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简况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简况20 世纪40 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工人失业、贫困人口激增等问题也给社会造成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为了稳定民心，修复战争创伤，此时的英国政府便建立了人们所熟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而这种模式的长期发展也带给英国很多的发展弊病。

不断攀升的社会福利支出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失灵凸显。

此后的政府不断进行改革来修正这些问题。

改革大致经历了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两个时期。

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就是抛弃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旧观念，转而挖掘更多的市场力量，让自由竞争之风吹入公共服务领域。

（1）撒切尔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20世70年代末至90 年代）1979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面对诸多发展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

这次改革中，英国政府不仅仅是把公共服务项目推向市场，让各个市场主体进行竞争，甚至要求地方政府也必须参与到竞争中，这样就使个人和团体有机会在地方政府手中争得部分服务项目。

并且英国政府还推出专门的法案，以推进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改革。

1988 年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必须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履行。

这个法案就是禁止所有的地方政府对基础公共服务垄断，而是通过竞争性投标来提供地方的基础性公共服务。

这种投标是强制性的，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开始与私人部门开展竞争，谁的成本低廉并且提供的服务效果好，谁就能获得这些公共事务。

撒切尔政府的公共服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善了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了效率。

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改革的局限性：公共财政开支并没有显著降低。

撒切尔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是削减财政开支，但是从实际数据来看，改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财政支出迅速增长的势头。

并且1978——1979 年度和1989——1990 年度，财政支出实际还增长了11%。

与此同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也并没有缓解。

（2）布莱尔政府多元治理模式（20 世纪90 年代至今）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民众收入的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

因此消费需求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因而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并更加多样化。

面对民众多元化需求的局面，布莱尔政府在总结前面历届政府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战略——即在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承诺“更好地制定政策、更好地回应公民的需求、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这种模式改变了“福利国家”完全依靠政府办福利的方式，将其变成了社会事业，由社会办福利。

首先，布莱尔政府将以往政府操办一切的依赖型福利模式转变为由政府、企业、公民个人等多方共同参与和分担的公共事业。

例如鼓励社会办福利以及进行单位保险、商业保险，这样既减轻了政府负担，也提高了经济效率。

其次是提出了公共服务的最佳价值模式。

这套模式由英国政府立法通过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核心原则是“挑战、比较、协商、竞争”。

最佳价值模式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上倾注更多的责任意识；并且也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决定公共服务提供的内容，然后依据其特点，采取包括公共服务外包在内的多种方式来供给服务。

再次，布莱尔政府主张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组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些私人部门也包括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部门。

政府、市场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合作理念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这也使得英国的第三部门发展蓬勃，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经过20 多年的发展改革，公共服务市场在英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和完善。

有数据表明，在2006——2007 年，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公共服务是由私人部门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

根据200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调查，仅养老护理服务一项，英国政府纳入市场竞争的项目总价值就已经达到了15 亿英镑。

在美国，普遍采用的公共服务外包方式就是合同外包，特别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同外包采用的更为普遍。

早在1992 年美国就已经至少有23%的公共服务是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提供的。

萨瓦斯甚至在《民营化与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中》举例说：拥有40000人口的加州拉米拉达市曾把60多个服务项目承包给民营企业，而该市仅有55个公务员。

洛杉矶县审计局曾对该县1979——1987 年签订的六百多项承包合同进行审查，这些合同涉及市政建设、道路维护、医护服务、安保服务等领域。

承包合同总额达 1.82亿美元，与以前由政府直接进行生产所需的 2.68 亿美元成本相比，节省了8600 万美元，合同外包节约成本35%。

近三千个政府职位被裁减，占县政府雇员总数约4%。

之后进行的一项研究概括了该县10 年的相关业绩：共有812 项承包合同，合同总额 5.08 亿美元，节约成本 1.93 亿美元，；近五千个政府职位被裁减，占县政府雇员总数的7%，并且真正失业的只有少一部分人。

因此，在这里，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其所扮演的角色所需考虑的是如何做好一个精明理性的购买者。

