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20年

传播学在中国20年[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发展轨迹亮点未来走向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

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

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

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

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而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

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

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

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 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

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

改革开放，是传播学在中国呱呱坠地的催生剂、助产士。

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传播学这个新生儿、外来户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惟一的选择就是融入实践。

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信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今天的“新闻学”已逐渐被“新闻传播学”所取代；其次是对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是促使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艰难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是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实务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

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余波至今未息。

洋为中用——中国化与本土化如果说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入在中国新闻界起到振聋发聩的冲击作用，直接为新时期的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的话，那么与此并行的研究也开始更多地向纵深发展，更多地关注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

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 字方针，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而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此后传播学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汇集、梳理、分析、运用。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年），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年），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0年），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年），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1995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年）等等。

与此同时，传播学者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开展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受众调查、民意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如陈崇山、弥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6年），赵水福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年），柯惠新、张帆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1991年），喻国明有关报纸读者的调查分析(1995年），丁俊杰、黄升民主持的中国城市消费调查（1996年至今）等等，传媒常有报道，影响较为广泛。

尽管如此，20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是以“概论”形式出版的，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界已经开始了富有探索性的尝试，出现了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作品。

如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1990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者合作、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年）等。

前者设立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作者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的同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并将它融入中国的大众传播实践，更多地以中国文化传统作为背景和参照，以中国国情为坐标，显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世纪主题——趋向多元与精致世纪之交的中国传播学，在经历了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

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分支方向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日益深化。

作为一门多级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涉及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还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及相关的技术学科，是在人文科学和岛然科学的交合点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综合科学。

这一“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的基本走向，也是它在现代及未来社会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的重要原因。

正在研究中的传播学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边缘相当发达，如“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科技进步与传播发展”等相关课题日益成为中国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

传播学学科本身的多元化也导致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除运用对传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定量研究方法之外，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开始运用，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使得传播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研究方法或就方法本身进行研究者尚不多见，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力度和系统化也还有待加强。

传播学发展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当我们勾勒传播学在中国的基本态势，描绘其发展轨迹时，有几个亮点不容忽视：寥若晨星的零散译介传播学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开来，除了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外，早期为数不多的译作为我们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及资料来源，功不可没。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表了郑北渭教授撰写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虽然只是登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的两篇介绍性文章，却如同一石击水，在当时一片平静的国内新闻界掀起波澜。

在此后的整个80年代，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属于学习和应用阶段。

除由中国大陆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本评介传播学的著作《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外，较有代表性的译作包括：[美]威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资料，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美]沃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特：《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日）竹内郁郎主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为数不多的译本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大陆传播学寂寥的夜空。

日益规范的各届研讨会回顾传播学在中国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提起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从1982年的第一次算起，至今已经成功举行了 6届。

这6次研讨会每次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在规模、规范等方面渐次扩展、完善：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参加者只有二十几人，除黄可凤、张黎等人翻译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其他论文。

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后来的传播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16字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会议还将开展传播学教育、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对后来一系列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动员和组织作用1986年在黄山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上，己有学者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则出现了一批与中国传媒实践结合起来的课题；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四次研讨会开始关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着重讨论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1997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五次研讨会上，大陆、台湾、香港的传播学者首次欢聚一堂、共同探讨；199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六次传播学年会，首次尝试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较规范的国际会议的操作方式，规模、议题、质量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拓展，成为世纪之交名副其实的传播学盛会。

影响深远的受众调查要论传播学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受众调查的兴起。

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七七级一批敏锐的学生，就曾用刚刚习得的传播学方法，尝试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开展调查，进行现在传播学很时兴的“受众研究”，当时正赶上林彪江青集团受审。

他们抓住这一重大新闻，及时调查受众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一消息的。

尽管调查规模很小，但因其时间较早而产生了一定影响。

大规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当属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共同发起的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