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20年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发展轨迹亮点未来走向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而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 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

改革开放，是传播学在中国呱呱坠地的催生剂、助产士。

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

传播学这个新生儿、外来户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惟一的选择就是融入实践。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信息”、

“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今天的“新闻学”已逐渐被“新闻传播学”所取代；其次是对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是促使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艰难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是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实务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余波至今未息。

洋为中用——中国化与本土化

如果说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入在中国新闻界起到振聋发聩的冲击作用，直接为新时期的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的话，那么与此并行的研究也开始更多地向纵深发展，更多地关注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 字方针，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而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此后传播学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年），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年），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0年），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

引论》（1993年），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1995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年）等等。与此同时，传播学者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开展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受众调查、民意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如陈崇山、弥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6年），赵水福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年），柯惠新、张帆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1991年），喻国明有关报纸读者的调查分析(1995年），丁俊杰、黄升民主持的中国城市消费调查（1996年至今）等等，

传媒常有报道，影响较为广泛。

尽管如此，20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是以“概论”形式出版的，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界已经开始了富有探索性的尝试，出现了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作品。如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

(1990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者合作、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年）等。前者设立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作者在借鉴西方

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的同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并将它融入中国的大众传播实践，更多地以中国文化传统作为背景和参照，以中国国情为坐标，显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世纪主题——趋向多元与精致

世纪之交的中国传播学，在经历了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分支方向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日益深化。作为一门多级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涉及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还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及相关的技术学科，是在人文科学和岛然科学的交合点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综合科学。这一“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的基本走向，也是它在现代及未来社会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的重要原因。正在研究中的传播学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边缘相当发达，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