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特征

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特征

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特征

引言

一份体面而又收入较高的工作,中级轿车,高尚的住宅小区或连体别墅,知名品牌用品,休闲旅游等,正成为中国瓣一代知识青年的追求目标.也是对于中国中产阶级最常见的描述.

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又或是中等收入阶层),无论你承不承认,肯定或否定,这个群体已经出现在中国的社会中,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个群体正以自身的力量,意识形态影响着我们的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20世纪后半叶,以欲望为核心的消费主义文化,变成后工业社会的加速器,在商业社会中,消费已经不仅是一种经济实用的过程,更是一种涉及到价值符号与象征的社会文化活动，消费不再以需要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无限的欲望之上，欲望根源于消费行为所蕴涵的意义，某人拥有愈多选择自由，以及能够自由运用的选择愈多，那么他在社会阶层里的位置便愈高。可以期待的公众尊重和自尊就愈多，并且更为接近美好生活的理想。消费者之所以越来越丰富的消费，不是出于吃喝拉撒住等生理上的渴望，而是通过消费在大众面前表现享乐的权利和荣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外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着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新的消费文化正在中国形成，而中产阶级成为中国新消费文化的引导主体。

从新富阶层到中产阶级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与现代化的发展

共同演进，并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相对稳定的三级社会阶层架构，这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过程的共同现象。而中产阶级发育不成熟的两级社会阶层架构往往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中产阶级不发达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要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的特征，首先要了解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过程，以及这个阶层的特点。

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的动荡和调整阶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被培育并日益壮大。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1992年形成的旧中间阶层（新富阶层），这一阶段衍生的中间阶层是否能称为中产阶级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若从社会学分层角度，即经济、教育、文化综合因素考虑，其中相当一大部分人不能列入中产阶级框架，但若从经济学分层意义看，即收入与消费角度考量，他们又是现代中国最早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二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除去，是比较符合中产阶级基本定义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划分，一方面能从历史的主线探索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纵向沿革体系；另一方面，新富阶层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不应该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体。

新富阶层被培育（1978-1992）产生背景：

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转变，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从政策变动轨迹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再现在宪法。政策的变动直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当时个体户的名称并不好听，

所以能在国营，集体单位发展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业，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教育、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和在原有在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职人员，乡镇农民等构成了个体、私营主流。

同时，收入分配政策作出了调整，允许一部分人物富起来，希望以此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当时深刻触动人们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税收、行业经营与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经济制度有弹性、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甚至是利用政策间隙与漏洞，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新富阶层。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中国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阶层。

新富阶层的构成：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

拥有一定权利的干部；

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

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经纪人、各类明星；

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

特征：

细分中国新富阶层，基本分属三大类型：

一是个体户，私营业主，乡镇企业主，这是新富阶层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这部分人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大多处于底层，属于社会外境与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体力经济精英），他们因最早与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市场体系下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这部分人普通缺乏良好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类的新富，其财富的积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靠勤奋、节俭起家，并较好的把握政策与市场的机遇，由小到大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如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兄弟就是靠养鸡起家。另一种是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点或不合法的渠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敛聚。

二是有一定权力的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

的职员，各类经纪人、各类明星。大约占新富阶层比重的20%-25%左右。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比较复杂，1993年以前，中国干部（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老总们）的薪水差距还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能略高于一般民众，但远够不上新富阶层（当时社会对新富的评价标准是80年代前、中期的万元户、末期的10万元户，90年代上半期的百万元户）；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资源控制模式，这样分权，控权的不断转换，使握有一定实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门的职员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等，可以实现权力、资源与钱财的交换，透过寻租行为，聚俭财富。同样，一些身在短缺资源行为的职员也能利用其行业的强势地位，实现资源与金钱的交换，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处于控索阶段，由于共产党自创建以来一直采用市场模式，因此制度构建、管理、法律与税收制度均处于薄弱混乱状态，这就使得许多人可以钻政策与法律的漏洞，通过走私、诈骗、盗版、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获取高额非正当利润。这咱现象至今也还存在，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总有人不惜代价冒险。

早期的新富阶层大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属于文化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多种综合因素，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社会地位基本不被社会认可，用韦伯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考量，新富阶层的财富、权利与声望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民众与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阶层不能称为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的财富根本不稳，可能会因为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产的地位与财富，新富阶层的后两类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状况。而第一类群体则与19世纪西方国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为主体构成旧中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类似。只是中国20多年的迅速发展将多种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集中和浓缩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度构建又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从而使得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合法与灰色特征更为明显。

因此，人们的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阶层中某些群体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