视角。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一路走来的脚印，也能 预见到学科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2、研究力量的加强
2、研究力量的加强
随着政策支持的增加，中国发展传播学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促进研究 力量的加强。未来将有更多的学者和专家投身于该领域，形成一支高素质、多元 化的研究队伍。
3、学术交流的深化
3、学术交流的深化
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深化将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的重要趋势。通过参与国际会 议、合作研究等方式，中国学者将有更多机会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学 科发展。此外，国内学术交流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促进不同学术观点的 碰撞和融合。
4、产业应用的拓展
4、产业应用的拓展
中国发展传播学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拓展其在产业应用方面的研 究。未来，学者们将更加如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媒体产业、公共事务、企业发展 等领域，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
结论
总体来看，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在理论创新、应用研 究等方面仍需付出更多努力。展望未来，政策支持、研究力量加强、学术交流深 化和产业应用拓展等方面将成为该领域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呼吁更多的人并参 与到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中来，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为中国的社会进步 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思考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思考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1.国外新闻传播教育学科及课程设置模式的转变在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手段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传统的媒体界限巳经被打破，传播无论是在技术上、信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的学科融合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很多国家的传媒专业教育都进行了适当的课程调整，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在2003年开始提出了所谓“大学科”的教学理念，将传统的广告、公关、媒介管理等方面的教学资源打通，重新设置专业课程。
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在2005年推出了延长新闻学学制的改革措施，为学生增添了长达10个月的课程计划，以期帮助他们用更多的时间获得科技、经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从而满足多元化社会的不同需要。
目前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传媒相关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大体划分为业务型、理论研究型和专业技术型等三大类。
业务型主要为媒介培养具有新闻采编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及精通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策略、媒介组织领导等管理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理论研究型教育致力于培养掌握信息传播活动发生的过程、机理、功能、效果等基本规律的学术型人才；专业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则集中于强化学生对媒介工具的使用能力和对新型传播技术的开发能力。
2.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发展1983年7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首次联合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高校开办新闻学系科，从此我国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专业设置突破了原有的局限，逐步形成了多类别、多层次的格局，以适应传媒行业人才市场的需求。
现代化“场”中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反思 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
《现代化“场”中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摘要：传播学是一个青春学科，20世纪40年代才在美国形成，而中国第一次对传播学进行公开研究始于1978年7月，其标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当今，在现代化“场”的背景下，在数字化进程中，传播学日益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中国的传播学也应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强劲蓬勃的发展，以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的、科学的话语体系，否则迟早会被“边缘化”或者自我边缘化，为此，我们要从原先单传西方传播研究向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比较中努力，把西方传播学理论置放在本土及其更为开阔、更为开放的现代化语境的实践“场”中进行思考，进一步就国际视野、展现自我、文化交融、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以便促进一种具有活力的多极化的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构建传播学是一个青春学科，20世纪40年代才在美国形成，而中国第一次对传播学进行公开研究始于1978年7月，其标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
传播学在中国距今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了，它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研究进程后，于20世纪末进入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的说法是：“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在中国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
”① 传播学在当今中国依然红红火火，人气旺盛，这与中国30多年来大的环境变迁分不开，中国这30多年，是在现代化的快车道中疾奔急驰的30多年，更是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巨变，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30多年，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推动了国内从组织到个人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特殊“场域”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景观同时并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传播环境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众多迫切的课题。
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引言：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传媒环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
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机遇。
本文将围绕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展开探讨，分析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趋势以及一些研究热点，旨在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传播学研究的现状1. 学科的发展：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涵盖了传媒理论、传播媒介、传播行为以及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
传播学在中国的大学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学生。
2. 研究方法的改进：近年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者们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传播现象，为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和可靠的依据。
3. 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传播学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传播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二、2021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1. 社交媒体与传播：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议题和问题。
2021年，中国的研究者将继续关注社交媒体对信息传播、舆论引导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作用。
2. 媒体融合与变革：随着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融合正在成为传媒行业的主要趋势。
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将聚焦于媒体融合的模式、影响以及对传媒产业格局的改变。