所以这个过程可以归纳为：由政府决策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与私人部门签订合同来安排购买其所需的服务内容，根据合同要求对私人部门进行监督和评估，并支付合理费用。

法国政府早在17 世纪就利用私人部门的力量来铸造军舰以及修建港口，不但弥补了财政短缺的情况，还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海军。

当时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授权经营，之后这一方式不断地被法国政府拿来应用，无论是修建运河和桥梁，还是开发经营铁路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等城市基础设施，委托经营都显示出其高效性。

到了现代，尤其是1970 年之后，这种方法更是不断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模式和理论，并广泛的应用于道路建设、无线通讯、垃圾回收、供水供电、有线电视、污水处理、供暖系统、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经营。

与其他国家的公共服务改革相比，法国政府是试图在公共部门干预和私人部门参与之间，寻求一条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力求高效与均衡之路。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简况我国大致于20 世纪90 年代才开始对公共服务外包的研究，起步比较晚。

由于公共服务外包在我国尚属于“新面孔”，所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多在必要性、可行性的讨论方面。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事业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运用面也不是非常广泛。

但是，近些年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在汲取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的公共服务外包事业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主要是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南部沿海城市发端的。

如1994年，由于政府资源相对缺乏，泉州刺洞大桥的建设就采用了BOT 的方式。

大桥由四家公司合资兴建，开创了国内国资引导民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

又如1995 年，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与社会组织——基督教青年会进行合作，将兴建的罗山市民休闲中心委托其进行管理，之后在1998 年又向其委托了政府养老服务。

进入新世纪，全国许多城市陆续开始对公共服务外包进行探索实践，不仅在地域上有所扩大，在外包的内容上也扩大到了教育科技服务、社区管理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城市综合治理服务、在就业培训服务、资质评估审查等诸多领域。

2001 年，广东省云浮市进行了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撤消了包括园林管理处在内的多家事业单位，把公用事业推向社会。

2008 年，山东潍坊奎文区出台政策，为困难高龄的孤寡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其承包方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区老年人协会。

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孤寡老人的生活难题，也解决了社区下岗人员的二次就业问题。

总的来说，合同外包已经是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所普遍采用的外包方式。

从环卫服务的公开招标（如广州、沈阳、昆明的环卫合同外包等），到社会福利项目委托给民间组织承担（如上海罗山市民休闲中心委托给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管理等），再到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领域众多委托给民间经营的项目，都是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形式的具体运用。

特许经营主要在基础领域实施。

建设部于2002 年颁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特许经营的范围在该意见中首次被放宽。

其鼓励各种形式的社会资金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改变了以往大型特许经营项目，特别是外资参与项目必须由国家计划部门审批的格局，标志着我国特许经营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2004 年 3 月，建设部发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该办法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界定。

目前，改革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已走得较远，如在被认为是应由政府包揽的自然垄断的管网型公用事业中引入民间资本。

新奥燃气集团在廊坊、聊城等地城市管道燃气领域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行服务就是一例。

公共服务外包旨在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政府部门原来直接生产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或者非营利组织。

通过外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满足公众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发展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我国应从中总结规律，探索适宜我国的外包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已有很多地区引入公共服务外包，并在不同领域成功开展。

公共服务外包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在今后的普及中，各地政府不应照搬国外经验，而是要因地制宜，选用最佳模式三．互联网背景下社会保险征缴服务外包可行性有鉴于国内外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的历程，互联网背景下社会保险征缴服务的外包还是大有可为的。

从理论上来讲，征缴服务的外包可以一试，但从实践上来说还需要更多理论依据的支持和论证。

并且必须要结合实际国情探讨实施的可行性。

因此这一命题的可行性论证包含以下几点（1）理论上的可行性。

是否属于可公共服务可以外包的范畴。

（2）实践上的困难，政府层面的顾虑，以及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制度政策上的缺乏等结合具体国情。

关注社会保险征缴现今已经非常重要，如何解决现实中社会保险征缴的困境迫在眉睫。

通过研究社会保险征缴服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外包，使民众能更好的享受社会保险服务，构建良好地社会保障体系。