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旁证发覆李光摩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一般读者都会认为它所描绘的桃花源就是一个为逃避嬴秦暴政而建立的人间乐土，它的原型地应该在江南地区，甚至就是文中所提到的武陵。然而，1936年初，陈寅恪在《清华学报》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以下简称《旁证》）一文，提出颇为出人意表的看法，即桃花源应在北方之弘农或商洛一带，而桃源之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对这一结论的提出，学界似乎一直无人回应，犹如隐在山间的桃花源，乏人问津。二十年后，史学名家唐长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而陈寅恪的观点并没有因唐长孺的质疑有所改变。时至今日，学界对陈寅恪的说法依然是质疑多于信从。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学术公案。

一

我们先看一看《旁证》一文的结构，全文可分四部分：

（1）指出《桃花源记》有寓意、纪实之分，本文仅就纪实立论，与寓意无关。

（2）论述坞堡与桃花源的关系。西晋末年，西北不能南迁之人据坞壁以自救。东晋末年，戴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姚秦，所过之地即有檀山坞、桃原等坞堡。陶渊明的朋友羊长史衔使秦川，疑其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之见闻，《桃花源记》即取材于此。又，陶渊明与《搜神后记》实有关联，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纪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事，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此二事混合而成。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又，桃花源事既由戴延之溯洛水至檀山坞与桃原皇天原二事牵混为一而成，故推论其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3）桃花源的现实性。陶诗《拟古》第二首载汉末田子泰入徐无山营堡而居，百姓归之的故事，

与2012年第6期

《桃花源记旁证》发覆

李光摩

作者简介李光摩，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61）。

[摘要]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提出了对《桃花源记》颇为出人意表的解释，引起唐长孺等学者的质

疑。由于质疑者不理解陈寅恪的论证方法及立意所在，因而论辩双方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集，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事实上，桃花源的原型在江南抑或西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因桃花源而兴起的关于坞堡的历史想象与现实寄托。《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意在借鉴历史上西北坞堡之经验，考古证今，化虚为实，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关头，提示国人在西北地区创立现实版的桃花源，藉以保存种族及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桃花源记旁证》就是陈寅恪的一篇政论。

[关键词]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坞堡考古证今现实桃花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6-0139-06

139--

桃源之避秦颇为类似。又，苏东坡《和桃花源诗序》亦肯定桃源故事的人间性。

（4）归为甲乙丙丁戊五条结论：（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写成；（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

之后，陈寅恪曾对此文做过修订，在论述坞壁部分的最前面又增加了两条关于坞壁的例证，一是《晋书》八八《孝友传》关于庾衮的材料，一是《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载庾衮《保聚图》一卷；文章最后又增加一条关于坞壁的补记，即从居延汉简和《后汉书·西羌传》参证坞壁与西北具有明确关系。至于文章观点，一仍其旧，未作变动。①

按照近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规范，陈寅恪的论证显然不够周详，结论的得出也有明显推测的成分。因此，学界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1956年，被学界视为陈寅恪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一人的唐长孺，撰写《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对陈寅恪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陈寅恪“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又以皇天原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于是得出桃花源在弘农或商洛一带，而其人所避之秦为苻秦的结论，如果只就这些结论来看，“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又说，“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1]大致说来，唐长孺认为陈寅恪的看法多是推测，缺乏实证的支持。

劳榦早年曾旁听过陈寅恪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但他在桃花源原型上却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是不希望把桃花源放在豫西崤函之际的。这一带在陇海铁路尚未完工以前，我曾经坐骡车往返于西安和观音堂之间，我的印象这一带都是干枯的黄土峡谷，除去灵宝县还有些白杨和枣树以外，没看到桃花，尤其是一点竹子也没有。‘良田美池桑竹之胜’，总觉得放在长江流域，心里才比较合适。”[2]逯耀东也在《何处是桃源》一文中说：“以他的功力应是百无一失的，但偶然也会稍有偏差。”[3]显然，他也认为陈寅恪关于桃花源的论述是不可靠的。陶集的部分校笺者也不同意陈寅恪的这一说法。如龚斌就说：“陈寅恪氏据地志中有桃源、桃林、桃花塞、桃林宫之名，遂谓桃源在北方，渊明或得知刘裕参军戴延之入关途中之见闻。此殆臆说而已。”[4]杨勇也说：“近人陈寅恪有《桃花源记旁证》，言之益凿，不足信也。盖陶公此作，要在求一寄托，陈则解之太实，与陶公本趣，离之又远矣。”[5]一般读者从原作出发，大都不能认同陈寅恪的结论。武陵渔人，乘舟，缘溪行，桃花林，芳草鲜美，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一切显然与西北较为干旱之地不协调。因此，唐长孺诸人的质疑，无疑会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同。如胡宝国就说：“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令人不能不信服。”[6]这个看法可能代表了学界的主流意见。

如果这些学者的质疑是正确的话，那么，陈寅恪的研究就很成问题了。他似乎连简单的学术规范都不懂，竟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被视为“能发千古之覆的史学大师”、“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难道是浪得虚名？然而，问题不会这么简单。陈寅恪写作此文时已46岁，作为学术研究者，这已是十分成熟的年龄，十年后又为原文增补材料，观点一仍其旧；晚年编辑文集，作者亦将此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这表明，此文是作者精心结撰之作，其观点始终未变。

①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1936年1月。修订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金明馆丛稿初编》。

--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