3. 受众与媒介接受：传播学要研究的对象是人，因此受众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的重要领域。
2021年，中国的研究者将关注受众的认知、态度、价值观以及媒介接受能力的研究。
4. 传媒文化与国家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加，国家形象的塑造成为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2021年，中国的研究者将进一步深入研究传媒文化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地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
传播学主题研讨发言稿范文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在这个充满智慧与活力的研讨会上，与大家共同探讨传播学这一重要领域。
在此，我将以“传播的力量与未来”为主题，分享一些个人观点和思考。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初以来，传播学经历了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再到“多向传播”的演变过程。
这一过程中，传播媒介的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早期的报纸、广播，到如今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传播内容日益丰富，传播效果也日益显著。
传播学的力量在于其对社会的影响。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能够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还能塑造舆论、引导行为。
以下是我对传播学力量的几点认识：一、传播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通过传播，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二、传播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
传播媒介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表达、参与和监督的平台，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三、传播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传播学教育有助于培养具备创新精神、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然而，传播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以下是我对传播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一、传播技术的创新。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传播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传播效果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传播内容的优化。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筛选、整合优质内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传播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传播伦理的坚守。
在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坚守道德底线，抵制虚假信息、低俗内容，传播正能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我们应该：一、加强传播学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传播人才。
二、推动传播技术创新，提高传播效果。
三、强化传播伦理建设，确保传播内容健康向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同仁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携手共进，以传播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共创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_传播学访谈录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传播学访谈录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
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
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
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
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
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
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
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
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_源于_传播学史_一种传记式的方法_的启发(1)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传媒文化社会新闻抓猎奇点，娱乐新闻抓与情色和隐私最相关的点，有了这些浅层次的既容易抓取、又吸引人眼球的卖点，自然没有哪家民营网站愿意在立意创新、报道深度上下功夫。
长此以往，造成了民营视频网站在社会与娱乐新闻上的同质化，进而造成了各民营视频网站新闻整体风格上的同质化。
这种情况不利于民营网站的自身特色的创立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此外，猎奇性的社会新闻和低级趣味的娱乐新闻缺乏正确的新闻导向，不利于国民精神文明的构建。
不论是猎奇性还是低级趣味性，都呈现出“黄色新闻” 的倾向。
首先，这些网络视频新闻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刺激性的画面为主打，在文字报道方面，内容往往浮于事件现象本身，缺乏深入采访以及跟踪报道；或是只突出猎奇点，未交代事件背后的故事。
部分自拍新闻连新闻最基本的五要素都语焉不详，只有惊悚的标题和画面，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新闻。
这使受众除了感官上的刺激或听故事的愉悦之外，无法开展理性的思考与认知，不利于其理性思维习惯的养成。
另外，通过突出事故或灾祸的惨烈性以及个人生活的隐私和负面因素来提高关注度，漠视当事人的情感、尊严，漠视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种报道方式不仅违背了客观性原则，也缺乏人性化，不利于构建积极健康的国民素质。
民营网站视频新闻对传统新闻价值的偏离，既是抢夺受众的竞争的产物，也是网络监督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
在这一情况下，对网络视频新闻的规范与引导成为必要。
首先，国家要加强对网络新闻的把关，声画兼备的特性使视频新闻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病毒式传播的潜力，因此必须做好网络视频新闻的“把关人”。
另外，从运作模式上来说，目前我国网络视频行业主要收入是广告，而广告商看重的是网站受众的数量，这使得该行业的收益主要由流量、点击率决定，这一点也是很多视频网站以低劣手段迎合观众口味的根源。
“所有媒体都试图揣摩出如何改变新闻及其表现形式才能够吸引对它们来说最有利可图的那部分受众。
”如何建立更加完整的商业模式，这也是当下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浅谈健康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浅谈健康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
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
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
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
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
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
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将健康和医疗当做社会问题并使用相当的手段予以解决，开始了流行病学研究。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很多疾病可以或者即将被根除，但是社会与环境因素影响着健康和疾病的模式。
美国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变迁对身体的影响、分析健康的社会基础、健康和疾病与社会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早期的在医学中的“治疗性传播”（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概念，随即在1971年，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出现，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
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学研究在我国进行的时间并不长。
我国卫生界、新闻界历史上都有意识地利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介绍卫生及健康知识。
但长期以来，有关健康知识的“知”“信”“行”基本上局限于“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的范畴。
健康传播概念在大陆的确认、健康传播学的提出，最初并不是源自传播学界，而是始自健康教育学界。
1987年，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传播学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等问题。
1989年—199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第四期卫生合作项目中，增加了健康教育项目，目的是广泛传播妇幼保健知识。
健康信息的传播及传播技巧的培训问题得到了强调。
由此，健康传播概念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从完整意义上得到了确认。
何谓“健康传播”？一种较为通行的定义是：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
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析
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析摘要传播学自20世纪40年诞生于美国，并在70年代引进我国以后，其中国化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可是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要怎样才能更好的中国化？笔者认为“传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许多相关学科的影响，在众多的相关学科中，作为同是社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影响尤为突出。
”本文试图从中国化成果较为成功心理学中找寻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传播学；心理学；中国化1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30多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近十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关于传播学是否需要中国化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以陈力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还是反对传播学中国化的提法，他的《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中写到，对于传播学中国化的提法要谨慎，他认为传播学中国化的提法就意味着是中国的传播学，这样很难。
比如我们在一些理科的提法上不能说中国的化学或者中国的数学，那么也没有必要非要提出中国的传播学。
1.1学科性质的要求通过分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可以发现这种提法不是那么全面。
对自然学科来说，很多公式、公理可以适用于很多方面。
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现研究课题、确定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以及表述研究成果都与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有关。
因此，研究成果的普遍性常常要考虑所研究地区环境的特定性。
传播学是边缘学科，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人不仅具有自然性，又同时具备社会性，研究者的情况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
基于对不同于西欧的地区文化进行考察后，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民族都存在的特定的传播方式，并且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与环境塑密切相关。
”因此，一国或者同一种文化下的传播学成果不可能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中国化是其学科性质的必然要求。
1.2文化差异的必然从文化差异性来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不仅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源远流长，而且底蕴深厚，今天很多中国文化都逐渐被西化，但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源头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性。
发展传播学浅谈
发展传播学浅谈发展传播是指传播﹑传授﹑表达﹑传递和散步的意思，是将个体的物质或能量传递给他众多个体的过程；是将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思想﹑观点传达给大家并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传播学的发展传播研究最初托庇于社会心理学，尤其受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的影响最深。
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改变圈子里，一味的探讨传播媒介的效力和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界到五十年代末便普遍陷入苦闷焦虑之中，感到前途渺茫。
但50年代传播学有一项进展却异常突出，这就是传播模式的兴旺。
进入60年代后，传播学才开始逐渐走出低谷，恢复元气。
进入70年代，传播研究更呈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之势。
研究的重点则从包罗万象的整体化建构，转向分门别类的深层化探索。
今天传播学在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地区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
二．基本观点（一）丹尼斯·麦奎尔：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
1、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2、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3、支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威廉·哈森：具体化5个方面1、所有大众传播工具都应由政府进行调动，完成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伟大任务；2、媒体因此应该支持政府，而不应对它挑战。
因此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3、信息（或真相）因此成为国家财产，它是一种稀有的国有资源，必须被用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目标服务。
4、一个暗含、并不经常被表述的观点是：当大多数实行发展理念的国家仍不得不面对包括疾病、文盲以及种族在内的种种问题时，个人言论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批评者认为这种理念为旧式极权主义提供适时的理论基础）。
5、这种提倡媒体应接受指导的理念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外国记者进出国境，以及穿越国境的新闻流动进行控制方面，每个国家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具体理论和人物（一）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访谈：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访谈：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教授记：众所周知，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大陆最早介绍传播学的院校，您认为复旦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有哪些特色？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些年复旦的传播学研究？张：要讲复旦传播学研究的特色，首先是起步最早、影响深远。
她的贡献和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时间相关联。
传播学的引入分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可惜很快就中断了；近期引入是在70年代末，当时在复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薄薄的小册子，影响很大。
其次，复旦师资力量比较强，因为有一批人，代表人物就是郑北渭教授。
他于50年代特意从海外回到祖国，可是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专长，到70年代末，才有机会做了一些工作。
后来年龄大了，就到美国安度晚年了。
他和另外一些老师像陈韵昭教授等，在引入传播学方面所做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再次，复旦培养了一批传播学人才，如居延安、俞旭、祝建华、赵心树、陈怀林等。
不过，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复旦传播学研究有一个低谷，包括培养的人和被培养的人很多都出国了，即所谓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当时复旦把很多年轻人送到国外去学习，希望他们回来发挥更大作用，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不再回来，并且大多改行，另谋出路了。
在1992年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局面逐步改观。
一方面，教师的待遇多少有些提高；另一方面，毕竟总有一些人认为做这个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坚守岗位，所以这支队伍又陆陆续续增加了新生力量，重新壮大起来。
记：目前，复旦的传播学研究正着力做哪些工作？张：由于复旦最初是有明显优势的，这种优势后来受到很大削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建优势，这不单是指恢复到当年水准──事实上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是指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应大大超过当年，努力向亚洲、世界先进水准的目标前进。
重建优势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抓青年教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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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传播学访谈录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
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
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
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
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
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
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
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
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
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间接侵略”、“煽动”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93吹信息的自由流动,简单地把自由表达等同于个人在商品市场当中的自由交换,这恰恰是以传播学为伪装来服务于美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发展逻辑上来说更加注重服务行政性质和市场服务的管理,功能性的长处在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脉络很清楚。
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直接服务于政治传播的政治营销(Political Marketing)就是从美国传入欧洲的。
我最近看到国内出版了一本属于国家正式研究课题的书,是研究中国的领导人形象设计的,这说明政治营销现在好像也进入了中国。
西方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学派的影响,这其中有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一面,尤其是推动包括文化工业在内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性化方面。
但传播学理论从70年代以后在理论上的拓展和延伸很大,概念层次越来越丰富,国内要开展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首先有必要开阔视野,从国外的学术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分析总结出一些能够被我们借鉴和汲取的内容。
没有学术积累就没有比较,学术对话就无依据。
我认为首先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的传播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思想。
因为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传播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把传播的意义纳入社会再生产的范畴。
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 de la HA YE)对马恩的传播学理论进行过专门研究。
②他认为,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
其次是研究传递信息的工具如何加速信息的扩散和扩大传播范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物主义的传播观,那就是传播问题仅仅在生产和流通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手段要与生产手段相对应,是生产方式的有机因素。
马恩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观念来看待传播的发展创造出与封建秩序、封建行会、禁欲主义及其人际关系断裂的条件;一个是在什么经济形式下表达出这些成功的突破。
围绕着对“资本”的逻辑分析,马恩揭示出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这就是用时间手段来打破空间,这差不多预示了从此以后的传播发展的逻辑,如今天的直播新闻、电子交易和移动通讯等。
戴拉海从解读马恩的传播理论出发,把传播看作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一个范畴:它传递和构成了生产关系,它维持和加固了生产领域的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
③而且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出发指出传播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元素,是建构一种人的社会个性的要素,这意味着传播行为本身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
现代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的大规模运用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扩张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是: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④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播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传播学界,研究的硬件范围主要有三大板块:电信、媒介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电信板块包括电话、图文信息、通讯卫星、传真、远程数据传输、调制解调器、数据库等;媒介板块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广告,与之相关的有通讯社、文字处理、编辑出版;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这个板块主要包括多媒体应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络,这几块都属于社会的生产性领域。
把软科学与硬科学相结合,是04西方传播学目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扩大了学术的社会服务面和影响面。
您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总体印象如何?对其中显现出来的特色、水平、规模、对传播业的影响等问题有什么看法?答: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80年代,我是局外人。
后来,在法国攻读传播学的时候,才感受到传播学可能在中国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会很大,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经济结构的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开放的现实推动传播学在社会调解和文化创新中有较大的发挥余地来对社会发展进行阐释和辩护。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很多在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并不在制度身份上从属于专业性的新闻或传播结构,这充分说明传播学研究活动的普遍应用价值。
尽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在一些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似乎还在起步,深度不足,广度也不够,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探讨:第一,要扩大学术思维,从观念上逐步消解“禁区”。
比如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传播学,但是当你看到“领导人的媒介形象设计”这样的正式课题时,恐怕只有传播学才能对此作出解释。
有人说,传播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如文化研究学派或政治经济学批评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
第二,要扩大学术范围。
传播学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对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的渗透从生产体制到心理流程都是全方位的,其学术活动的参照系就决不仅仅限于新闻活动,而是跟很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发生联系,西方没有一个方法论是具有垄断地位的。
结合到中国,迫切需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当中汲取传播学研究的内容,比如企业传播、社区传播和媒介化扩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逻辑。
第二,要扩大人才来源。
在知识爆炸和学科交叉的时代,人才的培养机制当中,学校教育、个人资质和社会需求是合为一体的。
由于传播学本身的学术性和实践性比较强,不能指望老模具做出新产品,要从各个相关学科中逐渐组合一批人才,分工合作,逐步形成能够满足中国社会现实发展需要的教学、科研体制。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应当使传播学的发展更好地贴近社会现实和传播实践。
1992年以后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活动也越来越媒介化,传播的味道越来越重,因为整个社会关系在重新建构。
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关系的调整主要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十五大所肯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元化。
而作为一种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结果是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
我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传播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实的一个理论出发点。
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点之一是没有延伸和扩大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这是因为理论储备不足或理论勇气有限。
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如果不能阐释媒介活动,不能透视新闻实践,不能解析社会现象,不能对信息传播时代的经济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咨询和市场服务,当然就不会产生学术上的影响力。
其次,要注意处理好传播学的内部学术建设问题,要练内功。
从内部来讲,国内搞传播学研究的人相互之间缺乏流畅的学术沟通,这里面除去学科管理零乱和科研经费不足外,应该说还缺乏学术活动的组织,专业人力资源没有一个很好的力量组合和学术分工,这样搞来搞去,低水平重复的风险很大,我们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几本大同小异的教科书。
尤其是在14今天传播全球化的时代更要考虑到跟国际学术标准接轨的问题,连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都似是而非如何可能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